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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黄：天呀！我们以为大法官是中立的、公正的。
龙 头：（笑）大法官的老板蒋介石叫蒋中正，更中更正呢！你别只对第六十八号解释大惊小怪吧，无独有偶，还有个第一二九号解释，比第六十八号更蝌蚪呢。第一二九号解释是：“未满十四岁之人参加叛乱组织，于满十四岁时，尚未自首，亦无其他事实证明其确已脱离者，自应负刑事责任，本院释字第六十八号解释，并应有其适用。”这意思就是说，第六十八号解释只能惩罚到十四岁以上的，十四岁以下的就漏网了，这怎么行？这下子六七岁参加过共产党“小鬼队”的，都可以一网打尽了。有一位江西人萧振文，即以七岁参加“小
鬼队”被判死刑，而后改判无期徒刑。另一位海军陆战队现役中校王春亭，山东人，抗战胜利后，因家乡被共军攻陷，参加了小孩子人人都参加的“小鬼队”，被判十五年徒刑，他愤愤不平地说：“那么，抗战时期，日本军队攻占家乡，强迫我们读日文，政府也可以判我为汉奸了？”
老 黄：这个六十八号什么的，很多人碰上了吗？
龙 头：多极了！有的还很逗。有个随国民党来台的老兵叫苏依仁，退伍后租了一间违章建筑的小破屋，弄来一部旧三轮车，还兼差卖冰水，聊度残生。
一天晚上，冲进好几个警察，抓住他，就给上了手铐，带到警察局，由一个笑脸的刑警客客气气替他脱了手铐，还敬他一支烟，说：“苏先生，对不起，这么晚把你请到局里来，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我们是在调查一件事，只要你能真诚地与我们合作，我们马上送你回去休息，刚刚我的部下对你很无礼，请你多包涵。”然后就轻松地和他闲话家常，问他老家有些什么人？几时到台湾的？怎么来的？何时退伍？现干何？……苏依仁有问必答。如此闲谈了约一个多小时后，刑警的问话就总在1941年至1945年的那段期间打转。刑警问他哪一年当
兵，当兵以前干什么，苏依仁答1943年当兵，当兵以前帮忙父亲种田。刑警又问共产党哪一年到他的家乡，他答1942年。早上七点左右，刑警为苏依仁准备了豆浆及烧饼油条，吃过了早餐，换了两位刑警与他交谈。
其中一位刑警单刀直入地说：“苏先生，有人检举你在大陆时曾参加共产党，可有这回事？”苏依仁虽是个大老粗，但在军队中混了二十几年，也有一点警觉性，他知道这不是好玩的。他马上小心地回答说：“‘共匪’到我的家乡，我逃都来不及了，怎会参加共产党？何况我又是大老粗一个，又不想做官发财，我加入共产党干什么？是谁检举我的，我要跟他对质……”刑警告诉他对质是法庭的事，现在不必急。刑警又问他可曾为共产党做过什么事？他说没有。话一说完，刑警一反刚才还算客气的态度，两人合力对他拳打脚踢，再用绳子绑住两手把他吊在半空，骂他说：“你不承认为共产党做过事，有人看到你为共产党抬过东西，你回想一下，有没有？如果你不承认，只是和你自己过不去，何苦呢？给你十分钟的时间去想。”被吊在半空中的苏依仁，两手疼得快断了，他拼了老命去想是否帮共产党抬过东西，对了，他想起来了，他曾与几个邻居为共产党出公差，去抬尸体。他想：“抬尸体是被迫的，又不是自愿去帮忙，何况抬尸体又不犯法。”想到这儿，他马上向刑警承认为共产党抬过尸体。刑警也立即放他下来，并要他写下那段经过，苏依仁说他不识字，不会写。刑警说那就由他们照他说的来写，苏依仁当然答应。于是就把抬尸体的那段经过、时间、地点、有几个人一齐去、抬了几具尸体等，一五一十地对刑警坦白。刑警也一面听，一面做记录，最后还要他在笔录上打上指模。本以为事情交代清楚了就可回家了，岂知笔录一做完，就被移送警总保安处，一个月后被移送到军法处，不久接到起诉书，同房难友把起诉书念给他听，他才知道上了大当。原来起诉要旨是指控他曾于1942年在大陆加入“匪党”组织，并曾为“匪”搬运尸体，来台后又不向有关单位办理自首，故视为未曾脱离共产党组织，还在继续中，判刑十二年。苏依仁一肚子怨气，认为抬了一下死人也犯法，难友们安慰他：“为‘匪’抬死人就是‘通匪’、‘资匪’，没把你枪毙已经不错了。”
