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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看法和对当时历史事件本身所采取的态度。因此，对宋江艺术形象的理解过程也就是对《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深入探索的过程，对宋江这一人物形象的正确认识，也就帮助我们对《水浒传》这部以反映十二世纪一次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
宋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是怎样的呢？三百多年来，研究者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水浒传》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种看法是把宋江当作英雄歌颂。作为《水浒传》长篇结构所描写的中心人物，是梁山泊义军不容置疑的领袖，很多惊心动魄的场面，都和他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但是，在梁山泊义军日益发展壮大，已经有可能图王霸业，逐鹿中原的时候，它的领袖宋江却主动乞降，引导部下接受朝廷招安。这些重要的情节描写，应该怎样衡量？
另一种看法，是把宋江当叛徒批判。作为战无不胜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确实断然拒绝了如同李逵说的：“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自觉选择接受朝廷的招安的政治道路，带领“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义军，去残杀“僭号称王”的方腊义军，在两败俱伤的大屠杀中，遭到惨痛的失败。但是，对宋江一系列英勇的反抗斗争，又应当如何判断呢？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施耐庵为我们塑造的这个艺术形象，为什么在几百年里，让人们费劲思索，仍然难识庐山真面目？
由此看来，宋江这个人物形象，不是用几个简单的概念所能概括的。我们必须从这一人物形象的整个性格结构入手，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分析。
还是让我们以《水浒传》的百回本为蓝本，来说明问题吧。不难看出，作者用一枝雄厚悲壮的巨笔，为我们描写了一出绝代政治悲剧，塑造了有一百零八人之多的形象体系，而高踞中心地位者，则是宋江形象。他不是用几个章回或几个情节塑造出来的。这个完整的艺术典型，是通过六十三个章回，用性格结构的多层次组合而刻画成功的，这种人物性格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正是认识和分析宋江形象的关键所在。
二
宋江作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他的家庭“祖代务农”，庄里修建着“草厅”、“佛堂”和“地窖子”，拥有“大小庄客”，在宋家庄“守此田园”，过着剥削农民的寄生生活的。这种经济地位和家庭环境，使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的成长史，同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作者没有给宋江安排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生活道路，而是让他做了“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郓城县押司。你看，城县“知县却和宋江最好”，“众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这种融洽和谐的社会关系，小官吏社会生活的实践，不仅培养了他精通吏道的才能，也使他形成了循规蹈矩的“法度”观念。对于杀人放火，犯上作乱的行为，他认为“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以，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一个忠于自己职守的能干押司吗？所以任何人处在宋江的那个时代和阶级地位，要想走上反抗的道路，就必须摆脱封建意识形态对他的种种束缚。确实，周围的一切，包括家庭和亲属，甚至连同自己在内，都在同他作对。像温情脉脉的“孝”更是很难一刀将它斩断。
在宋江的性格结构里，孝还不是贯穿始终的性格要素，它往往出现在性格发展的重要时刻。有时是高度概括的细节，有时又是搭配精妙的虚写照应，与其它性格要素构成一种虚实相同的组合格局，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并推动人物性格向前发展。
宋江义释晁盖，导致了“杀惜”的灾祸，不得不逃避官府的迫害，在颠沛流离中历尽艰险，为了防卫而进行着反抗斗争。然而在仓促决定并走上梁山泊的途中，一封报丧的家书，便叫宋江叫苦不迭，捶胸顿足，哭骂自己是不孝逆子。这时宋江的反抗性格还显得比较脆弱，经受不住孝的强烈冲击。宋江一霎时感到“正是度日如年，烧眉之急”，酒食都不肯沾唇，撇下一群新去梁山泊入伙的弟兄，只身独自离去。
可是，封建官府还是将这个触犯法度的逃犯缉捕归案了。脊杖和刺配也不能动摇宋江的孝心，还有家庭和父母的影响又是那样的深，宋江似乎要为孝而淡薄此生了。
就道江州，路过梁山泊，在一群有情有义的弟兄的热切挽留下，宋江以孝的盾牌来防卫，以死的决心去进攻，成功地抵挡住了这些叛逆者的“诱惑”。大闹江州，攻取无为军后，宋江就要踏上梁山泊的征程了，这时他对大家说：
“……自从刺配江州，经过之时，多感 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宋江因见父命严训，不曾肯往……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如何？”①当反抗的曙光照耀着他的灵魂的时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孝已不再是宋江心灵中的圣洁国土了。因为虔诚的孝心，没有给宋江的家庭带来天伦之乐，相反，却使他自己饱尝切肤之痛。然而，宋江有力量让孝悄悄退避，却不能从灵魂深处把它扫灭。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结果。所以，孝作为宋江性格结构的一个层次，确实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内涵。
