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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山西省文物部门又在丁村发现幼儿顶骨化石一块。其骨壁较薄，后缘和上缘骨缝的锯齿保存完好。颅内矢状窦沟和脑动脉沟都很明显。后上角有一天然缺刻，可能意味着此个体生前有印加骨，说明丁村人与北京人及蒙古人种的亲缘关系。据吴新智研究新发现的幼儿顶骨化石与1954年发现的牙齿化石一样，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
在丁村人生存的时代，丁村一带生长生活着茂盛的动植物，河湖沼泽里是繁盛的香蒲、黑三棱、泽泻等水生植物，水边大片的草地上就是蒿、藜、野菊等旱生草本植物，距离教远的东山坡上长着许多落叶阔叶树木，种类十分丰富，有栎树、榆树、桦树等等。
所以，在丁村遗址出土的动植物化石是十分丰富的，从丁村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来看，与丁村人同生的动物种类十分多，这些动物主要有惯于在森林中活动的獾、狐、貉、野猪和熊，还有经常在森林和草原过渡地带活动的赤鹿、斑鹿、河套大角鹿、野牛、原始牛和大象，在宽阔的草原上活动着的野马、野驴和举步安详的披毛犀。
就连在丁村一带的河里也生活着很多动物，这些河又大又深，河水清澈见底，于是水中生存的鲤鱼体长竟然达到70厘米，甚至还有体长1米以上的青鱼、鲩鱼和体长1。5米的鲶鱼。
考古学家通过对出土化石进行统计，确定在远古丁村，和丁村人同生的哺乳动物就达28种，鱼类共有5种，此外还有30种软体动物。
在丁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石制品绝大部分以角页岩为原料。据统计，1954年调查发掘所获的2005件石制品中角页岩占了94。7％，角页岩是一种灰黑色变质岩，质地均匀，产于丁村以东7公里的低山基岩上。角页岩砾石在汾河东岸的各条冲沟中都可见到，在地层中也较常见，这为丁村人打制石器提供了优质丰富的原料。在丁村出土的石器中，以燧石、石灰岩、绿色页岩、砂岩、石英和闪长岩为原料的特别少。
丁村人的石制品一般都较大，可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类。这些石制品虽然都埋藏于汾河的砂砾层中，有一部分石器有被水冲磨的痕迹，但大部分还保留着较为锋利的棱角，证明丁村人就在附近就地取材制作石器。即使有的石器被河水搬运过，距离也不会太远。
丁村人制作石制品的方法也比较简单，首先从大石核上打下石片，然后再把大石片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石器。丁村的石器类型有砍砸器、似“手斧”石器、石球、单边形器、多边形器、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尖状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这些石器有的适用于砍伐树木，有的可做挖掘的工具。
在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一中最为特殊，它就是三棱大尖状器。这种类型的石器首次发现于丁村，所以又称它为丁村尖状器。这类石器多数是用大厚石片加工而成，器身一端为截面呈等腰或等边三角形的三棱状器尖，另一端为厚钝的手握部分；器身的加工多由石片破裂面向背面修制。
丁村发现的石器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就是石球，它也是最先在丁村遗址出土，如今在华北地区的许多遗址中都能见到，说明它在旧石器时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丁村的石球一般在300…500克之间，与丁村遗址中的其他石球不同，这些石球大多数不用角页岩打制，而是用质地较软的石灰岩、闪长岩制成。可见这些石球不是用来砸击硬东西的。通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分析，石球是一种打猎的武器，或是俩俩成对地用皮条链起来当作飞石索缠绕动物的四肢，或是单个投掷打击猎物。
从丁村石器的类型来看，丁村人过着既采集又狩猎的集体生活，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小伙子们用石球追猎大兽，老少和妇女们用三棱大尖状器挖掘植物块根，他们只能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来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
山西襄汾遗址现状
丁村，汾河边上的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村子，却因为发现了古老的“丁村人”而著称于世。经过先后进行过几次阶段性的调查发掘，发现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20余处，对研究我国的旧时期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61年，丁村遗址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襄汾县没有足够的资金建立丁村遗址博物馆，1984年秋，县政府筹建了丁村民俗博物馆，1985年11月10日开馆。丁村民俗博物馆位于襄汾县城南5公里丁村附近的汾河两岸，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主要展出的是丁村四十余间明清民宅，也就是在这里，丁村遗址的出土文物得以向游人展出而大放光彩。
在丁村民俗博物馆，陈列着丁村遗址的动物化石和石器。其中，有3。5米的古象门齿化石，也有方块犀牛角、排列整齐的马牙……这些都说明，丁村在旧石器时代曾经生长着犀牛、野马、大象等野生动物，同时，也说明了古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
但是，村民的生存和文物的保护存在着一些冲突。丁村文化遗址在经历自然剥蚀后，又遭受人为严重破坏。近年来，附近农民在此肆意掏挖，致使遗址坍塌严重，到处千疮百孔。甚至有农民在遗址发现地沙砾石层中不断盗挖蚌和其他化石，用来制作家畜饲料。
目前，临汾地区已经同襄汾县协商，准备共同保护、开发、利用丁村遗址，襄汾县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丁村文物缺乏保护的现状，正在积极有效地保护文物、利用文物，坚决制止农民挖沙取土和盗挖遗址内的各种化石，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最近，保护丁村文物的规划已经出台。
丁村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正在筹建当中，馆址在景区入口东南方向150米，占地40亩，展厅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预计总投资2500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期2年。建成后的丁村遗址博物馆将以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万余件文物和襄汾县文物局、丁村民俗博物馆收藏的二万余件各类文物为展出主体，全方位地展现悠远绵长的丁村文化。
