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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他们空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安全和发展。因此，这个江湖没有了士大夫江湖的与世无争的气度，这里不仅要“争”，而且在“争”的时候没有了主流社会中的“争”所应该遵守的规则。
游民的江湖是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主流社会是显性社会，由统治者与士农工商构成，主流社会的人们按照统治者所确定的规则公开活动。江湖是不为主流社会的人们所知的隐性社会，它通行的是另外一种游戏规则。江湖人员的构成大多被统治者视为异类、甚至匪类，它的规则又与统治者所允许的规则大相径庭，因此被主流社会打压与排斥就是极其自然的了，自然也就处在潜伏和半潜伏状态了。
一般说来，江湖不是有形的组织，只是一种松散的存在，然而江湖中确有有形的组织，这种有形组织也是秘密的，譬如秘密会社、帮会，另外，各种各样武装团伙、绿林山头等等也都是有形组织。如《水浒传》中梁山泊、二龙山、少华山、清风山、对影山等就是有形的，可是游民奔走觅求生活之路却是一个无形的江湖。宋代往后，越是靠近现代，这种有形的秘密组织的类型就越多。但是江湖所涵盖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些都是从事非法活动的游民，江湖中还有一种从事合法活动的游民，比如说评书的，唱戏的，走江湖卖药看病的郎中，他们并不干非法活动，而且他们的服务往往还是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需的。但在统治者眼里，这些游走江湖的人们绝非良民，也是必须提防的异类，有时甚至通过监督或制定严厉法律，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明初的洪武时期。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2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从总体来说，江湖是无形的，但是江湖人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们从《水浒传》中也看到江湖确实存在。我下面列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林冲发配到了沧州，在一个酒店里，酒店主人向他介绍说俺这村中有一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作“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这句话值得注意，“小旋风”是柴进的一个绰号，我想柴进跟主流社会往来的时候，向达官贵人、文人学士递名帖的时候，绝不会写上“小旋风”三个字，因为这“小旋风”三个字只是属于“江湖”的。从这里看出江湖确实是有的，江湖上的宋江见到柴进要称小旋风，晁盖、王伦这些人见到柴进，或柴进见到他们，也都可以用小旋风这个绰号沟通交流。然而在主流社会绝对不行，而且主流社会的人们视有这类绰号的人物为匪类，是被打压的。统治者要想打压某人，也往往要给他起一个江湖绰号。清风寨的知寨刘高一心陷害宋江，抓住宋江之后，宋江自称张三，是个良民，到这里来是做买卖的。而刘高想把他断成盗贼，于是在给宋江做档案时，把他称之为“郓城虎张三”。有了绰号，一看就是江湖上的人，而江湖人就离土匪不远了。 江湖上他们互相联系还有一种秘密语，这就是江湖黑话。江湖黑话在《水浒传》中已经初露端倪，但是不是很多。到了明朝，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一直到清代，黑话、秘密语呈现出泛滥状态。光是天地会的会内“海底”中所记载的秘密语有数千条之多。《水浒传》中还不算多。比如下拜叫“剪拂”（因为“拜”的发音近于“败”，在走江湖人们看来不吉利），跌坐在地下他叫“塔蹲”等等。
这是江湖黑话。只有江湖人用，用于内部沟通。二十多年来，由于宽松，人们也厌倦了“文革”中革命话语的贫乏，在语言上好奇，便从通俗小说和社会下层流行的一些江湖黑话、秘密语中吸收词汇，如“大腕”“大款”“走穴”之类的江湖黑话成为十分流行的词语。很多外国青年习中国语言时，与江湖艺人接触比较多，认为这些才是流行于中国民间的活语言，很是认真地学了许多，辛辛苦苦到中国来学习中国语言，结果学了一嘴流氓话走，还自以为是得到了中国语言的精粹。
江湖上还有自己的舆论和道德评价。这种例子很多，大家读《水浒传》就经常看到。梁山好汉经常说到，不能干某件事，否则要吃江湖好汉笑话。这就是属于江湖舆论。江湖有自己的道德评价和价值标准，与主流社会不同。
江湖还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有了事情很快就会在江湖人中传扬开来。例如林冲上了梁山之后受到王伦的排挤打压，这件事江湖上很早就知道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好像江湖也有自己的媒体似的，一些事情传播得非常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江湖是江湖人、也是游民生活的空间，而游民流动性非常频繁。所以有点事情、有点消息传播得特别快。从诸多方面来看，我们可以确知，江湖并不是虚拟出来的，不是艺术家的创造，而是在生活中现实存在的。
江湖因江湖人而存在
在宗法社会中，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是稳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能够流动起来的却并不只是被迫脱序（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士人和商人。
如果有人非得问江湖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我就说江湖在城镇，也在乡村；在热闹的繁华的市井，也在荒寒闭塞的山野；在四通八达的道途，也在湖光飘渺的湖海。也就是说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为生活而奋斗，哪里就有江湖。