而且宋江还未做郓城县押司的时候，已经以“仗义疏财，扶危济贫”而誉满天下。作者对他有如下一段描写：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赔，并不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财物，亦不推脱。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格。若常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②这不是性格的具体刻画，但却是礼贤下士、仗义疏财、扶危济贫的义士气质的勾勒，一开始就给宋江的性格要素定下了鲜明的基调。那些受到宋江恩惠的人，从心底里感谢他；那些耳食者，则交口称赞他。这个“呼保义”和“及时雨”，在阶级压迫深重，到处是丑恶和不义的社会，就如一束明媚的春光，照进了受苦受难的心灵。
义释晁盖，是宋江的一个大胆果敢的行动。这就突破了义士气质的框框，使义士气质同反抗性开始结合起来，形成宋江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本质特征。宋江哪里预见得到，他随意拨动的，正是一根生活的巨大琴弦。命运将他和反抗性开始结合在一起，只是他不能自觉罢了。然而，他的内心却很不平静。他固然羡慕和赞赏“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可也深深恐惧“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在宋江思涛颠荡之中，那决定他今后命运的横祸降临了。
“杀惜”，是信守弟兄义气的结果，是宋江性格发展中的一个发光点。宋江和阎婆惜都在抢夺那封从梁山泊专程送来的书信。书信在阎婆惜看来，是宋江通贼的赃证；在宋江看来，是弟兄义气的产物，如果落进对方的手中，便会酿成大祸。杀和不义，在这里构成了你死我活的冲突。于是，“宋江一时怒气，杀了阎婆惜，取过招文袋，抽出那封信来，便就残灯下烧了……”③“杀惜”使宋江与过去诀别，把他推上亡命生活的道路。但是，他还不可能一下子使他的性格净化到自觉反抗的高度。所以，宋江在逃亡离家前，向父亲和兄弟表达了若遇朝廷宽恩大赦，便可父子兄弟团聚的愿望。这就是说，他宁愿躲避官府的迫害，而不愿意反抗官府的迫害因此，宋江没有去投奔梁山泊这位义重情深的兄弟，而选择了投奔横海郡柴大官人、白虎山孔太公和清风寨花荣。逃亡途中，宋江结识了一个个新的知音。在柴进庄上，他和亡命的武松推心置腹，愿同生死；在孔家庄，与孔明、孔亮义同师友，情同手足；在清风山，和燕顺、王英、郑天寿戏剧性地结为兄弟……宋江同这些英雄好汉同呼吸，共命运，历尽辛苦，正从量的方面，积聚性格突破的条件。作者还要不断地在性格发展过程中设置障碍，让他经受历练。清风山放走刘高的恭人，是宋江亲自吞下的又一个苦果，几乎被置于死地。宋江从济州到青州，从宋家庄到清风寨，不义之辈总是在迫害他，而义气弟兄则总是在救助他。这使他从现实强烈的对比中，认识到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大闹青州道的反抗行动，点燃了宋江性格中的反抗火焰。再加上朝廷征剿大军将要扫荡清风山的消息传来，何去何从的命运抉择，根本刻不容缓，无法犹豫，宋江断然决定带领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等大批人马去梁山泊入伙。不料突然接到石勇捎来的一封报告父亲死亡的家书，宋江顿时思想波澜陡起，还有对册封皇太子、朝廷大赦的幻想，使他又一次处于性格冲突的旋涡中，他决心要回家奔丧了。然而，在宋家庄等待他的，不是灵堂哭祭，而是牢狱、脊杖和刺配江州。而且赴江州道上，梁山泊弟兄们的亲切挽留，义重情长。揭阳岭李俊的衷心规劝，铭心难忘。浔阳江边，被迫赶得走投无路时，面对满目芦花，一派大江，宋江仰天叹道：
“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丧了残生！”④这时宋江已经认清了去梁山泊，投入反抗的洪流，才是一条唯一的生路。
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向整个黑暗社会发出的反抗宣言。到了这个时候，宋江道德上的义士气质和政治上的反抗性已经胶着在一起了，成为宋江性格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时的宋江，对昔日的怀才不遇充满悲愤；对如今屈辱的囚徒生活强烈不满；对今后报仇雪恨信念坚定。这时已不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而是强烈反抗思想的自然流露。这时的宋江，虽然是“身在吴”，而已经是“心在山东”了⑤，他的心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心已经紧紧连在一起了。他公然宣称要效法黄巢，勇敢地站出来造反。这个根本的转变，是他湖海飘零，饱尝艰难促成的，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外因的推动，宋江也会自觉走上水泊梁山的。反动统治者在宋江还未来得及采取反抗的具体行动时，已经对他暗下毒手了。而“在闲通判”黄文炳这个趋炎附势的鹰犬认为，“要赛过黄巢”的宋江，是个危险而重要的反叛者。于是，他上窜下跳、献计出谋，硬是把宋江逼上行刑的法场。闹江州和攻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之后，彻底结束了逃避和反抗依违不定的状态，终于走上了水泊梁山。
三
宋江反抗性格发展的同时，在阶级和教养的土壤中孕育的忠的种子，也在萌动、发芽、生长。他还处于躲避“杀惜”之祸的消极反抗中时，忠的观念便开始萌动了。武松投奔二龙山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也勾惹起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说：
“兄弟，你……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⑥这就是说，只有走借反抗谋招安的迂回之路，才能实现忠的理想。这样看来，忠是作为影响人物命运和人生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出现的。而且由于忠的发展，宋江性格的本质特征也发生转变，性格层次也将出现新的变化，显示出性格的新发展趋势。宋江被逼上梁山泊后，思念老父，回家搬取。不想自坠罗网，寻路躲避，奔入还道村，闪进“玄女庙”，得到九天玄女娘娘亲自召见的殊荣。赐酒赐枣之后，玄女娘娘对宋江说：
