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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地区还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地和活动摇篮之一。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文化遗存主要有青铜器、青铜饰牌、铜镜、铁器、陶器、汉字瓦当、官印及金、银、玉、玛瑙、琉璃等物品，内容丰富，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均属罕见。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包括迄今世界上唯一一只匈奴金冠，证明了鄂尔多斯是匈奴活动和栖息的重要领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影响。当今的学者，正是通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对驰骋在中国古代北方历史长卷中那些游牧民族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有了具体的认识和了解，也为以游牧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西方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佐证，可以说它是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
据历史记载，匈奴分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鄂尔多斯地区居住百余年，共传19代单于。北匈奴西迁，驰骋于欧亚草原，推动了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历史证明，匈奴民族对于鄂尔多斯的开发，对于丰富我国的古代文化宝库，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出现了北方各民族纷纷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局面。此时的匈奴人大多集中于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而早先居于漠北的鲜卑族占据了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到了公元407年，镇守朔方的铁弗部在鄂尔多斯建立了大夏国，并在此兴建了大夏国都。
鄂尔多斯是生态的高原，也是文化高原。它以独特的人文精神和生态风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和文化个性，尤其是其多元文化的融合和统一，展示给我们一个丰富独特的鄂尔多斯文化。
独特的古代鄂尔多斯民俗
鄂尔多斯的婚礼习俗集鄂尔多斯祭祀、民俗、民族音乐、舞蹈、服饰和智慧、幽默之大成，它产生于蒙古远古时代，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是我国少数民族中颇具特色和魅力的婚礼之一。
鄂尔多斯婚礼依旧保留着男到女家娶亲的习俗。结婚时，男家要在附近另设一座披红挂绿的蒙古包，作为新房。新郎换上崭新的装束，准备去迎亲；新娘则在自己家的蒙古包内梳洗打扮迎接新郎的到来。
迎亲一般在傍晚，新郎身着红绸长袍，腰束金黄宽带，脚登高统马靴，在领头人、祝颂人的陪同下扬鞭策马向新娘家驰去。
传统礼节里迎亲队伍首先要在新娘所在的城市骑马绕跑一周，然后才可以去新娘家。在新娘家等待了许久的亲友立刻迎上来，装作拒娶的样子，还用一条条丝带将迎亲者挡住，这叫“彩带隔门”。
进包后，新娘家举行盛宴招待迎亲的人，歌声不绝，直到深夜。第二天，新娘要离开家时往往泪如雨下，似乎很伤心。这其实是鄂尔多斯婚礼中的“哭嫁”习俗。这时新郎就要“抢亲”，陪亲的姑娘则假意将新娘保护起来，场面十分热闹。
新娘到了男方家里还要举行“跳火”仪式，进入蒙古包，婆婆揭开儿媳妇的蒙头纱，然后赠送礼品，并给新娘起新的名字，接着全羊席开始，持续到天明。
蛮汉调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民间艺术精品。在鄂尔多斯的文化艺术殿堂中，有很多被人们传诵的经典，其中在鄂尔多斯准格尔山区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和汉族群众共同传唱的蛮汉调是鄂尔多斯高原文化的产物。
千百年来，鄂尔多斯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民族、地域文化，并且以其特有的功能价值，丰富和发展着各种门类艺术，蛮汉调就是鄂尔多斯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宠儿。
鄂尔多斯高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风水宝地，突厥、匈奴、党项等部落都曾经先后驻牧于这块地方。原始的蒙古族民间传统音乐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在一起，为蛮汉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蛮汉调既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传统的“短调”歌曲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准格尔汉族人民的乡音土语，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
1996年准格尔旗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蛮汉调之乡”。随着时代的发展，蛮汉调的演唱群体越来越庞大，已经成为鄂尔多斯高原准格尔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鄂尔多斯文化遗址现状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正式揭开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历史。
1992年7月1日，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5月28日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萨拉乌苏遗址开发保护的需要，乌审旗成立了“萨拉乌苏”遗址开发领导小组和文化产业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把文化产业纳入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规划。投资1500万元修通了“萨拉乌苏”遗址旅游专线，兴建了民族民俗博物馆，并特邀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家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后进行了全面规划。