多元文化的大融合——鄂尔多斯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鄂尔多斯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萨拉乌苏河畔的邵家沟湾、范家沟湾等八个地点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2年由法国人类学家发现并发掘，50年代后我国学者开始了对其的调查发掘工作。
距今历史：7万年
考古地位：中国境内第一个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成果，文化面貌十分独特。
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由此可知这里的河水终年浑黄；在河的两岸长满了摇曳多姿的红柳，所以人们也称这条河为“红柳河”。这条河流一带，曾经是古老而灿烂的鄂尔多斯文明——萨拉乌苏文化的发祥地。
考古发现过程
鄂尔多斯高原是黄河环抱的一块台地，地形起伏迭次，在莽莽沙原之上，河流纵横。这一地区，秦汉时称“河南地”、“新秦中”， 15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驻牧于此，故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高原。
萨拉乌苏河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流过，向北进入鄂尔多斯东南角的毛乌素洼地。在那里，它犹如一条生猛的游龙，蜿蜒曲折地穿行于茫茫沙海之中。所经之处，切割出七八十米的深谷，又在身后留下一片又一片串珠状的绿洲，正是这里孕生了伟大的鄂尔多斯文化。
在欧洲，科学家和诗人向来对遥远而神秘的亚洲充满幻想，他们认为许多世界难题的答案应该到这块古老的大陆寻找，甚至在20世纪初，西方流行着“亚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假说。在我国著名的北京人发现以前，国际上很多人类学家先后来到中国，寻找先祖的踪迹。
1903年，一位在北京行医的德国人哈贝尔回国时随身带了一包从中药店买来的“龙骨”，抵达德国后把它交给著名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结果施洛塞尔在这些化石中发现了一颗“类人猿”牙齿，这颗牙齿预示着在中国有可能找到人类化石。很快的，西方人类学家涌入了这片埋藏着巨大秘密的土地。
1922年，桑志华到达陕北靖边，然后沿萨拉乌苏河向北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考察。萨拉乌苏河发源于陕北黄土高原，弯弯曲曲地穿过毛乌素沙漠，形成了许多串珠状的沟湾，是村庄、农田聚集的地方。桑志华在当地蒙古族人旺楚克的帮助下，很快便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些是保存完整的披毛犀和水牛骨架。
第二年7月，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加入到了考察工作中来，他和桑志华风尘仆仆地再次来到萨拉乌苏河谷。这次桑志华仍旧找到了旺楚克，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这两位科学家在萨拉乌苏河边的邵家沟湾发掘了一处化石聚集地。结果不仅收获大量动物化石，还意外地发现早期人类留在宿营地的丰富的石器、骨角器和用火遗迹。
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在带回整理的羚羊牙齿标本中，他们发现了一颗人牙，兴奋之余，两个人赶快找到了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经过步达生的研究表明，这是一颗人类牙齿，为上左侧门齿恒齿，年龄在7至8岁之间。1927年，三个人在此基础上，宣布萨拉乌苏人牙是“亚洲迄今已知第一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并称之为“鄂尔多斯人”牙。
40年代以后，我国的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也开始关注鄂尔多斯地区。1956…196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汪宇平曾三次赴萨拉乌苏河一带调查发掘。他从萨拉乌苏河范家沟湾一带的堆积物中找到了一件人类顶骨和一件股骨化石。后经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研究，认为鄂尔多斯人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另外，汪宇平还后在此采集了80多件石制品和一些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发现了一些烧骨和炭屑。
60年代以来，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多次组织考古队来到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综合考察，陆续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经科学界研究初步认定：鄂尔多斯人的体制特征接近于现代人，但还保留着某些较现代人原始的特点，它在人类的进化阶段属于晚期智人。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室测定，鄂尔多斯人的年代为距今35000多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1979…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考古学家董光荣来到了萨拉乌苏地区，在这里发现了4件人类化石和200余件石器、骨器工具，伴随出土的还有古人类用火的遗址及一些动物化石。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测定，4件人类化石的原生地层地质年代为7…14万年前，从而将原来早期发现的“鄂尔多斯人”的生存年代3。5万年前大大提前。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分布在萨拉乌苏河上游约34公里长的狭长地域内，主要由邵家沟湾、范家沟湾、清水沟湾、嘀哨沟湾、杨树沟湾、杨四沟湾、米浪沟湾、三岔沟湾八个地点组成。这一遗址因其重要的形成史和特有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东方乃至世界考古界具有重大影响力，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仅次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
