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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郭巨只因为母亲心痛孙子要省下一口饭给他吃，就决定将儿子活埋了，这样的故事在舞台上演起来，可能是有些令人不忍目睹，所以无论《焚儿救母》还是《郭巨埋儿》，都少见演出。不过我们仍可以看到，在把“忠”和“孝”放在同等重要地位的伦理价值体系里，只要有必要，人们为了父母——尤其是为了母亲牺牲儿子的性命，应该义无反顾。
讽刺的是，几乎所有孝子的故事，尤其是牺牲儿子以侍奉母亲的孝子，都会因超自然的力量的出现而获得好报。张屠户的孝心感动了神灵，与郭巨埋子最后掘到黄金异曲同工。神灵命小鬼将张屠户的儿子送回家，母亲的病自然也好了。张屠户与郭巨只靠一片诚心，几乎是不花代价地就成就了孝子的美名。观众当然有权怀疑这样的结局之虚妄——既然张屠户焚化儿子可以得神灵相救，郭巨埋儿会挖出黄金，看起来做孝子的成本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高。可是，假如没有那样一位被感动了的神明，张屠户的儿子真就被当成一枝香烧化了，郭巨的儿子也被埋了，但母亲的病并未因此好转呢？我们就权当古代的戏剧家们不愿意如此残酷，明知道那“大团圆”的结局有些虚假，总比残忍更有人道情怀；况且尽孝为的就是好报。
儿子固然是亲骨肉，而自己的生命来之于父母，因此，在上下两代之间做何选择，不是一个可以用生物学原理解决的问题——当然，生物学的答案并不是没有，在生物学的角度看，下一代是自己的基因的传递者，上一代则已无关乎自己的未来。为了下一代牺牲那生命意义已经完成了的上一代，让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繁衍和基因传递有更多的机会，这是本能。如果这样看，那么，用自己的下一代去救自己的上一代，其理由就只能从文化上寻求支持。有种至今流行的观点，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鼓励“向后看”，因而不如西方重视子女的“向前看”道德，且不说西方文化究竟怎样，在我看来，关爱后代只不过是生物自私的本性流露，猪狗甚至苍蝇蚊子老鼠臭虫都能做到；只有人类的文明社会，才能发展出尊重长辈的孝道。
《疏者下船》还有另一层意思。剧中第一个被楚昭公舍弃的不是儿子而是妻子。
楚昭公的故事既残酷又真实。不过我们不必将它读成一个有关性别政治的寓言，以楚昭公的选择控诉万恶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漠视。《疏者下船》的故事基本与性别无关，楚昭公的选择事实上只是基于各种亲属关系之价值的一种理解。我之所以说它与性别无关，是由于我们可以通过更常见的悬疑，界定家庭内部的亲疏关系，它就是男人经常面对的那道选择题——真正困难并且富于挑战性的选择，是面对妻子与母亲。这样的冲突与选择成为许多戏剧的题材，它们的流传也远远超出焚子埋儿之类的孝子戏。
《跃鲤记》可能是最著名的孝子戏，它颂扬的是两代孝子：父亲因孝顺而为母亲抛弃妻子，儿子因孝顺而对被弃的母亲一往情深。《跃鲤记》的男主人公名叫姜诗，娶庞氏三娘为妻，可是这位媳妇却不见容其母，姜诗因此将妻子赶出家门，庞氏三娘只好寄居在邻里的寡妇家，而即使遭遇如此不幸，三娘仍然一颗心扑在那个家里，成天想的仍然是婆婆丈夫与儿子，她心里的酸楚，便因此而加倍。在这桩家庭内部最为常见的纷争中，虽有邻居秋娘搬弄是非，根子还在于丈夫与婆婆的不信任。三娘历尽艰辛，只是源于丈夫不分青红皂白的孝顺与婆婆的重重误会，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要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即使这类最普通的“人民内部矛盾”，于当事人而言，也有可能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心地善良却遭受不幸的庞三娘，最容易让观众一掬同情之泪，《跃鲤记》因此成为传统戏剧里流传极广的剧目。也由于这个故事流传范围很广，多部同名的剧目情节和场面也约略生出一些不同，表演因此分为两路，一路是以姜诗为顺应母亲而休妻为核心，一路是以年幼的儿子安安眷顾母亲为核心。