“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⑦这个艺术情节，揭示了宋江性格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反抗是为了替天行道，接受招安也是为了替天行道，所以反抗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招安。不过，在接受招安以前，替天行道具体表现为“为主全忠仗义“在接受招安以后，替天行道具体表现为“为臣辅国安民”。宋江性格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十分可悲的。反抗斗争被纳入忠君的轨道，宋江也便成为皇权主义的可悲牺牲品。
作者显然是借助天启来暗示读者，“天”和“主”是理想的，治世有道的朝廷和至圣至明的皇帝。从小说长篇结构的艺术构思看，昏庸的宋徽宗和贪佞的四奸集团的残酷压迫，正是梁山泊义军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所以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论断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宋江所反对的正是宋徽宗一类的昏君，而拥护至圣至明的明君。这也是施耐庵那个时代，人们所寄托的一种政治理想。。宋江在晁盖死后，“权居主位”，做了梁山泊盖世无双的英雄好汉的领袖。这个“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义士哥哥，便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作为自己躬行的政治主张。反抗斗争在向高潮推进，替天行道也在朝终点行进。义的亮度越大，忠的色彩越浓，它们正在平行向前发展，表现出宋江性格的复杂性。
军事斗争胜利的累累硕果，空前增大了义的容量。一百八人济济一堂，雄姿英发。“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这种大聚义的豪壮声势，使宋江觉得梁山泊已经显得过分狭小，怎么也容纳不下迅速增长的义和急骤膨胀的忠。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乘着酒兴，写了一首《满江红》词，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在宋江看来，招安已经具有重大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公开提出招安问题，是宋江性格结构发生转化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忠的性格要素由小到大，逐渐向主导地位前进，义的性格要素停滞起来，并被纳入忠的轨道，继续表现出自己的色彩和亮度。
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绩，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这时，宋徽宗惊恐失态，权奸们束手无策，朝廷除去招安，别无良策。在宿太尉的帮助下，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实行招安。盼望已久的招安终于实现了，宋江的性格也完成了一次转变，忠的性格要素上升到主导地位，义的性格要素已经降低了时代的激调，它的音响渐渐为历史传统所淹没。而且接受招安以后，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然而，他们归顺的朝廷和皇帝，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历史命运？
陈桥驿军校杀死厢官的风波，给宋江迎头浇了一瓢冷水。汉奸们，在陈桥驿犒赏三军时，“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肉一斤，克减六两”。一位军校稍稍表示了不满，中书省厢官便骂他是“剐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泊反性尚不改”。军校一时愤怒，便举刀杀死了厢官，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接着，朝廷又“钦差枢密院同知赵安扶，统领二万御营军马，前来监战。”在监军的戒备和监视下，梁山泊义军与辽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攻蓟州，战玉田，夜渡益津关，智取文安县，斩兵诛将，所向无敌；计赚霸州，大战幽州，打破混天象阵，兵锋所指，辽军丧胆。辽国派欧阳侍郎前来招安梁山泊义军，这理所当然地被宋江拒绝了。但欧阳侍郎关于破辽是“奸臣之计”的谈话，却惊醒了宋江忠心报国，封妻荫子的黄粱梦，宋江的性格又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对忠心始而怀疑，继而动摇。他陷入了莫名的苦闷之中。到龙虎山，宋江访问罗真人指迷问道。去五台山，他又参拜智真长老问禅求偈。他面对这些神秘莫测的命运之谜，更加迷离怅惘，连希望“青史留名”的最后一点安慰也自我否定了。那光芒四射，曾经是照彻灵魂的义，似乎又复苏了。不过，它已经不是昔日蓬勃向上的反抗精神，而是“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的不渝情谊”了。
但是，在斗争中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正在遭到摧残和破坏。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方开，看今朝弟兄离散，如花零落，惹动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寡欢。痛苦饿灵魂，笼罩在悲凉的冷雾里。难道义气弟兄离散，生死情谊破坏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吗？李逵“再上梁山”的主张，李俊、张氏兄弟、阮家昆仲“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⑧的筹划，也许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吧。何况众弟兄“尽有反心”，这样做可能易如反掌。但是，这扭转不了宋江以“我当死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