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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宣》，就有三种观点：一是南宋说。胡适认为《宣》记载的梁山泊三十六人故事为南宋时民间通行的小说。余嘉锡《水浒传三十六人考实》序录（1939）中称《宣》殆南宋人所作。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自历史上梁山泊人民运动说起》（1950）推定《宣》是南宋时代的产物，在《癸辛杂识》之前。洪克夷指出《宣》所载水浒故事，依据的当是宋人话本，《醉》、《宣》和龚赞均体现的是南宋时水浒故事的大体面貌。二是元代说。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1956）中指出《宣》作于元人，其中的水浒故事出于元人话本，它是《水浒传》最早的底本。何心认为《宣》为元无名氏所辑。严敦易推定《宣》的编辑年代为1300年，并认为它反映的是元代的水浒故事，而非南宋。三是宋末元初说。其主要代表为马成生和王晓家。《醉》的成书也是众说纷纭。主南宋说的代表有何心、洪克夷、王晓家，马成生则认为成书于宋末元初，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取此说，而杨义更是径称元人罗烨《醉》。
《醉》、龚赞、《宣》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片模糊。严敦易推断龚赞稍早于《宣》；夏梦菊则指出《宣》早于龚赞，考证后者创作年代约在1292年左右；王晓家认为《宣》和龚赞皆产生于宋末元初，且龚赞较之《宣》，从人物命名到故事原型，更接近于《水浒传》。值得注意的是，张锦池指出《醉》所录水浒话本篇目并不是最早的水浒故事，而是取材于龚赞和《宣》两种水浒故事加工而成。
《醉》、龚赞、《宣》三者的确切成书时间，先后关系，有无传承，由于材料所限，研究者们不能作翔实的考证，大多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是大致的推测，有的干脆笼统地说在宋末元初，且所持之说皆有各取所需之嫌。这是基础研究，水浒故事演变的许多问题都依赖于文献考证的工作。
2．水浒戏曲
关于水浒戏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郑振铎在研究《水浒传》的形成过程时都对元杂剧作了或略或详的探讨，包括剧目的钩沉、与《水浒传》的关系等。30年代林培志在《水浒戏》一文中钩稽出元代水浒杂剧30种，明清水浒传奇25种。之后，杨绍萱谈到了元水浒杂剧的取材问题，认为元杂剧水浒故事大都据口传的梁山泊故事写成，并非直接由《宣》取材。 50年代傅惜华编成《水浒戏曲集》第一、二两集，代表了前60年水浒戏曲文献研究与整理的成果，但只是对现存的水浒戏进行整理，没有对整个水浒故事剧（包括存、残、佚）进行钩沉以及本事、版本流传等的考索。关于1985年以前元杂剧水浒戏的研究情况，宁宗一等编著《元杂剧研究概述》中综述篇之《元杂剧水浒戏研究综述》已按剧作概貌、思想倾向、艺术特征、李逵形象和兴盛原因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这里不再赘述。1985年以后，水浒戏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两本专著上：一是王晓家《水浒戏考论》，二是刘靖之《元人水浒杂剧研究》。前者对从古至今290种之多的水浒戏从历史源流、本事来源、思想艺术、人物塑造以及演出情况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但无论是文献的考证，还是史的论述，都惜其简略和粗率。后者是一本研究元人水浒杂剧的专著，对现存10种水浒杂剧（包括元明间4种）的著录与版本、写作年代、背景、思想、情节、人物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探讨，多有创见。
关于元代水浒杂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水浒传》吸收了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杂剧等的养料，再由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观点早已成共识，50年代严敦易却提出《水浒传》没有从杂剧中取材，没有受其启发的观点，此说开否认元水浒杂剧是《水浒传》来源之说的先河。80年代曲家源从《水浒传》与元杂剧的仔细对比中也得出元水浒杂剧并非《水浒传》来源的结论。如果元水浒杂剧不是《水浒传》的题材来源，也即《水浒传》没有吸收它的养料，那么就说明元代水浒杂剧不是《水浒》故事演变与成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能否仅以元杂剧故事情节与《水浒传》大不相同就否定元杂剧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有待探讨，严、曲二人的看法本身也引起了某些研究者的质疑。
除了元杂剧，明清戏曲也是水浒故事剧的一部分。何心《水浒研究》、金宁芬《略谈明清水浒戏的思想特点——兼与小说〈水浒传〉比较》中分别统计出明清两代约有水浒戏26种和39种（包括朱有竢的2种），后者还论述了明清水浒戏的思想特点。佘大平《明初五种阙名水浒杂剧考论》也考察了明初杂剧的整体思想特点。对于明清戏曲的探讨，研究者大多注重与《水浒传》、元杂剧的比较，对其整体研究较为深入，而很少从水浒故事传承变异的角度进行个案的研究。
除了水浒戏文本的研究外，还有的研究者把它和小说的成书联系起来，通过水浒戏考察《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主要代表有王永健《从明初的“水浒戏”看〈水浒传〉祖本的成书年代》和李伟实《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实际上是把水浒故事的流传演变和《水浒传》的成书时间相结合的一种研究。
水浒故事的历史真相
水浒故事的历史真相包括两个方面：水浒人物的历史原型和宋江起义的历史真相。
关于水浒人物的考证，谢兴尧首先作《水浒传人物考》，紧接着余嘉锡又作《水浒传36人考实》。之后研究者把考证的对象从三十六人发展到108人以至梁山英雄之外的《水浒》中人，主要代表是王利器和侯会。王利器《水浒的真人真事》一文中考察的对象包括了见于《水浒》但在《宋史》无传可查的一些好坏不分的历史人物，并借此说明《水浒》取材的断限，不仅仅局限于宣和年间，而是上起北宋初期下迄南宋末年。侯会《也谈〈水浒〉的真人真事》一文通过《新五代史》中的素材得出《水浒》取材的断限，决不止于两宋时期，起码应当上推到五代时候。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相长期以来为《水浒传》研究者所关注，人们对宋江是否接受招安，是否征讨方腊，自1939年陕西出土《折可存墓志铭》后多持怀疑态度。赵景深《水浒传简论》中否定征方腊、征四寇的真实。50年代张政竡《宋江考》、华山《水浒传和宋史》皆认为宋江曾一度投降，后又反叛，没有从征方腊。70年代后期对此问题也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如邓（广铭）张（国光）之争。直到80年代从李若水《忠愍集》卷二中发现《捕盗偶成》一诗，宋江受招安才铁定无疑。但宋江是否征讨方腊仍有争论。邓广铭《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肯定了宋江受了招安，但并没有从征方腊，而是在方腊反后的一段时期复又叛乱。刘靖之主张宋江没有参加打方腊，亦从未诈降过。李灵年、陈新《宋江征方腊新证》一文结合新旧材料得出宋江是参与对方腊作战的主力。
