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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出现在本书中，在沃的任何一部书中你都可以发现这些特色，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沃的一部分。在这本书中全新的东西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风格和结构。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的回忆和描写，在沃先生的其他作品中不连贯的氛围中无法找到位置。和他的其他作品比较起来，这部作品就犹如一部内容充实的戏剧，而其他作品则是技巧娴熟的轻歌舞短剧。你从不会发现——即使是在《纤尘》中也不会发现——沃先生会写出如下的文字：“这就是那生灵，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女人，她驱使我走过夏日的黄昏，我不受爱情的袭扰，完全惊诧于她自身的美丽，我站在生活的台阶上犹疑不决，无意之中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武装起来，她是神话故事的女主人公，玩弄着手中的魔法指环，她只需用指尖轻轻地抚弄这指环，口中轻念咒语，大地之门就会在她脚下打开。”
毫无疑问，他所提出的问题，或者说他所给出的结论，必须会引起热烈的讨论甚至引起争议。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沃先生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托利党一边。作为一个作家、故事讲述者和艺术家，他并不一味坚信什么。他从一个非天主教徒的叙事者的眼光来观察玛荷门兹人的生活，把他的生活中的天主教因素阐述得非常客观，以至于事实上这些阐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信教的人面对（同时惊讶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时所做出的略带嘲讽意味的描述。事实上，他是在说，信仰对于那些拥有信仰和曾经拥有信仰的人来说是一种可资补偿的答案，这几乎不能被称作是搞煽动，尽管肯定有人会指责他是在搞煽动。人们还会说，他不愿接受社会变化，这表明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也将成为事实。布拉兹赫德的结尾对他来说是令人遗憾和沮丧的，因为他相信“秩序”和传统的继承性。毕竟，他相信责任感，他曾猛烈地鞭挞自己所属的阶级缺乏责任感。
但那些在宗教上或在政治上，或者在两方面都持与他不同的观点的人自会去花时间试图证明他的信仰破坏了他的作品的艺术完美。《重访布拉兹赫德》是沃先生的最出色的成就。
（约翰·K·胡群斯，1945年12月23日）
他习性的勇气——《柏林故事集》，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着
最近，在与一位刚从好莱坞返回的人的交谈中，我向他询问依修伍德正在做什么。“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隐修院，正在写电影剧本。”这个回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撇开其它原因不谈，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它不带有任何嘲笑意味而被人说出来又能被人听进去。这话要是用在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很可笑。这是因为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身上具有某种气质使得人们尊敬并喜爱他，即使当他选择穿过连接在像杰拉尔德·赫德这样的伟人与卡尔沃城的电影工厂的叹息桥时也是这样。赫胥黎，在他当前所处的瑜咖期里，看上去像个狂热者。在他最新近的书里有很多暗示，说有些很可怖阴险的东西在等待着你——实际上是他笔下人物的呆板——如果你不服从他的冷漠处方一口口喝下神秘主义的泻剂的话。但是赫胥黎的宗教狂热却让我很反感，这倒不是由于它的主题，而是由于正如他的小说一样，它脱离于社会、人民及政治之外。作为一名小说家，依修伍德头等关注的事总是与这些相关的。我并未追从他对吠檀多所做的调查，但我很放心他按自己的方式寻求真理，因为我知道他也是在为我寻求真理。我信任他，尽管我永远都不会相信他的信条。他能在读者中激发起这种同样的良好信念，如同秘密，激起在他身上对他创造人物天分的信心，对他充满爱心及坦诚公开看待人类问题的信心。
