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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信仰毁灭的人——《中午的黑暗》，阿瑟·凯斯特勒着
在这篇精细微妙的小说中，作者有力地解释了莫斯科对叛国罪审判之谜。这本小说突破了常规局限，可以作为有关政治哲学的讲义来解读。但是这种评论不会吓着书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它具有戏剧般的力量，充满温暖的感情，而且说理简单有力。它像一部传奇剧一样引人入胜。它完全不同于那些表面上作为小说，实质上是对某种话题作出评论的书。它并不着眼于审判的背景因素，也不以透露秘密取胜，也不避开对东方人心理的概括。审判在外表上具有那种特别的俗丽的俄罗斯特征，但实质上是讲述实用的专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民主思想的碰撞。
小说的中心人物鲁巴乔夫是被斯大林清洗掉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小说以1938年他被逮捕开始，而这逮捕是他一直就预感到要发生的。他并没有犯他后来承认的任何一种罪。照我们通常的标准，他是无辜的，但他在内心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40年中，他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使用不管多么可怕的方式，来为实现其抽象的目的而斗争。当怀疑开始潜入这种人的头脑，当他开始问自己：为了实现革命目的，是否应以人类如此之大的痛苦为代价时，他知道自己有罪过。而他明白，他有这种人文主义异端思想，就必须以被处死作为惩罚。作者以其聪颖，顺着鲁巴乔夫的思路，得出了最终的、感人的自白：“我不再相信我不可能犯错误，所以现在我不知往何处去。”
虽然这是一本监狱小说，它并没有沉溺于对压迫环境的细致描述。鲁巴乔夫并未受到野蛮的对待。一旦他的罪过在苏维埃体系下被确定无疑，最重要的，也是最感动人心的戏剧环节在于他是在公开的审判中承认自己的罪过，还是在沉默中死去。
这一问题掌握在两个从事调查的法官手中，他们是伊万乔夫和格雷金。
他们想要鲁巴诺夫对公众承认自己的罪行，因为他是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如果不加解释就把他清洗掉，会对人民士气产生不利影响。伊万诺夫自己也是老布尔什维克，能抓住鲁巴乔夫的思想要害。
伊万诺夫主持了前两次审讯，通过势不可挡的逻辑，他让鲁巴乔夫明白了自己尚未意识到的问题。他让鲁巴乔夫明白：自从后者被德国纳粹囚禁两年释放回来后，他就开始不满了，鲁巴乔夫本来有资格在国内得到一个重要职位，但他立即要求出国去执行一项新使命。“你大概是在这里感到不自在，对不对 ？在你不在国内的几年内，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显然不赞同。”
一旦鲁巴乔夫承认他不喜欢对老同志的清洗，他立刻落入了陷阱。因为按照俄国人的思维方式，内心的不满肯定会导致公开的反抗。
伊万诺夫和鲁巴乔夫玩弄着一种精心设计的游戏。他竭力让鲁巴乔夫回忆起自己以前接受了党的纪律，并试图劝说后者自己承认犯了错误。事实上他成功了。但党内认为他对待鲁巴乔夫太慈善，于是将他枪毙了。最后一次审讯——在鲁巴乔夫已同意承认错误之后——是由格雷金主持的。这次审讯是一次漫长的，微妙的折磨。它的任务是根据鲁巴乔夫的坦白给他安上具体的罪名。很难说清这两人斗智过程中激起的兴奋感；这么说就够了。“他俩已达成了一种默示的同意：如果格雷金能证明指控本质上是正确的——虽然这种指控是逻辑上的抽象的东西——那他就可以随意添加缺乏的犯罪细节。”
但是在格雷金表面上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时，鲁巴乔夫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在理智上他同意格雷金的观点，但在情感上他承认，人类很可能不应该顺着逻辑走到底——“只有理智很可能象一个有缺陷的罗盘，它引导你踏上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最终目标在迷雾中消失。”
