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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号提案，密歇根的6号提案；以及在联邦政府一级的平衡预算修正案、附加税界限提案或经费界限提案、基础金融制度改革提议等。
让我回到上面已得出的分析结果：公共选择观点直接导致对规则、立宪、立宪选择及规则选择的注意和强调。布坎南一图洛克的“经典”著作《一致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是试图导出我们称为“政治立宪的经济理论”的首次尝试。⑤当然，若没有作为交易科学的经济学或交易经济学所提供的方法论观点，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努力的。社会福利职能极大化论者决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著作，实际上即使在今天，社会福利职能极大化论者也不可能理解这本著作究竟说了些什么。
我所认为的广义的公共选择观点的第一个要素或第一个方面，就是这种交易经济学方法，或作为交易范例的经济学。我曾提及那些对交易经济学予以重视的 19世纪经济学家。但如我不提到下面这一点，便是我的疏忽。就我本人而言，接受交易经济学框架为经济理论，不是直接来自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我从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那里吸取的立宪公共选择观点。 ⑥ 我经常指出，维克塞尔是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先驱。早在1896年，维克塞尔就对那种认为经济学家可以为仁慈君主以及那些力图使社会福利职能极大化的实体提供忠告的设想发出警告。维克塞尔说，如果经济政策需要改革，就需注意如何通过规则作出经济决策，注意宪制本身。维克塞尔这种“复杂交易的政治”的思想观点，鼓励我更深入地探索了经济学本身的方法论先决条件；对于这些方法论先决条件，我还没有真正独立地提出过质疑。
三 经济人
我在导言里指出的广义公共选择观点的第二个要素或第二个方面，是人所周知的经济人的行为假设。按照这种假设，个人是根据他们所受到的约束，为追求效用的极大化而行动的、并且如果要对所有实际行为作出分析，就必须对效用函数进行专门论证。个人应被构造为是寻求促进自己私利的人，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
这种行为假设当然地构成了经济理论知识遗产的重要部分，并且它的确对经济学家非常有用。这种行为假设来自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贡献；他们的伟大发现是，追求私利的个人行为，在既定的合适法律和制度结构下，会无意中造成有利于全“社会”利益的结果。自这些 18世纪先人之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一直依靠这种经济人原理来分析以各种方式参与市场的人们的行为，并由此分析各种市场制度本身的作用。
过去没有任何相似的假设被延伸至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代理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上。这样的假设还没有从古典经济学家或他们的继承人那里产生。从个人选择行为中还没有引伸出“政治的经济理论”。
回顾历史，我们本来是可以期望经济学家们通过把他们的经济人原理从市场向集体制度环境作或多或少的明确延伸，从而发展出这样一种理论的。经济学家们一旦将注意力转向政治，他们就应该——或者现在应该——把公共选择者构造为效用极大化者。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么做呢？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19世纪继承者没能迈出这一步或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隐含地假定，集体活动基本上是非生产性的，国家的作用应该被限制在极小的或者防御的职能上。这些经济学家们完全不可能想到，集体行为或政府行为居然能产生如此多的“好处”或“商品”。
但是，为什么19世纪末的维克塞尔和那些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学者们［马可（De
Viti De Marco），普维尼（Puviani），潘诺隆尼（Pantaleoni）及其他人〕提出了某些富于启发性的模式后，古典经济学家在20世纪的继承者们仍然没能提出这种理论呢？我对这种发生在当代的失败的解释是，经济学家们已经把他们的学科转向了极大化…稀缺…配置…效率范例，这挂范例在本质上与体现在古典经济学中前那种范例完全不同，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交易契约中的个人行为上转移出来，而转向某种假定是客观的并在概念上是独立存在于个人选择之外的配置准则。到本世纪用年代，经济理论已转变为一门应用数学学科，而不是交易经济学。市场甚至被看成是可获得也可放弃理想配置结果的“计算手段”和“机械装置”。市场基本上不被看成是从复杂的交易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交易机构。正是在经济理论的这种现代范例中，完全荒谬的兰格…勒讷（Lanser－Lerner）理想社会主义结构才可能受到实践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它的确受到了重视（可悲的是现在仍然受到重视）。我们不妨问，为什么经济学家们没有问一下，社会主义管理者会按这种理想化规则来行事呢？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操纵该体制的经济监视人呢？
或者，为了将讨论及时引向深入，为什么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直至