《水浒传》中许多地方写到了江湖，如东京桑家瓦子里有说话人在那里演说《三国志平话》；郓城县的勾栏里有白秀英到那里去演唱诸宫调；渭州街头有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势卖艺；揭阳镇上病大虫薛永在那里耍枪弄棒，以博衣食。这些地方因为有了江湖人的奋斗便成为了江湖。从空间上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以不是江湖，关键在他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那么什么是江湖人呢？是不是生活在城镇的下层民众，我们经常称之为市井细民的呢？我说不是，更不是蜷曲在乡村的宗法农民。其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江湖人是流动的；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基本上是不流动的。评书艺人中流传着一首描写他们生活和心态的开场诗《西江月》中说：“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方丈风涛不怕。”从这个江湖艺人自述词《西江月》的上半阕就可以看出来，江湖人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而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是不流动的，不会听了书、看了戏，就跟着江湖艺人走了，也可能有，但是极个别的追星族。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3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在宗法社会中，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是稳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能够流动起来的却并不只是被迫脱序（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士人和商人。自春秋战国以来，士人流动便成为经常的现象，并有“游士”群体的形成。后来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士人虽然不能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流动了，但是他们要出仕做官，就要游学、游宦。 作为预备官吏的文人士大夫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统治者靠他们来统治中国。中国总的说来，统一还是历史的主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了流动起来的文人士大夫。游宦制度，不仅在政治上保证了国家统一，而且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文人士大夫们把文化从先进地区带到落后地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游宦的文人士大夫起了决定作用。古代考核官吏的指标中，教化是很重要的一项，一些负责任的官吏一般都要抓文化教育，因此必然导致当地社会文化习俗的变化，一些野蛮的原始遗留必然被逐渐淘汰，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有记载。所以说，文人士大夫的流动不可能把他们打造成江湖人，更不会构成颠覆主流社会的“江湖”。
游商虽然不能跟游宦相比，但商人作为“四民”之一，他们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是也不会受到特别打压。个别朝代对商人有些打压现象，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如汉初、晋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下令，商人要穿两样鞋子，一只黑，一只白。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最根本的在于商人通过流动去追逐比农民、手工业者高得多的收入。流动满足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他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所以说商人不会大量地流入江湖。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
江湖上的芸芸众生
《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
《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故事的。但就具体情节来说，它描写了各种各样江湖人的生活。我们说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水浒传》中也写了众多的游民。
毛泽东主席1926年写的《中国农民的各阶级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游民分为五大类，即兵、匪、盗、丐、娼。我理解的游民比毛主席说的要广一些。他只是说农村的，我包括城镇的，也包括那种合法谋生的游民。
《水浒传》写的“盗”非常多（不是指聚义以后，因为上梁山后都可以说是“盗”了），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山寨上山大王和喽罗，这是团伙；还有单干的，像江河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黑店的孙二娘，盗马贼段景柱，小偷小摸的时迁。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丧失了产业、走投无路而干上这一行的；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吃了官司，上山下海以避难；更多的因为干没有本钱的买卖。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作大，使得官方对他们无可奈何。当然还有许多游民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并没有祸害民众的行为，只是在江湖上谋生的江湖人。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离开了农村，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会活动。例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往在外的戴宗、在监狱里做了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逃避灾难的武松；自幼漂泊江湖、专好结识江湖英雄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势的卖艺的薛永等等。108将中最多的就是游民，大约是50人，占了将近一半。为什么说《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从书中主要人物形象上说，它是以游民为主体的。