《中午的黑暗》的强大吸引力在于其强烈的悲剧性的讽刺。鲁巴乔夫虽然在作完深深打动人心的最后告白后被枪决，但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压迫他的当局，而是他自己。
（哈罗德·施特劳斯，1941年5月25日）
建筑大师——《源头》，爱恩·兰德着
爱恩·兰德是一个极具实力的作家。她的思维巧妙细致，写出的东西卓越、优美而尖刻。《源头》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已有5载酝酿。作品篇幅不小，但引人入胜，讲的是人类与邪恶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的事情。
故事以建筑业为背景，这个领域对小说家来说相对比较陌生。它成功地塑造了“创造者”和“二流货色”的形象。霍华德·劳克属于创造者，他体魄强健，在别人还在争吵要不要让他按自己的想法去行事时，他已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所有成功的建筑师为了反对他而联合了起来，这些人中有的嘴上老挂着传统风格的华美崇高，有的则认为将各时期的风格杂合起来最为完美。反对劳克的有一个迷人的小子，跟他一块上的学，得过各种奖：这位彼特·济亭还在继续获奖，通过一副好长相，通过其人格的寡廉鲜耻来青云直上，欺世盗名。反对劳克的还有多米尼可·弗兰肯，因为她爱他，对这个堕落、贪婪的世界心存畏惧并恨之入骨。
不过，所有人中，埃斯沃·图黑，一家有名报纸的专栏作家，才是劳克的真正对头。埃斯沃·图黑可以说完美地体现了当代的邪恶。他清楚为什么要教彼得·济亭学坏，在一段文字中他讲述自己如何毁掉了那个年轻人并将之抛弃，这时堪称最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种法西斯式的思想：即通过利他主义的观念来破坏个人的完整，通过打哈哈和忍受来混淆一切是非标准，通过牺牲来进行奴役。
兰德小姐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反对集体主义，“二流货色的圭臬，古代的猛兽”，它们将人们的智力降至“下流的水平”。她为个性唱了一曲赞歌。
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有光耀夺目的文学色彩，他们都以她的声调开口说话，分成两班展开论争。她使用了滑稽模仿、讽刺、还原等手法来刻划这些二流货色。她的人物都经过了浪漫化处理，以大于生活实态的方式来展示善与恶。可是她不得不道出的所有东西中没有一样是用二流的方式道出的。当你回味这部《源头》时，你不禁会想起《魔山》，想起《建筑大师》。
（洛琳·普鲁埃特，1943年3月16日）
被火烧毁——《四个四重奏》，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着
依我之见，有人曾在某处，根本没有动脑筋地说，在目前的战争年月里还没有产生可以永垂诗史的诗作，意思是说，不知怎么搞的，诗歌竟没有对得起它所处的伟大的历史境遇。有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先生的《四个四重奏》在我面前，我想纠正一下这种认为我们时代稍微像样一点的诗人都对世事“漠不关心”、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这段艰难岁月事态之严重的含混的指责。在过去20年里，英美卓越的诗人都已觉察到下一场世界大战的潜在危险，他们已提醒读者注意一些隐患，后来果然出事了。在这种意义上，目前这一代所写的一些佳作仍然可称作是“战争诗”。
预料到（虽然并没有公然预言）过去20年里人们情感所发生的变化，对艾略特先生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洞察力使他发言时已不仅仅具有个人权威，在《四个四重奏》中他这样声明道：这就是我，路走了一半，已经是20年——20年大部分都虚度过，这两次大战间的年月。
人们还记得艾略特先生在慕尼黑协定之前很早就写的那首《政治家的难题》，人们不会忘记其中警世的文字、反讽的段落和虔敬的精神，因为艾略特先生恪守了他在《灰星期三》中对读者允诺的东西。他继续在向前迈进，以其《岩石》中的合唱，《大教堂谋杀案》中的场景，更重要的是，从其最近由四首诗组成的集子来贯穿始终，这四首诗的标题中都含有一个地名，它们是《燃烧的诺顿》、《东库克》、《干赛尔维其斯》和《小吉丁》。