老 黄：真可怕啊！抬一下死人就是十二年。
龙 头：还有一件也和六十八号解释有关，判得更重。有个叫陈毓宾的，在国民党金门县党部做事。有一天他被特务找去，说：“我们在你的档案资料里，查到柯某某曾是你的上司，而柯某某已因‘匪谍案’被政府判刑，你既曾是他的部属，你也该早就被他吸收加入‘匪党’了吧？为什么不向政府办理自首？……”
忠党爱国的陈毓宾当然不会承认这个莫名其妙的罪名，即使特务们严刑逼供，他也死不
承认。不承认，有办法逼你承认。把你太太抓来问，太太也不承认。好，从太太怀中抢下出生才五个月的小婴孩，啪啪啪打起小婴孩给他太太看，太太受不了了，只好屈服，承认自己丈夫是共产党。太太说你是共产党，难道还是假的？于是陈毓宾只好承认多年前加入了共产党，因为没向政府自首，按照大法官第六十八号解释，自然视同继续。
余三共：（面露忧戚）这个案子太奇怪了，不但刑求当事人，竟刑求到当事人的太太和五个月大的小婴孩，太太在两难之下，只好诬攀丈夫，救下孩子，这位太太做得对吗？
龙 头：当然对。小孩子是绝对无辜的，小孩子还有未来、有前途，要给小孩子机会。
老 黄：什么机会？受苦受难的机会，坐在家里没招谁没惹谁就给抓到牢里来的机会。
龙 头：那是多少年以后的问题了，谁又顾得了呢？
老 黄：这六十八号什么的，不是可以办自首吗？自首不是可以免罪了吗？很多墙上不都贴着“匪谍自首，既往不咎”的标语吗？
龙 头：问得好，老黄，问得好。首先我告诉你，自首的下场总是惹来新的罪名，叫做“自首不实”，就是你虽然“匪谍”自首了，可是你避重就轻，有所保留，并没交代出全部的真相，你是以自首为幌子，避开我们抓你关你而已。所以，你自首了，老子们还要穷追猛打。结果自首未成，反倒一切惟你是问，罪加一等。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后，有些涉案的台湾人当时逃亡了，有一个叫陈柏渊的，他逃到他台南老师杨文源的家里，藏了两个月。十二年后，这位杨老师要考高考律师，看《六法全书》，看到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要判七年刑，吓倒了，想到十二年前他的学生不是“匪谍”吗？……
余三共：怎么参与“二二八”的台湾人会又牵涉上我们共产党，又“匪谍”起来了？
龙 头：这门学问，你就不太懂了。这又是一种“国特的逻辑”，你非国民党员就是党外，在台湾做党外就会勾结海外党外，海外党外就是“台独”“台湾独立”式党外，就是叛徒，叛徒就会与“共匪”勾结，所以在台湾的，一闹事，就是“共匪”、就是“匪谍”。这种“国特的逻辑”，在所谓法律上也可以给逻辑出来。根据“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二条：“本条例称匪谍者，指惩治叛乱条例所称之叛徒。”再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本条例称叛徒者，指犯第二条各项罪行之人而言。”换句话说，只有用“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判的人，才是“叛徒”；用其他条判的人，都不算叛徒。所以我的案子同案八个人中，只有我是“叛徒”，他们都不是了，他们都只是“受叛徒之指使”的罪犯而已。我是“台独案”被人咬进来的，最后却变成了主角指使别人，这倒真是令人会心的变化哟！所以，“二二八”涉案的台湾人，都以叛徒论，而叛徒又以“匪谍”论，一点都不违反国特的逻辑。懂了吧？
余三共：懂了。所以那位杨老师十二年前收容的学生是“匪谍”。
龙 头：是“匪谍”。这下子杨老师抱着《六法全书》吓坏了，于是只好自首。他自首的理由是：“反正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而陈柏渊已不知逃往何处，只要我向治安机关承认曾藏匿过陈柏渊，我就是清白的。至于陈柏渊参加“二二八”的那件事，都已经过了十几年，他们也应该不会再追究才对。即使要追究，陈柏渊也不会那么容易被逮到吧！”于是他就自首了。结果自首换来的答复是：“光你自首没有用，你一定要把陈柏渊找出来向治安机关投案，否则你也有罪。”杨老师答道：“已分别十几年，到底他是生是死，我也不知道，叫