宋江起义的历史真相终于柳暗花明了。但这是史学的研究，只能作为背景和基础，它带给文学的《水浒传》的意义是紧接着应当思考的问题。能否把《水浒传》看作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英雄史诗？能否作一个类似《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比例估摸？能否以此判断它的真实性和是不是历史演义？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怎么回事，民间传说中的宋江故事又是何种面貌，二者之间能否完全等同起来？究竟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民间对历史的记忆和想像，为什么会如此想像，体现了怎样的民众心理？我们不能仅只纠结于历史，而要寻求历史背后的意义所在，把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关于《水浒传》的人物原型研究，从余嘉锡的纯史学研究到80年代之后的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这是极好的转换。从真人真事中了解作者选取素材、塑造人物的一些方法和准则，以及人物历史原型研究和人物形象源流研究的结合，都是有益的尝试。
小结
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基本上都是文献考证与历史考据的方法，少有新方法的运用，更罕见考证和理论的结合；就研究视野而言，从多种角度，立足于大文化的背景来考察水浒故事传承变异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心理还没挖掘；就研究意识而言，水浒故事以《水浒传》为中心，上溯下追，可以考察它的流传演变史，而20世纪的研究缺乏对水浒故事进行整体宏观研究的意识。21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的研究，只有在这三个方面进行调整和努力，才能有所突破。通过上文的梳理和评述，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基础研究尤为重要
水浒故事源流的基础研究比如说水浒故事演变的脉络、形成演进的真相、演变的各个环节等都有待继续探索，各种矛盾的看法也需要一个较为明确统一的解释。更具体地说，《醉》、《宣》、龚赞的成书时间，代表的是哪一时期的水浒故事的面貌，水浒戏的文献研究等，对水浒故事源流的进一步研究是一种前提，不可忽视。从大处着眼，不得不先从这些小处着手，比方说只有认同了《水浒传》曾在元杂剧中吸取养料这个基本事实，然后才能去问它沿袭了什么，舍去了什么，添加了什么？为什么要如此增删取舍？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因素起作用？诸如水浒故事文化意义的演进，水浒故事的演变与时代、文体、受众的关系，水浒故事各种文体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之类的大问题的探讨都或多或少取决于上述小问题的研究结果。
二、水浒故事演变的研究应与《水浒传》其他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水浒传》形成之前，有水浒故事何时定型，定型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形成之后，有水浒故事继续演进，规模扩大的说法，前者与《水浒传》的成书密切相关，后者与《水浒传》的版本紧密相连。水浒故事的演变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过程，这也就与《水浒传》的成书、版本演变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反过来说，《水浒传》的诸多问题的研究或许也能从水浒故事演变的研究之中得到些许启发，例如招安之争、忠义之辨等问题就可以多个角度进行深度剖析、系统考察，而非单纯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从水浒故事演变的大角度来重新考察《水浒传》的成书、版本演变、主题等，或许有新的认识和发现，这也是研究水浒故事演变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90年代已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三、水浒故事的比较研究
若能在与三国故事演变的比较中进行水浒故事演变的研究，则把这种研究向深推进了一层。小的方面来说，水浒故事演变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和三国故事对应环节的可比性；大的方面来看，立足于整个故事演变史，两种故事演变的相同部分，可以得出“世代累积型”小说形成过程的大致规律，不同部分也可以更好地认识两种类型的故事的特点，并进一步探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异，哪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①分别参见陈瑾《视野与方法：关于20世纪〈水浒〉文化研究的理性思考》，《文史知识》2000年第10期；马成生：《〈水浒传〉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②⑩《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水浒传考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24页。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95页。④《中国古典小说论集·〈水浒〉五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47、47—72页。⑤《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第319、329页。