我们认得出，“东库克”位于由伦敦去往艾克赛特的途中，附近有许多美丽的教堂和古代的作坊园子，干赛尔维其斯是北大西洋海岸的一小群礁石，更有意义的是，小吉丁是尼克拉斯·法拉尔的《路德派女修道院》中英国圣公会败退的地方，关于这次败退，J·H·肖特豪斯在其浪漫历史剧《约翰·英格尔桑特》中的描写让人印象至深。不过，认出这些地方只能算是了解这四首诗脚注中的内容。你可以迫不及待地给每个地方都拍了照，可仍然感受不到四重奏以其旋律和诗般的间奏传达的情感。而我们读这些诗必须是因为其情感和内涵的分量——我想我这样说不会有错，《四个四重奏》（可以不用有任何华兹华斯式的东西）是自华兹华斯写了《序曲》以来，所有这一类诗中最出色的一首。
你可能会觉得《序曲》由于有一个副标题“或一个诗人思想的成长史：一部自传体的诗”而显得自命不凡。不用说，艾略特先生并不想给对诗的构成哲学感兴趣的读者加上这样一个不堪负重和假模假样的声明，但是有一点却是事实，艾略特先生想在此书中囊括自1922年《荒原》在《日昝》杂志发表以来他所写的几乎所有东西。在《燃烧的诺顿》中（顺便讲一下，这首诗是他《诗合集，1909－1935》一书中的最末一篇，现在他又将之重印，用作《四个四重奏》的第一首），他极大充实了《灰星期三》中的虔敬的基调，读完《小吉丁》后我们发现较早的那首诗第一次以一种新的方式表达了艾略特先生极具个人特征的主题。这些主题中，有一个绝非次要的主题：只到那儿去寻找吧在那个灰色的光线与绿色的空气相遇的地方隐士的祈祷室，朝圣者的祷告不管新诗中的某些篇章看上去如何直接地回应了《岩石》和《大教堂谋杀案》中的合唱，或呼应了《家庭重聚》最后一幕中的一些诗句，艾略特先生的几个四重奏都给人的印象是，传达的是一些新近醒悟的洞见，其分寸感也使作品很少会不愉悦读者的思维耳目。拿《干赛尔维其斯》第三节作结尾的诗段来说吧，其情感的质地让人想起《福者之歌》（《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中克里希纳和阿求纳之间的谈话。如果你对此有兴趣，你可以在读的时候往那些似为非时间性的话语中加入一些时间性的包义：啊，航海者，啊，水手你们这些要到这港口来的人，你们这些身经海洋的折磨和审判的人或不管是什么事，这都是你真正的归宿克里希纳就是如此，如在战场告诫阿求纳不用告别勇往直前吧，航海者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艾略特先生对他《荒原》中《临水而死》一节所做的成熟而决断的回答。比这还重要的是这个新的陈述的优美和其情感的深度。因为我正好认为，人们为了不遗余力地称赞艾略特先生的智慧和无可辩驳的学识，而将他的敏锐的一面大大低估了。他的作品给那些喜欢钻牛角尖的书呆子提供了走样的乐趣，由于这些人钻研它并非不为利益所驱，所以研究到最后己与真正的诗歌天赋八杆子打不着了，而这种天赋使《小吉丁》中的这样一些段落如此彪焕、灵秀、得当：俯冲的鸽子划破天空以其白热化的恐惧之焰对此舌头大声宣布这是从罪恶和谬误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唯一的希望，或绝望是对柴堆的选择，或就是柴堆是被火由火中拯救出来，那么又是谁发明了这种磨难？
“是爱情/爱是一个不大熟悉的神明/藏在编织那件让人无法忍受的火焰之衣的双手后面/人的力量无法将它搬开/我们只是活着/仅仅呼着气/被火或者火烧毁”我敢说所引的这段诗是我们时代诗作中的极品之一。对那些想鼓起勇气抵御他人，认为诗歌属于目前这场战争中最早一批伤亡之列的人，我郑重推荐他读一读艾略特先生的《四个四重奏》。
（贺拉斯·格里高利，1943年5月16日）
光阴的遗迹——《重访布拉兹赫德》，伊夫林·沃着
“我的主题，”伊夫林·沃的最新、写作最认真的、引起强烈的共鸣的小说中的叙事者说，“是记忆，那生着双翼的主人。”带着这样的主题，这位英国二、三十年代杰出的讽刺作家，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从嘲笑伦敦上流社会的疯狂——运笔流畅而滑稽，用闹剧来掩饰严肃的主题——到描绘一个人的认真地去思考和感受的世界。《重访布拉兹赫德》从技术上来讲是否可以和《衰退与堕落》、《污秽的身躯》或《纤尘》相比，是可以商榷的。重要的是这本书规模更宏大、内容更丰富，对于那些怀疑沃先生正在探究一个有限领域的他的崇拜者来说，几乎可以肯定这将是他10年来最为有趣的书，其故事与风格更为吸引人，而在显示其作者及其作为分析家和艺术家的成长方面也是最不逊色的。