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针对萨拉乌苏遗址的保护进行了专门调查研究，并出台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保护规划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是防沙治沙，防止沙漠掩埋；二是水土流失治理，防止萨拉乌苏河冲刷；三是迁移遗址范围内的400多居民，防止人为破坏；四是做一个地质剖面，并建成一处地质博物馆。规划中的保护工作正在进行，预计到2010年完成，总投资额约9600万元。
目前，“萨拉乌苏”遗址雕塑及标志性大门正在建设当中，地质公园也已初具规模，投资千万元的文化中心也将在近期交付使用。
被误译的“鄂尔多斯文化”
鄂尔多斯文化起初被称为“河套文化”，源于最初发现的那颗鄂尔多斯人牙。这颗著名的鄂尔多斯人牙发现于1923年，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27年在发表论文中称它为“鄂尔多斯人牙”。后来，因汉译将“ados”误译成“河套”，于是，“河套人”成了中国化石人类家族里的一员。其实，位于内蒙古中部阴山南麓黄河河谷里的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互不相干。2004年，在“河套人”发现8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提出，“河套人”理应正名为“鄂尔多斯人”，“河套文化”也应更名为“鄂尔多斯文化”，即“萨拉乌苏文化”。
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仰韶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仰韶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0年发现，次年首次发掘；1951年和1980年对该遗址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与研究工作。
距今历史：距今5000…7000年前
考古地位：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为人们揭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主流文化的面貌，中国近代考古学也由此开端。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化面貌与表现风格十分复杂，可分为半坡、史家、庙底沟、大河林、后岗等多种类型。
仰韶村遗址座落在渑池县韶山脚下三面环水的台地上，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正是这样的环境孕生了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原始文化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纵横二千里，绵延数千年，早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们就试图穿过这片神秘的氤氲，穿越6000年的时光，来到仰韶寻找华夏先民的足迹，为我们揭开6000年前的秘密。
考古发现过程
黄河流域是人类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很早以来就被国内外的考古界所关注，当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肥沃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尤其是有“彩陶文化”之称的仰韶文化。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活跃在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界，对于任何可能发现古人类化石的线索都不放过。1918年10月，一位老家在仰韶村的王某告诉安特生，河南仰韶村出土过古生物化石，凭着职业的敏感，一个多月后，安特生来到了河南省渑池县，立刻投入到了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勘测中。
这次的勘测收获并不大，但安特生并没有放弃仰韶。1920年的秋天，安特生再次派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去河南仰韶村采集古生物化石，正是这次调查之旅拉开了仰韶遗址发掘的序幕。
那一年仰韶地区闹旱灾，农民们生活十分艰难，突然听说京城来人出高价钱买些破石器，村民们乐坏了，纷纷把那些耕地时翻出的石头卖给了刘长山。看着搜集来的石器，刘长山欣喜若狂，一再请求当地农民带他到挖出石器的地方去看看，就在这片祖先居住过的废墟上，刘长山首次发现了陶器的碎片，这一发现更激起他的新奇。他在仰韶村整整停留了三天，每天都亲自实地采集石器和陶片，几天下来共收集到石器和陶片600多件。
次年1月，刘长山带着他采集到的各种磨制石器和陶片回到北京，安特生看到这么多的石斧、石镰、石刀、陶片非常震惊，并推断仰韶村是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文化层堆积一定十分丰富，立刻决定亲自到仰韶村考察证实。
4月18日，安特生和他的同事一行五人第二次来到渑池县，并立刻奔往仰韶村对遗址进行试掘。当时正下着细雨，泥泞的道路十分难走，但是安特生在雨雾中仍然处处留意，时时下马细心观察地形的差异和变化，此时他已经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事业中。
这次安特声在仰韶村停留了8天，采集、收购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并初步调查了已知的范围、地层及遗物的出露情况，确定仰韶遗址分布在仰韶东沟和西沟之间的南北长900米、东西宽300米的冲沟内，为正式的发掘做好了铺垫。
经过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的批准，并取得河南省政府同意，1921年10月23日，一支由安特生带领的发掘队伍来到仰韶村，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共有七人，除安特生外，还有安特生邀请的骨骸专家布莱克博士，地质所古生物学名誉技师斯坦斯基博士两名外国人以及我国地质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学者。
发掘工作从10月27日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地上搭起了小帐篷，架起了行军床，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地工作，结果就在这块长900余米，宽300余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土层下面，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及一具人骨架。湮埋于地下6000年的仰韶文化用它瑰美的图案，为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绚丽的色彩，举世闻名的仰韶村遗址就这样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次发掘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安特生的到来给封闭的仰韶村民带来了少有的快乐。他每天晚上把八音手摇留声机放在所住农家小院的门前“唱洋戏”，还经常为村民拍照，给小孩散发糖果，并对当地的天井窑院、农民犁地、放羊赶车等生产、生活场景进行写生，村民们对安特生的考古队也是极尽支持，留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许多趣话。