我反对“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梁山上英雄好汉没有什么农民，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中没有提出农民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对土地的诉求。冒着生命的危险造反却不要求他们最钟情的土地，岂非咄咄怪事！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4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谈论游民，人们往往忘了高俅，他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没有正当的职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因为参与诈骗，被发配，后得赦免，可以回东京，东京人没有人收留他。后来得以返回东京，给人做个跟班，由于机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发迹变泰。他是属于那些得以改换门庭的游民。为什么《水浒传》中游民没有羡慕他，反而把他作为北宋末年“四大奸臣”的代表加以揭露抨击呢？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官位来源不正，二是出身太低。你别看游民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许多也是同病不相怜的，看不起同样出身的。梁山好汉普遍认为只有靠一刀一枪博出来的功名才是正当的，这正如科举考出来的状元、进士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样。而高俅只是靠踢球，自然被认为是佞幸小人。又因为出身太低，自然把他视为祸水（其实从《宋史》的记载来看，高俅的劣迹不多，因为会踢球而受到宋徽宗知遇的是李邦彦，他出身低微，父亲是个银匠。善于市井应对，自号“李浪子”。后来位至宰相，老百姓目为“社稷之贼”。史书上并未说高俅善于踢球，可能高俅是“沾了名字的光”，把李邦彦的故事移植到他的身上）。 在郓城县从事演艺活动、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阎婆惜他们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阎婆惜会唱曲，与她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想在这里停留，不料父亲得病死在郓城。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遂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可是作者对于同属游民的阎婆惜没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她不属于宋江梁山系统，而且刁难宋江，并打算出卖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把她杀了。白秀英、阎婆惜都属于江湖艺人，但这里面有一个游民对于女性态度的问题。《水浒传》对年轻女性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施耐庵一定是恋爱的失败者，吃过女人的亏，所以他才那样敌视年轻女性。实际上《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英国人贝思飞所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土匪认为女性是不幸的根源，不只是男土匪这样，女性匪首也如此看，遇有重大的危机先把妇女杀掉。因此《水浒传》写到的年轻妇女很少有好下场，即使是女游民也不例外。
《水浒传》中还写到许多游民知识分子，也就是稍有文化的游民。宋代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得书籍易于得到。唐代的书非常难得，像韩愈这样世代读书的人藏书也不完备，非常羡慕李泌家的藏书，鼓励朋友到他家去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受的教育面非常窄。其科举制度也在初期，录取面非常小。到了宋代这些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其文化普及程度大大高于唐代。这样读书人数目激增，而读书人的出路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做官，尽管宋代科举录取名额大大增加，官吏也远较唐代为多，但仍有大量读书人不能入仕。有钱的可以做隐士，有关系的可以奔走官场，有一技之长的可以附丽于豪门，也有的绝了做官的望，沉沦于社会底层，奔走于城乡之间，利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谋生。他们就是游民知识分子。《水浒传》中就写到这种人，比如吴用、公孙胜等，他们文化程度未必很高，但都要有一点道教的知识，有一点阴阳家的知识，成为队伍中的精神领袖。许多通俗小说写到人们造反，他们的队伍中往往要有个“阴阳”（为行军打仗出谋划策）。北宋欧阳修给皇帝的上书中说宋代建国一百来年，社会也有动乱，烧杀抢掠，但都没有形成巨大的力量，原因就是说没有这类人物参加。这是符合实际的。
《水浒传》是江湖人的百科全书
《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
《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前面说过江湖是因为江湖人而存在，《水浒传》就是描写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江湖，我认为《水浒传》小说产生于明代中叶靠前期一点，所以说书中所写的江湖生活也包括了明初的江湖。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水浒传》小说及相关的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在中国下层社会里普及了江湖知识。《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作者用生动的故事形象，说明了当时佞幸专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正义不能伸张，展示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的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