鄂尔多斯人生活复原图
古代鄂尔多斯地区，沃野千里，又有大河环绕，水草丰美，气候湿润，资源富集，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鄂尔多斯人是一群体质上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太大差别的晚期智人，他们的食物来源以狩猎为主，猎杀对象主要是羚羊。在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羚羊的肢骨、下颌骨等比例最大。
鄂尔多斯人居住在河湖边上，为他们猎杀食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众多的草食动物为了饮水不得不来到河、湖边上，尾随而来的鄂尔多斯人充分利用地形来猎杀他们。他们依靠群体的力量把这些前来饮水的动物驱赶到湖里、河里，让它们无法脱身，这种方法轻易就可以捕获到大型的猎物。
鄂尔多斯人已经会制作石器，但一般是工具，而不是打猎的武器。除羚羊外，他们还捕杀野马、野驴、鹿，甚至还包括体态庞大的披毛犀。从这些动物的化石来看，无一不带有人工砸击、切刮的痕迹，清楚地表明鄂尔多斯人利用石器肢解猎物，甚至敲骨吸髓。
毛乌素洼地缺少合适的石头，工匠们必须到40公里以外的西部高地上去采集小卵石，并用这些小石头做打制石器。由于材料缺少，所以史前的工匠们对来之不易的原料特别珍惜，工作时特别认真，并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鄂尔多斯人有用火的能力和熟食的习惯。在萨拉乌苏河畔有大量的炭屑遗址，遗址附近还有很多烧焦的兽骨碎屑。这一发现说明鄂尔多斯人已经懂得利用火来烧烤猎物，并且还非常懂得开发能源，即利用吃剩的兽骨充当燃料维持营地篝火。高原上的夜晚不仅寒风刺骨，而且不远处闪烁着狼群凶狠的目光，传来悚人的嚎叫。有了火，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不仅可以吃得饱，还可以有个温暖而安宁住处。
鄂尔多斯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内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迄今为止共发现了人类化石、石器化石等遗物380多种，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等45个种类。
遗址出土的“鄂尔多斯人”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鄂尔多斯人”的体质特征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中国专家认为它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萨拉乌苏河畔还出土了大量的工具，包括石器、骨器和角器。石器多是钻具、边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微型砍斫器等，是用来处理猎物的工具。萨拉乌苏石器的尺寸特别小，长度一般不超过2厘米，有的甚至在l厘米以内，最大的两件也不过7厘米左右。像这样小的石器，很难想像在和野兽搏斗时能够发挥威力。目前，在萨拉乌苏没有发现打猎的武器。
出土的骨角器，大多是羚羊角和一些被截断的鹿角。前者看来是采集植物块根和挖洞捕鼠时使用的挖掘工具，后者则是用来打制工具或敲骨吸随的手锤。和石器一样，它们也是一般工具而不是武器。
经过多位专家的测定，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是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的重要证据。除此以外，萨拉乌苏遗址还被认为在地质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鄂尔多斯的民族交融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鄂尔多斯的文化面貌即十分典型地反映出这样的特征。鄂尔多斯文化是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蒙古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汇合与交融；是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汉族等多民族文化的成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凝聚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无数悲喜，承载着不同朝代、不同国家的绵延起伏。
“鄂尔多斯人”牙齿的发现揭开了鄂尔多斯文化史的第一章，它不仅是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的人类化石，同时揭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考古研究的第一页。
朱开沟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四道柳川与束会川之间、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发端于4200年前新石器龙山时代晚期，延续到距今3500年前商代前期，早晚延续约1000年。朱开沟文化遗址纵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朱开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跨度较大，它上承古老的鄂尔多斯文化，中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又下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十分发达，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起源于商代，鼎盛于春秋、战国，衰落于西汉。其实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均出土过具有浓郁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金银制品，但以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出土数量最多，故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地区还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地和活动摇篮之一。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