我从何处找起？何况台湾这么大……”话未答完就被特务打断：“即使分离三十年你也要去找，如果人死了，就拿他的死亡证明书来销案，至于要如何找那是你自己的事。从明天开始，我给你一个月时间去找出陈柏渊，这期间你天天要向我们报告找寻的经过，如果一个月以后还找不到陈柏渊，我们就把你移送军法治罪。”于是杨老师就硬着头皮去找，最后找到他学生的妈妈，再由妈妈找到学生陈柏渊自首。特务又说陈柏渊“自首不实”，敲敲打打，刑求之下，陈柏渊乱咬一通，最后特务嫌咬出的人太少，陈柏渊问：“只有一面之缘的也要吗？”特务说：“当然要，你现在不说，将来我们也会知道，现在坦白了就表示你有诚意，一切都交代清楚了，你就可以马上回去，以后也不必躲躲藏藏……”陈柏渊记得他看过一次病，医生叫洪文庆，这下子洪医生又遭了殃。洪医生在被刑求下只好乱编口供，说他曾在十二年前批评国民党政府，并说中共要统一台湾只是时间问题。特务说不行，这与事实不符。洪文庆就在自白书上写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特务说不对，将洪医生所写的撕掉。洪医生又重写曾参加“台湾独立党”，特务说更不对，因为只有海外才有“台湾独立党”，岛内没有“台湾独立党”，于是又一次把自白书撕掉。这不对，那不对，洪医生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写才正确，更不知道应该承认参加什么组织才能满足特务的要求。最后，洪医生以恳求的语气拜托特务坦白说出他们的要求。特务就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洪医师一想：对了，我是台湾人，为什么没想到“台湾共产党”？他立刻改写他曾参加台湾共产党，但特务又摇头。就如此这般的经历三小时的猜谜，经由特务的宽大开恩一再提示，最后他在自白书上写了曾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才让特务满了意。可见余三共你们“成大共产党”算不了什么，早在好多年前，就有“台湾共产党”了。
余三共：唉，我们“余生也晚”。后来呢？
龙 头：后来洪医生又被锁定，问东问西，要缴出同志，最后愈咬愈多，咬到第十四个人，特务觉得够了才喊停。判决下来，自无期徒刑以下，各种刑期，一应俱全，一个人自首，十四个人遭殃，没有一个“匪谍”是真的。喜欢自首吗？把脖子送给刽子手了。
老 黄：听龙头讲的，吓得我浑身发毛，可见坏人做不得，做了坏人，想做好人都来不及了。
余三共：什么好人坏人的，你想得太简单了。
老 黄：坏人不就是“共匪”吗？好人不就不是“共匪”吗？
余三共：你又匪不匪的乱说了，不是共匪，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有理想的，共产党比起漫无心肝、甘心被国民党统治的才更是好人。
老 黄：那到处都是检举“匪谍”的标语，我还记得是检举“匪谍”，请拨电话：917777、918888。
或以真实姓名，具函邮寄：
台北邮政第三四号信箱。
还说检举“匪谍”不但可以清除内奸，还可以得到新台币三百万元的巨额奖金呢！那不等于是检举好人吗？
余三共：也可以这么说。
龙 头：自首是自己的事，是检举自己。检举“匪谍”就不一样了，是检举别人，检举自己搞不好要坐牢，检举别人搞不好也要坐牢。
老 黄：有这种怪事？
龙 头：怎么没有？有人为了奖金诬告别人是“匪谍”，有时候也踢到铁板，结果奖金没领到，反倒因为反坐，自己给关进去了。有一个人，我忘了他名字，他忽然异想天开，告起蒋经国来了，他告蒋经国是“匪谍”，因为蒋经国明明留学苏联时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又明明没有办自首手续，所以按照大法官第六十八号解释，做共产党状态还在继续中，是典型的“匪谍”。结果可想而知，他老兄给抓进来了，“匪谍”蒋经国逍遥法外。后来他在牢里感叹说：“我没告蒋经国呀，我告了我自己。”
