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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的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此之前，所有的文字著作中没有出现过正面歌颂敢于抗上、敢于武装造反的例子。作为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孔子就反对犯上作乱，其他思想意识如道家、佛家也都是主张人们应该各安其位的。像《水浒传》正面歌颂这种游民造反的文艺作品是不多见的，基本上可说没有。所以我认为是《水浒传》首先提出来的。 《水浒传》还通过它所创造的话语影响受众。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中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种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其它如“聚义”“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它们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识，也表达了他们的向往。
《水浒传》中的江湖是丰富而生动的，在其受众中有极广泛的影响。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现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艺术的作家们更应有社会责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通俗艺术的创作者，其历史观念和思想观念甚至是落后的古代的江湖艺人，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屏幕，把它们播散出去，其社会效果只可能是负面的。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
（转自：榕树下）
绪论
从《水浒传》这本古典名著可以看出中国绿林事业的文化根源所在。那就是根植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绿林豪侠事业与绿林文化思想体系。所谓的绿林文化是种俗文化与雅文化相结合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形而上的政治利益的表现特征，同时还具体包含了散落在民间形而下的绿林文化人格崇拜的思想体系。同时它的思想渊源又是儒、道、墨三家思想的结合，虽然具有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但同时也表现出这种绿林文化丰富的文化特征。本文具体结合《水浒传》原著对其表现出的绿林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
其实绿林文化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的侠客、义士就是这种绿林文化的雏形。它的文化渊源来自于代表小生产阶级的墨家思想，但是它是种散落在民间俗文化和雅文化的有机结合，所以它的思想渊源还有来自儒家甚至是道家的思想体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及丰富性。可以说儒、墨、道三家思想的互补，以及民间俗文化对其形而下的理解便是本文说要论述的绿林文化的内涵所在。
闻一多先生《关于儒、道、匪》一文（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曾引用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土匪。”儒家告诉人们如何去积极地面对生活，服从社会秩序。而当这种秩序一旦解体，或者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的现象时，道家告诉人们要超脱和回避，而墨家则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道家的回避态度尽管不够积极，但可以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成为古代士人的常规心态。而墨家的主张和做法对社会危害作用较大，所以在先秦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墨家，在秦汉以后就被取消了在社会上流传的权力，然而它的思想和意识却仍然在民间蔓延滋长，并经常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历代社会上绿林土匪及其意识产生的渊源。《水浒传》所描绘的是北宋王朝，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宋朝是封建社会从鼎盛走向下坡路的时期，由于宋朝官僚机构臃肿繁冗，办事效率很低；对外却软弱无能，每年向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贡的“岁币”，不仅成为当时政府的经济负担，还极大地伤害了汉民族的自尊心。内忧外患的社会体系，自然这种具有极大破坏力的绿林文化意识就会在民间抬头。而《水浒传》所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一、《水浒传》与绿林文化的政治特征。
“逼上梁山”是梁山好汉上山聚义的共同原因。
《水浒传》这部小说反应了宋朝社会“遍地不公”的社会现象。尽管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在政治上有像蔡京、童贯、高俅那样的奸臣当道，混乱朝纲。梁中书给他岳父的蔡京准备的生辰纲就是民脂民膏十万贯（第十五回）；身居高职的高太尉本来只是一个“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的“破落户”（第一回）。而在衙门内贪污受贿现象又是屡见不鲜。如武松发配到孟州时，那里的囚犯对他说：“好汉，你新到这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报你知道。岂不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只怕你初来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众囚徒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第二十九回）。可见贪污受贿腐败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在民间私抢民女（如镇关西），偷奸害夫（如潘金莲），以强欺弱（如蒋门神）的现象也不是个别。在这样弱肉强食、遍地不公社会背景下，其中的弱者只能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也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2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然而梁山好汉的社会基础是及其复杂的。他们中有农民、城市手工业者、流浪汉、奴仆，更有小知识分子、在野下级军官、大商人、遭遇不幸的衙役和宋王朝派来征剿义军失败投降的各级军官。前者他们并非自身遭到欺凌、迫害才铤而走险的，而是不满于社会上的不平事，挺身而出，救助受欺凌、迫害的良善弱小，剪恶锄凶，才处在了为官府所不容的地位上。鲁智深便是这类人物的突出代表。在这个形象的性格中，除了有多数梁山好汉所共有的济困扶弱的豪侠精神，还有着无视宗教戒律的任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合成与现实秩序、法度的对立性；更具有主动反抗精神的，是晁盖、吴用，他们是出于对聚敛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的不满，联络贫苦到难以为生的渔民阮氏兄弟等人，劫夺了大名府留守梁中书送给当朝大师蔡京祝寿的财宝——生辰纲。这已不是个人的报复性的抗争，而是超越了个人的利害，虽然采取的是原始性的劫掠方式，但却有着视赃官之财为“不义之财”的觉醒，这种劫掠行动也被表现为正当有理的行动，可以说鲜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心声。他们的被“逼上梁山”更多是因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并不是因为生存无法保障，具有一定的自发性。
而后者的则可以认定是所谓真真意义上的“逼上梁山”，他们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现实危险到他们的生存需要。比如林冲原是京中禁军教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美满的家庭，他没有也不会有自发的反叛意识。最初妻子受到朝中权贵高俅之子的戏辱，他忍让了下来；继而被高俅设计陷害，刺配沧州牢营，做了囚徒，但是他仍抱有幻想，等待服役期满，和家人团聚，重新过其正常的生活，并没有失去对人生的希望。最后在高俅非将他置于死地不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他才奋起反抗，杀死高俅派去杀害他的爪牙，雪夜投奔梁山；武松是打虎英雄，县衙门的都头，由于亲兄长被地方恶棍害死，而县官又循情不予审理，才动手拼搏，斗杀西门庆，刺配孟州后，仍然安于做囚徒，直到又因施恩而打不平，醉打了蒋门神，后又中了张督监的诡计，再次被判刑发配，在张都监设计在押解途中要将他杀死的时候，他才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为，“血溅鸳鸯楼”，杀死张督监全家；宋江上梁山的道路更曲折。他为县衙押司，却喜结交江湖豪杰，由于放走劫取生辰纲的首犯晁盖，从而与梁山好汉有了关系，又导致了他为掩盖犯“法”的真情，不得已杀死了外室阎婆惜。他潜逃在外，坚持不肯上山落草，宁愿回家就捕。在被解往江州的途中，还坚决不同意梁山好汉解救他，直到发配江州又题诗遭祸，受到权势者的陷害，被押上法场，被梁山好汉解救出来，实在无路可走，这才随同上山，做了绿林首领。这类人物上山的道路，集中显示出一个“逼”字，如果不是到了不做强人就得伏首就戮的生死关头上，他们是不会去做绿林强人的。