通过对发掘出土文物的系统整理，安特生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这是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最初报道。袁复礼还测量绘制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首次发现古文化遗存的地名命名为该文化的名称，从此，一种在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的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之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
在仰韶村遗址发掘之前，一些外国学者或传教士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不但有石器时代的遗存，而且还相当发达，这在学术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成就。
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来龙去脉，1951年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团夏鼐等专家学者对渑池仰韶村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
7月2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堆积层最丰富的地方，开了一条长20米、宽2米的探沟，发现墓葬9座，出土了彩陶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陶鼎等，还发现了龙山式的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蓝纹陶、灰绳纹鬲、陶杯等。通过这次发掘，确定了遗址的性质，证明该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风行一时，苏联考古学家甚至把仰韶文化的渊源归结到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和中亚细亚的安诺文化。国内的学者坚决地站了出来，以铁的事实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
这次大辩论，又一次引起世界范围的仰韶热。从此大批的国内外学者到仰韶参观和考察，考古学界开始酝酿对仰韶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第三次发掘是在1980…1981年间进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渑池县文化馆共同主持。这次发掘进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的渊源，证实了该遗址含有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强有力地否决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并为研究我国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仰韶村遗址发现以来的80多年里，考古学家在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又陆续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村落遗址1000多处。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它们统称被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和陕西，这些文化遗址中有很多考古发现，如陶器制造、纺织、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宫室营建等等，同文献记载中炎帝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这对我国继完成夏、商、周断代研究后开展的“五帝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可以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将从仰韶文化遗址中找到源头。
仰韶人生活复原图
仰韶村位于渑池县城北韶山脚下，距县城9公里。遗址北依韶峰，三面环水，风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们祖先狩猎、渔牧、定居的理想场所，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长久地过着定居生活。
仰韶人的农业生产主要是集体劳作，他们用木锄或石制的斧、刀、锄、铲进行开荒和播种，种植的作物以粟为主。由于生产工具的粗糙，劳动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仰韶人对抗自然的能力十分弱小，当洪水、干旱来临时，他们只能束手就范，所以为了生存，先民们除了农耕以外，还必须靠狩猎和捕鱼来维持生计。
狩猎在新石器时代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手段，在人们居住的村落附近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狩猎和捕鱼的场所。壮年的男人为了捕获野兽，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深山野林中同凶猛的野兽进行殊死搏斗。集体围猎是他们对付大型野兽的唯一方式，他们必须依靠集体协作才有可能战胜野兽生存下去，否则就会遭到猛兽的攻击身受重伤或死亡，仰韶人集体围猎的场面十分激烈和悲壮。
那时的仰韶人已经会制作陶器。起初仰韶人多是用手工制作陶器，中期开始出现轮制陶器。
陶器是一种以黏土加上其他混合物为材料做成的器物，要在取得材料之后加以成形，在胚土未干之前施以装饰，然后经过火的烧焙，形成坚硬的器皿，可以用作容器、烹饪器、饮食器等。
制作小型器物时仰韶人就直接用手捏成，大型的用泥条盘制成形，或分段做出再加以粘合成形。器形造成之后用木片、印石等将陶胚的表面打磨光滑。陶胚干后用含铁或锰的矿物颜料图绘纹样。有些在绘制前先加一层白色陶衣，使颜色能够更为亮丽，然后放进窑里烧制。
仰韶人把陶窑分成火膛、火道、火眼及窑室心四部分，主要的目的在于累积火候使达到一定的温度以烧造陶器。史前时期的陶窑建立在村落的附近，两三座成一组，三五个为一群。有的文化直接将陶放在地上起火烧制，并没有建窑，至今如此，可见史前时期仰韶人制陶的讲究及技术的进步。
仰韶人制作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有盆、钵、罐等，器物表面多彩绘，有的陶器上面还绘有鱼、人面等图案。仰韶人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