余三共：这件事说明了：知“匪”不报固然罪该万死，知“匪”报了也会大祸临头。
龙 头：你说对了，其实知“匪”报了也会大祸临头的例子，种类是很多的。大体说来，也算同类。就是检举“匪谍”以外，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对这些传单与标语，国民党鼓励检举，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去报告。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我举一些实例，给你们见识见识。一个铁路工人，叫卢水旺，是国民党，忠党爱国极了，但他的党国却不鸟他。一次他坐火车从高雄北上，快到台北的时候，他到厕所小便，门一打开，砰就关上了，大喊：“车上有‘匪谍’！任何人不准再上厕所，路警在哪？快找路警来！”路警赶到时，看到厕所墙上有人用粉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打倒国民党”。这时火车已开到台北站，乘客们纷纷下车，路警本想拦下他们一一侦讯，但车上人太多，拦也拦不住，只好算了。有几名便衣闻讯赶来，亮出派司，询问路警出了什么情况，路警低声附耳，据实以告。特务们也建议拦住旅客逐一核对笔迹，但列车长认为行不通。因为台北车站每天进出的班次甚多，车站里南来的北往的，接客的送客的成千上万，除非将站内的人拦住不准出去，站外的人拦住不准进来，另外还得不让要进站的列车开进，不许待开出的列车开出，否则无法一一核对笔迹。而要如此做，牵涉甚广，除了台北站整个瘫痪外，更会引起全省交通大混乱，兹事体大，谁也负不了责任。何况这段时间，已有不少旅客出了车站，说不定写字的“匪谍”早已溜了。特务们想了一下，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把卢水旺带到铁路警察局仔细盘问。卢水旺不厌其烦口沫横飞地描述发现反动标语的经过，以及当时马上报案以争取时效的反应。但特务们反追问他的生活背景、工作现况暨交游情形等等。从中午折腾到深夜，问得他身心俱疲，声称自己是报案人，能交代的全交代清楚了，要回家休息了。但是特务们说：“卢先生，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你不能离开。”卢水旺抗议说：“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我是报案人，不是嫌疑犯，你们凭什么扣押我？”特务们说：“卢先生，我们不是扣押你，只想了解事实真相。在事实真相没澄清前，你就委屈委屈吧。”结果这一委屈，就是半个月，最后破了案，硬说写标语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卢水旺。在解送军法处前，卢水旺整天痛哭流涕。看守骂他说：“哭有个屁用！你是自作自受，自找苦恼。就算字不是你写的，火车上那么多人，别人不报案，你报个什么案？你呀，这叫多事有事，好心变成驴肝肺。”最后，他被判了五年，“忠党爱国”，爱到牢里去了。
余三共：看这样，只有不认识字不会写字的人可以豁免了？
龙 头：也未必。有个农夫，叫钟金木，六十出头，不认识字。一天在田里看到一叠红色的纸张，他捡回去，跟两个孩子一起把红纸折成飞机，在马路上互相飞着，看谁折得快、折得多。折呀折的，一架飞机飞到警察头上了，警察看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简体字，马上奔回警察局，不一会儿，大群治安人员包围了这所农宅，大事搜索，并抓走了钟金木。判决书下来的时候，最后一段说：“姑念被告钟金木没受过教育，又不识字，不知传单内容，故予最轻惩处。”所谓最轻惩处，是判了七年，理由是“为匪宣传”。农夫钟金木一辈子不知道
“匪”字怎么认怎么写，结果飞来横“匪”，还是“匪”到牢里去了。
老 黄：看来还是手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