6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都那么重视凯恩斯学派的政策理论？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当选的政治家们会寻找任何借口来制造预算赤字这个基本要点？⑦
回首历史，似乎一切都很简单。但是我们决不应该低估由于范例的真正转变，由于我们用’以观察周围世界的方式发生变化——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其他群体用以观察政治的方式的变化——所产生的那些困难，确切地说那些道德成本。在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是不容易将进行公共选择的人设想为效用极大化者的。此处学术上的障碍也许部分来自那些试图在理论上把追求私利的模式同交易政治范例结合起来的人所遭受的失败。如果政治在各种概念层次上仅仅被看成是人们中间的潜在强制关系，那么经济学家们就必须勇敢而无情地将公共选择者（不管是投票人还是代理人）构造为纯财富极大化者。没有几个人会愿意领受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Machiavelli）长时期以来所受到的藐视。政治这个世界并非一片完美的净土。分析就建立在这种模式上，并把当作“真理”的东西推演成极讨厌的东西。这些政治模式的令人很不愉快的性质，或许就是造成公共选择理论先驱者们的疏忽的主要原因。早先，以帕累托（Pareto）为代表的某些意大利人，大约是受了马基雅弗利式政治观念的重要影响，而本世纪中期的熊彼特（Schumpeter）对现代科学家们关于政治过程的思考，似乎没有提供什么推动作用。
只有在关于人们行为的经济人假设同交易政治范例 结合 起来时，“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才从绝望中出现。从理论上说，这种结合可以产生出在某些方面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原理相媲美的分析。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宪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制度和规章。因此，我们发现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的著作中，尤其是在詹姆斯·麦迪逊为《联邦党人》杂志写的论文中，可以找到包含这连两个重要方面的公共选择观点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
我把《一致计算》看成是对把这一兼收并蓄的观点中两个关键因素或关键方面结合起来并予以同等重视的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个贡献。没有我和戈登·图洛克在该书中各自做出的共同冒险尝试，这两个关键因素的结合也许是不会产生的。我认为这样说是确切的：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伟大的公共财政学著作的重大影响下，我的侧重点是构造交易政治；而相比之下（很有趣味的是，维克塞尔最初并不是要培养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的侧重点（源于他自己在官僚机构的经历以及他对官僚机构的思考）则在于构造具有明确个人利益的各种公共选择者（投票人、政治家、官僚）。我们当初在作出该书中的分析时，心里是颇为紧张不安的。但在该书出版20年来；我们的确已为付出这种紧张不安获得了很好的报偿。
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的各种新贡献受到了在广义公共选择观点中结合起来的这两个中心要素的不同影响。关于官僚政治和官僚行为理论以及关于管制理论的著作，主要受经济人假设的影响，而关于立宪分析的著作，则更多地源于交易政治范例。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这两个方面彼此并不矛盾。既然政治和政治过程最终是在交易范例中加以构造，那么简单的和直接的观察就可以使人们联想到，政治家和官僚是内在组成部分。这些人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制度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
注释：
①本文最初发表于《经济学与公共选择》（Economia
dellescelte Pubbliche）（罗马，1983年 1月号）第 7－15页。我对编辑安波烈教授允许在此基本上无变动地重印该文表示感谢。
②见詹姆斯·M布坎南：“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Public Finance and pudlic choice）；载《全国税收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 28（1975年12月号），第 383一394页；“从个人偏好到公共哲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注解”（From
private Prefences to philosophy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hoice），载阿瑟·塞尔登（Arthur Selden ）编《政治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olitics）（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 1978年）；“无浪漫的政治学：实证公共选择理论及其规范内涵概略”
（Politcs without Romance：
A Sketch of Positive Choice Theory and Its Normative