依修伍德是个真正的小说家，一个真正的次小说家。他的次要程度可从《啼叨的腼腆人》一文中略见一斑，这为对他最好作品加写的一本很有吸引力的书，因弗莱德莱克·褒格曼的迷人画像而著名，不过，却从本质上说略有回顾性——我怀疑，是按它自己的方式，一种推延他创造性天分与他宗教调查融为一体过程的方式。而他做为一个小说家又有多优秀的程度则可在《柏林故事集》中略见一斑，这个故事集是对他的两部最著名小说所做的极受欢迎的再版——《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与那颗现代叙述文体中的小钻石——《再见，柏林》。
而在今天做个次要小说家的情况则很是不同，它比起模仿伟大的小说家来要困难得多。我们拥有众多的小诗人，但我们却几乎没有小说家——我们只有一支庞大的队伍的人们，他们利用小说的欺骗性松散结构写些政治小册子、战争回忆录、浪漫传奇、传记和启示录。而要成为一个真正次小说家是要去做小说的那些毫无掩饰的工作——就是要创造出真正的、其意义遵循新近刚被证实了的人的场景——而不带有任何命令式的世界意义，不带有标记着现代思想危机的对基本控制的寻求。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们——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及托马斯·曼——已经懂得如何将叙述文字转写成被人理解的新的符号，但是却只是通过踏出条找出小说全新形式的路，真正的次小说家停留在现实主义的已经过多人耕耘的传统中，找到他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制造出一个位置来，并且在他的进程与方式中更为轻松，通常也是个更聪明的风格改良者。即便他的全部知识及宗教生活并未完全不受限制地贯注到他的作品中，他仍然还是能保持小说家的身份，卡夫卡与普鲁斯特就永远不可能带着身上这么多分歧起步，他们简练不起，他们不是要用写小说来挽救自己，他们仅有的全存在于他们的创造性里。次小说家并不是一个先驱者，而只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艺术家。他代表着享乐，正如大小说家代表着人与历史的新概念一样。
依修伍德是这样一个在他自己王国内成功而且欣悦的准小说家，但显然，他只将自己的一部分贯人了小说中。他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是英国天才的一个性情如此高雅的衍生物。他的语言——并不总是我们所用的语言——带着一个遵循传统的人的准确声调与简练幽默。他的语言继承性是如此明显。依修伍德的作品带有古英语优雅的音乐感，他写的东西从不咄咄逼人也不结结巴巴，它的准确性明白无误地体现在它的机智中，而它又常是为喜剧效果而作。他是个流利地用充满柔情的笔触运用其语言的人。
他写作得很好，因为他已过了一段时间的流放生活。英国也有它自己的逃难者，有它站在民族主义与官方政治乐观主义之外的爱沉思的流浪者。他们是自愿逃避者，但却是非自愿的事业防御者，这个事业的深度，他们只有通过所有生活及作品才能够弄清楚。比起托马斯·曼、弗雷德里克被他们祖国所疏远的情形来说。这些人被他们祖国的疏远的程度也毫不逊于他们。此外，虽然他们的脱离不如前者两位那么突然，那么有政治性，他们被隔膜的程度却毫未减少。《柏林故事集》的实际人类背景总是依修伍德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的英国，他自己与英国的相疏远，是鲍德温笔下那些猪心满意足地嘟囔着的睡觉用的穴，是张伯伦笔下的像滴凄寂的泪珠一般升上来的雨伞。《再见，柏林》一文的主人公实际上就叫做克里斯托夫·依修伍德，他既是又不是写小说的这个人。