⑥参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1929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1—84页。李玄伯原文《〈水浒传〉故事的演变》发表于《猛进周刊》1925年。⑦《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6—41、103—104、271、101—104、99、272页。⑧《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3年，第2—7页。⑨《水浒演变史新论》（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水浒人物与水浒传》，台湾学生书局（台北），1971年，第130—132、2、155—167、1—120、126—127页。林培志原文发表于1939年。《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5、396—398页。《元人水浒杂剧研究》，三联书店（香港），1990年，第54—55、全书、5—12页。《水浒传的演化》，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9年20卷第9期，后收入《郑振铎全集》（第4卷）《中国文学研究》，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9—98页。《小说考信编·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39、41页。《宋元时代的水浒故事》，《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水浒传的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水浒演变史新论》（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69—271、270页。如孙楷第、胡士莹、陈汝衡等皆推测在《水浒》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可能经过了“词话”的阶段，在散文体《水浒传》之前，有词话体《水浒传》。分别参见《由高阳李氏藏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星岛日报》1941年第25—27期；《话本小说概论》（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736页；陈汝衡：《〈水浒传〉和说书》，《曲艺》1980年第5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页。《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98—132、345—363、132页。《话本小说概论》（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731—732页。《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江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汕头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东岳论丛》1998年第4期。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343、114—119、353、207—223、232—247页。《南宋杭州与“水浒故事”的形成》，《杭州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水浒琐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01—213页。分别参见《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页；《宋元时代的水浒故事》，《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水浒琐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01—213页。傅惜华：《水浒戏曲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宁宗一：《元杂剧水浒戏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85—297页。王晓家：《水浒戏考论》，济南出版社，1989年。赵景深主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37页。《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元代水浒杂剧非〈水浒传〉来源考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张锦池指出，以元杂剧水浒戏在整个元人杂剧的篇目中比重甚微以及对现存水浒戏个别情节的考证，否定元杂剧的水浒故事是《水浒传》的孕育先驱，这种用统计学与考据学来评价元人杂剧里的水浒戏在整个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很难说是一种科学态度。参见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356页。《水浒争鸣》1984年第三辑。《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逸经》1936年第1期。发表在《水浒争鸣》第一、二辑，后收入《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水浒争鸣》第四辑49—55页。《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杜贵晨：论《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
【原文出处】明清小说研究
【原刊期号】200103
【作 者】杜贵晨
【作者简介】河北大学中文系
【正 文】
上古先民对数的发明和应用，有实用计数的一面，也有作为抽象概念把握世界的一面。这 后一面从计数的实践中来，其发展即为“数”的哲学。从“数”的哲学看世界，则小至毫末 ，大至宇宙，万事万物，莫不有“数”，从而通过“数”可以实现对世界的把握。有史几千 年以来，人类对世界的“数”的把握形成一定的法则与传统。这些法则与传统因地域种族等 的差别而有复杂内涵和神秘性。这种内涵和神秘性往往根基于人类各民族对最早产生的若干 数字的认识，其中“一”、“二”、“三”具有特殊地位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