他们或者是因为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具有一定自发性地落草为寇；或者是因为生存需要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但是他们所共同面对的却是那个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后人以“逼上梁山”作为说明被逼无奈而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的成语，足见它所包含的绿林文化精神的底蕴。
“替天行道”是梁山好汉的政治行动纲领。
既然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使他们采取了个人对社会激进的反抗，共同的利益又使得他们走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绿林集团，采取集体对社会的激进对立。那么这个绿林集团政治行动纲领究竟是什么呢？
那就是悬挂在梁山聚义厅前那面杏黄大旗——“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这一口号中的“天”和“道”指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一思想观念的来源是哪一家呢？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说儒家，或说法家，还有墨家、杨朱、老子等说法。笔者却认为这一口号代表的是墨家天罚的思想，此外还包括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内涵。
国家是协调和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必要产物。对于这一点，以墨子为首的小生产者阶层并不否认。但墨家对代表国家权力的天子并不表示盲从。他认为天子的行为本身并不是评价其自身的标准，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有意志的天，也就是“天意”。所以晁盖七人智取生辰纲假脱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第十四回）；宋江遇九天玄女，得到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第四十一回）；街道上歌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也是“正应天上言语。”（第四十回）（这可能更接近于道家思想的谶纬），而这个天意就是小生产者利益的意志所在。墨子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这就是说，评价天子好坏的标准，是看他是否顺应天意——小生产者自身的意志。顺应者便可受到奖赏，忏逆者便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古代墨侠集团扶弱除暴之举的动因所在。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3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无疑是受到这些流落在民间的墨侠思想影响的产物。在他们看来，“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谄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第六十四回）。他们聚义梁山，就是顺应天意，以力抗天命的表现。因为他们感到有天意、神明和抗争精神在给自己撑腰，所以能气壮如牛。有了“天”的意旨所以他们要采取集体的进行激进的反抗。然而这个“天”的概念还应该包括“天理”的思想，具有自己道德规范原则。那些被认为是玷污“替天行道”不义的举动也同样遭到反对。如李逵错认为是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一上梁山便拨出大斧砍倒了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第七十三回）。所以梁山好汉杀贪官杀污吏，打家劫舍，冲州撞府，却从不伤害百姓，他们的斗争是有自己特定对象的。
然而，梁山好汉的“天”的思想却不仅仅是墨刑的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了儒家的思想。
在石碣刻文上，“侧面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第七十一回），宋江在接受招安的进城的时候，在队伍中竖起“顺天”、“护国”的旗帜。（第八十二回），燕青向天子所表白：“宋江这伙，旗子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才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第八十一回），所以梁山在接受招安后，“替天行道”就演变成忠君除暴的征辽、征方腊行为了。忠君爱民成为“天”新的思想含义。散落在民间的墨侠思想让他们知道在天子之上有一个代表“天意”的天，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又使得他们不可能把“天子”排斥在“天意”的概念之外，所以有人说“水浒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天”所蕴涵的思想实质是很复杂的。
在明白了“替天行道”中的“天”指的是什么后，再来看看“道”的含义。这个“道”，有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尚同”等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若，众不动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水浒传》所要体现的是“八方共城，异姓一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实现社会成员最原始的生存条件。
虽然“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的思想含义是复杂甚至有些矛盾的，但是它却代表了绿林好汉共同的利益，所以他们由风雪山神庙（林冲）、血溅鸳鸯楼（武松）、大闹翠屏山（杨雄）等个人行动转换成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集体行动，“替天行道”的思想无疑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以贤为能，纪律严明”是绿林好汉的组织原则。
如果说“替天行道”是这伙绿林好汉的行动的纲领，那么“以贤为能，纪律严明”便就是绿林好汉的组织原则。这样一个社会成分复杂的绿林集团有一套为大家所公认的人事组织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在“尚同”思想的规定下，墨家及绿林所奉行的是一条“以贤为能，纪律严明”的组织原则。鉴于无主则乱的教训，墨子提出“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天子一旦确立，其下就要绝对服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墨子提出的这一套选举办法，明显地带有原始氏族部落推选酋长的痕迹。虽然它质朴得近于原始，但却因其公正而能为追求大同世界的绿林侠士所接受。所以梁山英雄排位次是因为有碣石上“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著众义士的姓名。”（第七十回）；而晁盖就是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后被推上寨主宝座的。王伦被火并，就是因为他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能得山寨之主！”（第十九回）无贤无能之人当然就做不得寨主；而宋江一上梁山，晁盖便主动让位与他；而宋江后来却一定要把寨主之位让给“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最后宋江被立为寨主虽然屡经周折，却是这一原则的细致体现和最终胜利。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4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公正的组织原则。所以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