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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会”。在我结婚之前，同学极力撺掇我做好衣服，还陪着我到著名的服装店，挑选面料做了一身西装。对于流行面料与色彩的知识，我也多有受益，比如，对于女式呢的喜好，就是在那个时期养成的。有一件穿小了，又做了一件。有一个同学是正统的淑女，着装朴素，终年穿裤子。我们便发起一个改造她的运动，有人负责买裁片，我负责做，另有同学负责索边，半强迫地动员她穿裙子。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喜悦，这是实用与艺术与情感的最佳结合。
生了孩子以后，我又陷入往日的家务劳动。做女红更是其中不可摆脱的内容，而且实用性强，艺术性则比较差。从婴儿的被褥到小衣服，都需要动手做。幸亏有家人们的帮助，还不至于顾此失彼。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八十年代中期，幼儿的衣物也是买不到的，王府井的少儿商店出售的都是三岁以上孩子的衣物，品种也很有限。特别是幼儿的棉制品，更是有钱也买不着。给孩子做衣服是当年一件大事，从棉到单都要靠一双手。经常是借了别人的样子琢磨着裁剪，利用各种旧料子翻改，既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有限的钱。打毛衣则是利用看电视的时间，或者是熟朋友来聊天的空档。即使在孩子长大以后，商品经济活跃的九十年代，我基本不做衣服，毛活也多数是由亲戚帮忙。只是买不到合适的，才自己动手。而且还有身体和精神都不适宜读书写作的时候，自我调整的最佳方式就是打毛衣。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好，毛线的价钱又很便宜，家人的毛衣不是小了就是破了，便买了不少毛线打起来。只是技术荒疏多年，效果远不如前，但还是可以体会到创作的快乐。我用各种颜色的零散毛线，为儿子织了一件大色块的毛背心，对比鲜明式样大方，不少人问是从那里买的。后来听说，打毛衣活动手指，可以防止心脏病，我深以为然。
时间与财力稍微充裕了一些，我便开始注意自己的着装。首选的面料是民族传统的工艺，各种印花布、扎染和蜡染，都是我喜欢的东西。不仅是古朴的图案，也包括厚实的布料，它让我感觉舒适可靠。一件仿蜡染的兰花斜裙，是用几元人民币从地摊上买来的，朋友看见都说好，穿了将近十年还舍不得丢掉。一件柞蚕绸的直筒扎染裙，是在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买来的，也穿了十年，至今还当礼服用。居委会原先裁缝铺的小老板是一位善于革新的年轻人，我经常设计好样式请他做。他原在东北干活，他说那里钱赚得少，但是活儿好做。这就是居住在北京的好处，人的观念比较开放，生活方式选择的余地也大，首先体现在着装风格的个人化。去年年底，手头略有余钱，又发现附近的一家裁缝店做中式棉袄。立即把结婚时母亲赠的一斤丝绵和一块绿花缎找出来，送去做了一件棉袄。同时又到白孔雀买来了一块蓝印花布，配着做了一件罩衣。春节的时候穿回家，全家人都觉得喜兴。
儿子在东北读书，冬天居然不肯穿羽绒衣。这使我很担心，决定为他打一件厚毛衣。找出他小时候的一身旧红毛衣裤，拆开洗过重新打，想赶在他开学以前穿走。朋友问起，何不去买一件。答曰，有跑商场的时间，自己也打出来了。找出多年不用的粗细毛衣针，回忆着各种针法，不分昼夜地赶起来。在他临行的那天下午，我只剩一个袖口没有打完，估计着时间没有问题，一定能让他穿着走。就在他即将出门的前一个钟头，一件悲惨的事情发生了，线不够了，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送走他之后，又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当年用同一种毛线打的一顶小帽子，拆出线来打完袖口，才松了一口气。
做女红的种种酸甜苦辣，也是人生况味的一种。它巩固着我和这个世界的世俗联系，时时提醒着我普通人的基本处境。它又启示着我超越世俗之上的精神信仰，种种的技术都是艺术感悟的契机。它使我在空虚的时候变得充实，不至于陷入妄诞的自我膨胀。它帮助我理解文化变革中的古老传承，从所有意识形态的话语陷阱中挣脱出来，以平实的态度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一度我曾想改换专业，去学服装设计，而且专门为普通人服务。现在，我渴望早一点老去，可以呆在家里，专注地做女红。