Implicatins）；
在奥地列维也纳高级研究所的就职演讲，载《高级研究所杂志》，第3卷（维也纳：1979年）。
③詹瑞斯· 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cs Do？），载《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第20期（1964年1月），第213—222页。
④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cs Do？）（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
⑤詹姆斯· M·布坎南、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一致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2年）。
⑥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财政理论研究》（Finanztheorietische Untersuchungen）耶拿：费希尔出版社， 1896年）。
⑦关于这—点，见詹姆斯· M·
布坎南、理查德·E·瓦格纳（Richard E．Wagner）：《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爵士的政治遗产》（Democracy
in Deficit： The
Pol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纽约： 学术出版社，1977年）。
《自由、市场与国家》
詹姆斯。M。布坎南著
4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与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①
一 导言
狭义地讲，描述“硬科学”的“科学”毫无疑义是实证的。科学家们的工作大体上是发现那些可称为“外在”的、已经存在的明显的现实，或是（如果他们水平再高些）构造模型，这些模型能对关于特定实验的结果作出某种值得争议的预见。科学是关于“是”或猜想的“是”，而不是“应该”。“科学家”极少向他或她本人提出关于他的或她的“存在目的”的问题。然而，科学为什么具有最终的“社会”价值？问题一旦这样提出，严格的实证界限很快就消失。通过或多或少的自然的假定，科学由于能预先指明其可控制的用途而具有了价值。物理学作为实证科学，就是诸如宇宙航行和氢弹这样的现代技术奇迹的先导。
“认识真理吧，真理使你多产”这句格言完全适用于科学，尤其是在本世纪中期及此后出现了那些令人畏惧的伦理问题的时候。对物质世界运行的认识，已经允许人类日益担负起对他周围“自然过程”的控制。并且除了我们时代那些新的伦理问题外，这种由于科学应用而成为可能的控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成为单向性的了。这种控制已经引人注目地改善了人类的命运。但这种“改善”如何衡量呢？通过人类自己的评价来衡量——这是所能提供的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然而应该承认，在这个回答里已经具有了规范的含意。“改善”是随着科学使控制成为可能而得到的；因此“应该”从事科学；这就存在对科学家们的才能运用的明显的规范支持。
人类是一个世界，人类活动是“自然过程”。既然如此，难道日益增长的关于人类及人类活动的认识在科学中没有它的适当地位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期望这种认识的增长将产生出可与那些从一般科学发展的其他方面出现的已被证明的结果相媲美的结果吗？为什么在“人的科学”和别的科学之间应该存在一条绝对的界线呢？
如果科学的规范目的被忘却，这些问题就只有单向答案。日益增长的科学认识和“改善”之间的必然联系，是由知识所允许的控制提供的，这种控制可以运用来促进人们作出肯定的评价。在这方面，“人的科学”能做到与物的科学相一致吗？
二 作为实证科学家的鲁滨逊·克鲁索
考察一下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在他的海岛上独自存在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大部分行为都可称为一个正在制造并验证假说的实证科学家的行为。“这种红色的浆果使我生病；那种蓝色的浆果使我健康。岛东边海里鱼儿很多；岛西边海里有鲨鱼。”克鲁索正在验证关于他的身体，关于他的性情，以及关于他的新环境的外部因素的假说。他在从事“人的科学”以及其他各种科学的研究。当他通过自己的计算，应用新获得的认识，并按照这种新认识控制环境及他自身时，他的生活标准改善了。
让我们现在转向星期五（Friday）为出现后克鲁索在海岛上的情形。星期五现在成了克鲁索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克鲁索将像对待其他部分一样去获取关于这一部分的认识。因此，他将继续像一个实证科学家那样行事。他将提出并且验证假说。当他这么做时，他将获得认识，而且他应用这种认识时，这种认识将允许他去控制星期五的行为。而当他做了这些后，他将能改善——按其标准——他自己的生活。为了说明问题起见，甚至可以离开笛福（Defoe）的叙述，想像克鲁索发现星期五对蛇极为迷信，以至到了害怕蛇的形象的地步。由于做出了这个在完全意义上是真正的科学发现，克鲁索也许通过在沙面上描画各种形象．便能按照他的意愿去构造星期五的行为。
故事到此忽略了星期五也具有像一个实证科学家那样行事的能力。对于星期五来说，鲁滨逊·克鲁索是这个新的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并且他也将提出并验证关于克鲁索行为的假说。克鲁索和星期五这两个实证科学家，都在发现他们的环境的各个方面，并且他们各自为了改善自己所评价的生活标准，都通过应用他们的科学发现来控制这个环境。克鲁索在“利用”星期五对蛇的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