沃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艺术家，他的精确与清晰的风格简直可称上是天赋，他同时代的用英文写作的小说家无人能出其右。这一点从他的写作生涯的开始阶段就十分明显了，——而他的《重访布拉兹赫德》正是这种开端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尽管其背景、氛围和技巧与其早期的创作不同。
《重访布拉兹赫德》拥有一种只有在一个处于创作高峰期的作家那里才会找得到的深度与份量，这种作家必须拥有热情良好的心绪和娴熟的技巧，能够维持他所达到的最好的水平。这本书以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引人的故事。用迂回曲折的手法总括和评价了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于他那用现实主义眼光看待生活的发人深思的个人的视角之外，这本书甚至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奇色彩。简而言之，这是一部恢宏的小说作品，1946年将以这部作品开始。这是一部比本年度其他任何作品都更真实的作品——不论这些作品有哪些方面的长处。
沃先生仍然保持着早年的道德主义的特色。沃先生当然是个道德主义者，而且始终如此。如果你稍微留心一下他对伦敦上流社会的浮华的研究背后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他是仍在完成讽刺作家的古老的使命，他是在鞭挞社会的道德和标准。自不必说，他不仅仅是个艺术家——他过于敏锐而不可能成为一个为人提供娱乐享受的人——而且一直都在进行道德说教，自然不可避免地就存在着讽刺作家处理荒诞性的手法的问题，包括在空无一物的传统中什么是荒诞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道德主义者对于不公正的憎恨和对于智力和朴素的礼仪的价值的信仰。
这部作品中描写的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只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写的。不再是通过沃早期的作品中的喜剧人物保罗·帕尼弗德或是威廉·布特的眼睛来看所发生的故事。故事是以一个敏锐而聪明的观察者的第一人称角度来讲述的。这个名叫查理斯·莱德的人是一个建筑绘画师、英国陆军上尉，故事以他在中年时回顾青年时代的角度来讲述。在《重访布拉兹赫德》的结构中，聚焦的转移是极为重要的，这种将故事置于前言和后序之间的结构，为故事提供了一种观察和叙事的灵活性，和回顾与过渡往事的令人陶醉的魅力。《重访布拉兹赫德》的情感语调和内容也同样得到了加强，从而超出了沃先生在以往任何作品中所达到的水平。
故事的开篇是欢快的——作者满怀深情地描绘了1923年牛津的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画面，太阳花的美学，驼鸟的蛋，午饭时渐觉微熏，活泼而戏谑的小玩笑，令人愉快的无责任感，“滑稽的圆圈舞”。就是在那里，莱德遇见了塞波斯坦·弗莱特阁下并与他建立了充满浪漫情调的友谊。塞波斯坦这位聪明而富有魅力的古老的天主教家庭出身的“半个异教徒”，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沃先生似乎在表明，他的这种近临崩溃的情形和英国从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换相似。然而，随着小说场景换到了布拉兹赫德和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城堡，小说的语气也随着主题的发展而变得严肃起来：莱德和塞波斯坦的姐姐的爱情故事，莱德和塞波斯坦的友谊是这一段爱情故事的精神先导，教堂为精神上痛苦不堪的酗酒者塞波斯坦提供了避难所，并且感化了朱丽娅乃至她的具有拜伦风格的父亲，他最后终于从意大利回到家乡以卒天年。
这里包含了伍尔芙早期作品的许多特色：尖锐的措词，敏锐而精确的细节描写，栩栩如生的语言，对庸俗的鄙夷不屑，对次要人物的简略的概括（安东尼·布兰奇，一个王尔德式的美学家，叙事者的狡猾的父亲，一位轻度疯狂的老绅士）——这些特色和技巧自然地出现在本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