李逵是打手
谈 歌
谈歌，男，１９５４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１９７８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家园笔记》，中短篇小说《大厂》、《天下荒年》等。现为河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不想隐瞒，我很不喜欢李逵这个人物。我总感觉此人手太黑。叫做黑旋风，能够引起人们的恐怖联想。无论如何，一个杀人如麻，且不眨眼的土匪，能带给我们多少美感呢？他手中两把不可理喻的板斧，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我的一个读书朋友说，李逵是个二百五，不必计较。可以这样说吗？人世间，人的生命是第一宝贵的。怎么能说杀了就杀了呢？这种二百五，是典型的社会渣滓，世间简直是不可容纳的。
李逵这个逵字有讲头儿，字义上是指能通往各地的路。这就暗示像李逵这样的亡命徒条条大路小路都走得通，是可以风风火火闯九州的（电视剧《水浒》里的这句唱词似乎就是专门给李逵写的，可还算含蓄，应该改唱成砍砍杀杀闯九州），到处都吃得开的。可以理解，这样一个人物，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当然是可以到处横吃横喝的。
其实《水浒传》里还有一个人物，牛二。不过较之李逵，牛二本事不大，而且太脏了一些，是个街头的混子。可李逵的性格与牛二差别不大，也常常在街头混迹。李逵嗜赌，可是赌输了，就耍赖，就搅局，没有赌德，让人家追着跑。李逵排行老二，他真应该叫“李二”，与牛二齐名，成为年度人物。
李逵的出场是在江州，他如何来到江州，书里交待他是打死了人，跑到江州来的，就跟着戴宗干了。戴宗是干什么的？是院长，不是医院院长，是劳改院院长。也就是说，戴宗是劳改队负责人。李逵在他手底下，管理犯人。这样的人怎么能管理犯人呢？能。这叫以黑治黑。有人要问，像李逵这样素质的人，怎么会混进司法部门呢？谈歌猜测，或许李逵打死了人之后，被送到这里劳改，后来劳改释放，被戴宗留用了。戴宗用这样的恶人，即是为了让他以恶治恶，让他管理犯人的。
由李逵说，旧时代司法黑暗，略见一斑。
《水浒传》的作者对李逵是持赞扬态度的，这个人上战场不要命，作战勇敢，猛打猛冲，轻伤不下火线，没什么心眼儿，直来直去。是不是这样，这个结论得商量。
说话得有证据。说谈歌为什么从心里讨厌李逵？谈歌手边有两个情节，可以举证李逵此人实在是凶残之辈，让人切齿。先说第一个情节，实在让人读不出妙处来。宋江让他与雷横出差去蓟州，任务就是一个，劝朱仝上山入伙。二人见了朱仝，劝了半天，好话讲了一火车，朱仝就是不乐意去。朱仝不上梁山，李逵和雷横就是完不成任务，回去就要挨批评，为了逼迫朱仝上山入伙，他竟然杀死了一个学龄前儿童（朱仝替雷横顶罪，发配到蓟州，州里的知府看朱仝长得面善，不像那种真正的罪犯，就让朱仝给他看孩子。就是现在的男保姆）。这一个事件，无论我们如何替李逵辩解，也说不过去的。朱仝急得找他拼命，能不拼命吗？换上谁也得拼命。无论如何，李逵也不能杀这个儿童啊。这让人家一家子怎么过啊。就算这家长是个王八蛋，你李逵也不能拿孩子下手啊。这让朱仝怎么交待？人家把孩子托付给你了，你把人家孩子的小命都弄没了。读者不要嫌谈歌在这里钻牛角尖，这种事情放在谁家头上，谁家也跟天塌了似的。就算是朱仝当保姆这家是坏人（书上也没有这样写），可一个孩子有什么罪过呢？李逵就把小孩子宰了（书上讲有血迹。估计李逵作案非常残暴。似他这样的人，能很温柔地作案吗？）。他是用板斧把那儿童劈作了两段。读这一情节时，若把文字在大脑中转换成图像，那是一幅怎样令人发指的残暴图景啊。
再说第二件。三打祝家庄的战斗胜利结束之后，李逵把扈太公一家全杀光了。扈太公也未能幸免（偌大年纪，落这样一个结果，没能善终。倒霉矣），只余下一个扈成吓跑了。读者别忘了，这时候的扈家庄已经与梁山泊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了。也就是说，都是自己人了。可是碰上李逵，这一纸文书能顶什么事儿呢？事后宋江追问，李逵只是轻飘飘地说自己“杀得手顺”了。这不是成了一个杀人魔了吗？此时的扈三娘已经答应入伙了啊，而且扈太公是你李逵的同事王英的未来老丈人啊，你也好意思这么干？