依修伍德在一段前言性的注解中解释道：这个被称为“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的人仅仅只是个“口技艺人的木偶”，而不应将其当作与他当然对等的东西。他的房东太太，弗洛菜娜·斯洛德把他叫做“赫·依塞弗”，这倒更适合他。他并不真正是依修伍德，而只是作者的化身，在某些方面比真正的依修伍德更脾气暴躁，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则更温柔些。然而，他却并不是依修伍德之外的一个什么人，或者哪怕说是他的面具。他按生活体验写这篇故事，并教育、替代“真正的”依修伍德以记录下来。他是作者文学及道德想象中的主人公，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主人公一样，他/她顶着我们的名字，穿着我们血肉之躯的盛装，是我们对自己所做的可接受的自画像。
我们的文学自画像未必要比我们本人好，但是它在我们的头脑里却更容易生存，而且，出于艺术创造的目的来说，它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正如友好、精确的观察者，他们就是我们自己。
（阿·凯吉，1946年2月12日）
这是战争，而我们又必须期待它——《广岛》，约翰·赫塞着
1945年8月下旬，整个英国那些读过《纽约客》杂志的人都开始谈论起这几个人的苦恼经历：一位是锡厂人事部的职员、一位是家私人医院的医生、一个是裁缝的遗孀、一位是神父、一个是外科医生中的一名年轻成员、还有一个是家教堂的本堂牧师。自然这6个人都是约翰·赫塞创作的《广岛》一书中的主要人物，阿尔弗雷德·A·柯诺普夫刚将该作品以书的形式出版。这本书是所有关于人类历史上这个最悲壮的爆炸事件的故事中写得最为平静、最好的一本。
《广岛》一书透穿了我们构筑起来的骄傲自负的细胞组织。正由于它并非用数字或图表来讲述，而从人类的角度来叙述，这本书对骄傲自负的透析才更为无情，书中的人物都是普通的平常人：像萨萨奇小姐，甫济医生，娜卡玛拉太太，凯勒索吉神父，萨萨奇医生，塔尼莫多牧师等等，尽管他们都是异族人又是敌人。他们的故事直接被赫塞先生记录下来，他在其侦讯与调查中运用了作为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阿达诺的钟》一书作者便已显露出的杰出才能，以及他作为优秀战地通讯员的才能。
《广岛》似乎注定要成为我们这一代最被广泛阅读的一本书。它对我们这个时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我们自己人民的思想？
人们对赫塞所讲述故事的广泛反应即可提供一个广泛的答案。这很简单，仅仅只是上百万的人想倾听他有什么要说的并且想让别人也听一听，在写给《纽约客》杂志社的成摞的信里，可能10封中会有1封是反对刊登《广岛》的。反对者多是那些认为在谈杂志上刊登这种小说使得杂志严重偏离了它原本的领域。大多数人认为日本人罪有应得，是他们自己招来轰炸的。
只有很少一部分认为我们压根都不应该使用原子弹，而这种观点又被同样是少数的疯狂观念所抵平，那些人希望我们能再次使用原子弹。在这一群群的少数人中，观点却相当有差异。当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用原子弹观点的人遇到那些兄弟们在巴丹半岛死亡行军之列，或那些儿子们服役于为马歇尔将军在其报告中所描画的最终袭击日本本土做好战斗准备的人们时，必定会出现很大的意见分歧。
在《广岛》微妙对位的篇章中，观念是一分为二的。“这是战争，而我们又必须得期待它，”娜卡玛拉太太说道，尽管萨萨奇医生的看法要激烈得多，而一位神父又在他的报告中写道：“这看来是合乎逻辑的：原则上赞成总体战争的人不会抱怨反平民的战争。”
对这些出于各种原因且有点几孤注一掷他说我们不需要使用原子弹的人来讲，日本人不管怎么说总会很快垮台的。各种不同的东西以驳斥的方式被讲出来。一个例子就是冲绳岛的激烈的抵御，人们同时还得知在日本本土（广岛即为其中地方之一）已经准备好了类似的行动，但规模要大得多。另一个就是当美国生活达到平衡状态时，这个生活将会很可怕地被用以提供去冒拯救一个日本城市的风险。所指的就是这种恐惧本身。
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大多数人都将炸弹看作是战争所有工具的缩影，这些战争武器致人残废、摧毁、燃烧且杀人，而《广岛》激醒了上万人们意识到极为需要世界范围的行动以阻止使用所有这些武器——并不排除那些可能现在正在一些人奇怪大脑中构思中的甚至可能更为致命的武器。
（查尔斯·普尔，1946年11月10日）
对他气概的终极考验——《积聚中的风暴》，温斯顿·邱吉尔着