不消说了，只此两件，李逵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已非常凶恶了。残害儿童，这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是法律不允许的。杀害扈太公这样的老汉，而且是已经答应同梁山合作的老汉，同样是一件残暴的行为。
李逵真是二百五吗？不是。此人装傻充愣，其实鬼精着呢。他懂得应该巴结什么人。且看李逵出场时，见了宋江就磕头。为什么，表面上看，他敬佩宋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可实际上李逵有李逵的心思。他知道，自己如果攀上了这样一个出手大方的哥哥，今后花点钱，岂不是方便多了。为了讨好宋江，他去强夺人家的鱼，还惹恼了浪里白条张顺（这一通打，弄着李逵在水里狠狠戏耍了一番。也就算对这样一个赖皮的教训，读来也解气）。你想孝敬你宋江哥哥，你自己花钱买鱼啊，你干嘛抢别人的呢？
如是这样讲，不能说李逵没有心眼儿。他知道谁对他有用。他知道应该巴结谁。中国从来就没有无所畏惧的赖皮。所有的赖皮在他们的主子面前，都是唯唯喏喏，狗一样的东西。如李逵对宋江，对戴宗。而且这种人，绝对不是什么心直口快，而是什么好听说什么。如果有责任需要他担当的时候，他肯定会耍赖。当他把朱仝看护的孩子杀死之后，朱仝找他说理，他竟然说，这都是晁盖宋江哥哥们安排好的，关我屁事。这种一推六二五的口吻，是一个十足的赖皮。有了问题，嫁祸别人。我就不相信，晁盖宋江会让他下山来杀孩子。张顺骂他泼皮无赖时，他竟然说，我是给我哥哥弄条鱼吃，你怎么这么小器呢。得，推到宋江头上去了。潜台词是，你张顺别恨我，你恨就恨我哥哥吧。
中国人似乎有这样一个心态，对赖皮有一种宽容的心理，只要这种赖皮不干涉到自己的生活。中国人似乎对赖皮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力，这种理解力非常可怕，这种理解力包括对赖皮的容忍、放纵，对赖皮给予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中国人往往视而不见。即使干涉到了自己的生活环境，也常常是抱着惹不起还躲得起的态度。
在这种生存的土壤里，李逵这样的赖皮，怎么不会如鱼得水呢？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多了这样杀人不眨眼的凶恶之人，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多少阳光？
还有一个问题，李逵这个人，在梁山上也是横行霸道的。对同事们也是张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可是谁也惹不起他。为什么？怕他。为什么怕他？这个问题就提到了实质。是因为有宋江宋书记护着他啊。由此说，宋江是李逵的后台。写到这里，想起了当代的一句顺口溜儿，十分适合李逵：我是领导一只狗，蹲在领导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李逵可不是咬啊，他是杀。
想起了当代生活中一件事儿，某一个企业中的某一个领导，偏偏把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作为人才引进到自己的企业，他让这个黑社会老大当起了本企业的保卫科长。企业里职工跟领导之间的日常纠纷避免不了，这是常事，用中国话讲，这叫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叫做劳资关系。这位领导从来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似乎是一个急脾气，很不耐烦。跟群众讲不通时，他图省事儿，就让这位保卫科长去大打出手，好几回把职工打进医院去了。一来二去，闹得职工们敢怒不敢言。这位领导还得意洋洋地说，他用人用对了。后来这位保卫科长弄出了人命，公安部门介入，这位企业的领导下台，这件荒唐事才算告一段落。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李逵是不是宋江的保卫科长呢？我看着像。何止是像，我看李逵就像是宋江的私人保镖。