实际上，正是温斯顿·邱吉尔所扮演的非同寻常的历史制造者与记录者的角色，使得他在各时期的人物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他同时身兼戏剧男主角与剧作家两个职务。在这部戏里，这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物得以不朽化，而该戏本身则成为他一生中登峰造极作品的辉煌开端。
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能看到历史学家邱吉尔对政治家邱吉尔的评价。这位历史学家极为赏识他这位同名的政客所起的作用，他通常是饶有兴趣地，有时也略带着些敬畏，但他却从未感到过吃惊。从没有任何一点细小得像虚荣这类的东西使得万物在他视野里变形。邱吉尔对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戏剧的磅礴气势太清楚了，因此他无法过高估计自己的规模。不过，他也没有低估自己，他更没有低估他对历史所承担的责任。
《积聚中的风暴》是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一部作品，该回忆录共打算写成5部。这第一部中的第一本书，《从战争到战争》，是篇对政客政治的强有力的控诉，他们用“轻松的绥靖政策”使得各项在一战中赢来的有利条件全丢弃了。其思想主题是更为坚定、更有远见的领导才能原本是可以逆转灾难的。当然，如果在那些年代人们听从了邱吉尔的意见的话，人们本是能在希特勒有机会武装起来之前就彻底制止住他的。但是，邱吉尔的话并没有人听。
第二本书更有居高性。在这本书里邱吉尔已采取行动了，他不再在野而是进了政府做事。从一系列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版的信件及备忘录中，我们可以对国防内阁的那些混乱且无结果的会议有个大概印象，也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洞悉英国与法国进入战争时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惊慌失措的状态。邱吉尔在英国有史以来最为低落的时刻，登上了他一直所追求的最高峰。这部书以一种兴奋的口吻结束，是作者在面临对他的气概的终极考验中体现出的兴奋。
邱吉尔对人充满信任，而且他理解不同的人的素质。他对人物的刻划很有探究性，但却显得宽容。对大臣们也显示出奇怪的同情心，他说：洛托夫，这个脑袋像颗炮弹，留着黑色小胡子，有双很有洞察力的眼睛，瘦脸，善于言辞而举止沉着的家伙，“是超过所有人的最适合不可捉摸机器政体代理人及工具的人选”。
几乎无法抵制不断引用的诱惑。邱吉尔是他那代人中最多产的作家。他所写的几篇热烈生动的文章使得这本书熠熠生辉。他绝不会匆匆地写份潦草的备忘录，要写，就得用最好的文学形式。他运用英语语言的娴熟就像一位将军指挥部队那样自如，而这点也同样帮了他。首先正是由于他能运用莎士比亚、弥尔顿，吉本与詹姆士王版本《圣经》的语言来激发起存在并回响于他滚动节奏中伟大的记忆与忠诚，英国才得以获救。我们极为走运，因为那个在此历史危机时刻负责坐镇的人，有能力将他的行为转变为能经得住考验的文字。
（A·O·麦克科米克，1948年6月20日）
鼠疫——《鼠疫》，阿尔贝·加缪着
《鼠疫》是一篇道德故事，是说教般的布道。而且，它也应该被如此考虑。要想用适用于大多数小说的标准来评论这个故事，就要冒因其道德说教而指责它的风险，而这种说教确切说来正是它最强的一项优势。《鼠疫》成败与否，由其中心思想决定。中心思想并不是创造性艺术的最高形式，但是，它却有可能重要到这个地步：如果为了艺术批判的缘故而抛弃它则将会亵渎人类精神。我们所需要判断的就是对我们而言加缪先生道德观念的急迫性。
在我看来，它已紧迫到了我们再问明天人们会重视它到什么程度这样一个问题便已是错了的地步。有某些东西需要现在就给说出来，不用考虑将来，而这些东西在《鼠疫》一书中被说了出来，即便略显幼稚天真。
小说的格式不允许加缪先生练习他的叙述及人物塑造的相当的文学天赋。阿尔及尔的奥兰城在1949年遭受了鼠疫的袭击。刚开始的时候，老鼠们纷纷钻出污水沟而死在大街上。没人能解释这个现象。接着，几星期之后，人们开始死于一种神秘的烧热病，伴随着其它可怕的症状，所有这些症状都现实而客观公正地被描述了出来。
加缪非常擅长于笛福式的叙述文体，也很擅长写非洲背景。在这个他轻松传达意思的事件背景上，他设计了人类对这场瘟疫所持的各式各样的态度，并通过密切观察的手法而将它们加以拔高。他尽可能远地将他的人物与他们的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