读《水浒传》，总能看到这样的情节，宋江偶尔对李逵板起面孔训斥一番，这是表面现象，读者可别当真。我们可以设想，其实宋江对李逵的一些行为是纵容的。劝朱仝上梁山入伙不成，就杀小孩子，宋江并没有批评李逵；杀扈太公一家，宋江连个处分也没有给李逵。如果这种事情放到别人身上，宋江能这样轻易地放过吗？肯定不行。包括最后李逵撕扯朝廷的诏书，换别人行吗？肯定不行，李逵就行。可是招安的事情是梁山泊领导班子研究同意了的，这样的重大决策（且不说决策正确与否），你李逵凭什么出面破坏？如果李逵不是宋书记的亲信，李逵敢这样干吗？后来宋江大概怕群众意见太大，严厉地批评了李逵几句，这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宋江最后毒死了李逵。宋江有宋江的想法：哥们儿，你可别怪我，我要是不毒死你，将来你小子肯定还得惹祸，那时，你会坏了咱们兄弟的名声。如果我们猜想，依照宋江的性格，他可能是这样的潜台词：行了，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东西，我把你弄死算了。不然，人世间还得出现一些冤死鬼啊，人们不得恨我宋江啊。
读书读到这里，谈歌长出一口气，宋江总算做了一件善事。要是继续把这一个杀人魔头留在世上，那还要出现多少冤鬼呢？
可是世界上李逵这样的人物不会绝迹。有一条经验，只要是领导有专制思想，有专权的行为，就会出现李逵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永远吃得开。
孙二娘开黑店的背后
谈 歌
《水浒传》里写了三个女英雄。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在作者笔下，这三位女性都不是善主儿。没有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一个比一个横。不是总提妇女解放的口号吗？照这样看，北宋时代，妇女解放得已经够可以了。至少这三个女子使人大开眼界，说明少数妇女已经是咸鱼翻身了。
这里且说孙二娘。
孙二娘，绰号母夜叉。听听这绰号，你身上得起鸡皮疙瘩。甭说让你娶一个这样的女人当老婆，就是当街坊你也含糊。
孙二娘是一个开酒店的女老板。酒店开在一个名叫十字坡的交通路口，那是一个商业繁华路段。于是这家酒店取名叫十字坡酒店。这酒店什么时候挂牌营业的，有多少固定资金，书中没交待，可是能看得出这酒店是一个老字号了。孙二娘的丈夫名叫张青，也是十字坡酒店的法人代表，可是他不怎么在酒店露面。张青的绰号：菜园子。大概他是保证酒店的蔬菜供应，只管菜园子的收成。凡是店里的事儿，张青什么活儿也不干。书里也没有见过他站在酒店里张罗生意，都是孙二娘忙里忙外。看起来，这夫妻二人分工还很严格。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这也是张青不在酒店露面的聪明所在：
其一：避免熟人来吃白食。张青久在江湖上混，哥们儿朋友肯定不少，同学同乡也有许多，少不了每天都有吃白食的来叨扰，张青还能朝他们要钱啊。哥几个来了啊，快坐，吃点什么啊？今天我请客了。一顿两顿还行，时间长了，这买卖还开不开了？老婆孙二娘在店里看着，那些吃白食的还好意思不给钱啊。女人家本来就是见钱眼开嘛。别人也挑不出什么来。所以张青不在酒店出现，是少了一些对吃白食者的应酬和应付。我一个中学同学前些年下了岗，夫妻二人找了一个热闹的地段，开了一个小饭店，寻思着生意错不了。可是没半年就关张了，我问他关张的原因，他苦着脸对我说，不行啊，熟人太多，不是不给钱，就是少给钱，要不就记账。这几个月，我一分钱没挣不说，还搭进去好几百。挂的账一分也要不回来。这小店经营有多大利润啊？哪儿经得住啊？算了，关张吧。看起来，千余年前的张青比我这位同学会经营。
其二：为经营中突发的矛盾留有缓冲余地。如果店里的经营上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孙二娘哪里做得不周到，被要紧的客人挑了理，吵闹起来，不可开交，躲在后边的张青才会跑出来打圆场。诸位诸位，算了算了，本人姓张，是小店的老板，法人代表，各位看在我张某人的面子上，别跟女同志一般见识。有得罪诸位的地方，我替她赔礼道歉了。武松准备痛打孙二娘时，张青不就跑出来说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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