昆曲《跃鲤记》中最抢眼的是姜诗与庞氏三娘的情感关系，“芦林”因之成为最重要的场次之一。折子戏“芦林”的剧情是姜诗在野外芦林内遇到被他逐出门外的妻子，他眼见得妻子可怜兮兮地拾柴，只能对她说道：“庞氏啊，你不知我的姜氏门楣，我宁守清贫，怎忘节义。咳，我若是思妻背母，被旁人、被旁人谈论我的姜氏忤逆。”都说这出戏里，男主人公姜诗是要由副净行当扮演的，也有戏班改为由丑行应工，丑扮的姜诗，固然也会很有剧场效果，但丑行的搞笑，怕是演不出姜诗这位特殊的孝子的无奈。副净和丑都是在戏剧里制造笑料的脚色，他们的区别既微妙又明显，具体而言，副末是以滑稽诙谐逗乐，丑行多少依靠的是自我作践的手法，从外形的装扮上也是如此。假如以现在的相声做比，侯宝林、马三立算是走的副末一路，健在的就要数杨振华了，而冯巩、牛群，则基本上是丑行的表演。休妻的姜诗并不是坏蛋恶棍，这位无能得甚至委琐的丈夫与妻子的正面相遇时，那可怜命苦的妻房，言语中全是无辜含冤的不平；而姜诗面对妻子的质问，躲躲闪闪地只有强词夺理的招架之功。这样的姜诗，不是搞笑的角色，应该演得既让人喷饭又令人同情才对。毕竟他夫妻本无隙嫌，休妻是出于母亲严命，兼之又朦胧感觉到妻子受了委屈，更是生出悔意；而听说妻子虽然被逐，仍念及婆婆年老无人侍奉、安安幼小无人看管，更不忍看到这姜郎万一再娶个不贤惠的，亲生儿子要受苦，因这“三撇不下”而不肯琵琶别抱，心下感动，终于承诺要接妻子回家，然而最终也只能留下这样一句活话，“啊呀且住，这样孝顺的媳妇赶出门来，岂不可惜？有了，我回去双膝盖跪在母亲面前，劝得母亲回心转意，若劝勿转呢？嗳，只得罢哉。”到底还是母亲重要哦。
好戏的特点，是能将人物情致活色生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即使意在颂扬姜诗这位孝子，也没有必要将孝子们的“孝”演得多么义正辞严，无奈的孝子，同样是孝子。“芦林”要演的就是这样的孝子。有这份无奈，正因那对媳妇无理的，是自己的母亲。
《跃鲤记》派生出另一个著名的折子戏“安安送米”，这是很多地方戏的保留剧目，它要揭示的是这个因孝生变的家庭中另外一面。安安是姜诗的幼子，目睹母亲遭难，他主动要求在学堂里吃饭，为的是每天能省下几合米，留给母亲。终于他能把自己平日里半饥半饱省下的一袋米给母亲送去，把庞氏三娘感动得不行。三娘一方面是丈夫行孝道时的牺牲，另一方面又尽享孝顺的儿子的亲情。所以简单地说《跃鲤记》写三娘受困于丈夫的孝道，并不能完整地理解这出戏。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多想一步，像安安而这样的孝子，等到他长大后娶妻生子，遇到母亲和妻子间发生冲撞不能两全时，恐怕也是要休妻的吧。
还有那个更为人们熟知的故事，那就是《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的境遇。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始于汉代的长诗《焦仲卿妻》，诗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成为古典文学里最具典型性的意象之一。由寡母拉扯长大的焦仲卿娶了刘兰芝为妻，夫妻恩爱，但是焦母不喜欢刘兰芝。这场婆媳之间的争执，最终的苦果必须由焦仲卿承担，他不得不将他心爱的妻子赶回娘家。在母亲和妻子不能相容的冲突中，焦仲卿不得不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人，对于他来说，似乎休妻是唯一的选择。奇怪的是中国古代这首屈一指的叙事长诗《焦仲卿妻》，到很迟才被改编成戏剧。
戏剧里的焦仲卿，有更多机会表达他和妻子之间的情感，在天津青年京剧团的演出本里，这对苦命鸳鸯分别时依依不舍，丈夫唱的是“焦仲卿出家门心痛难忍，叫一声贤德妻且听我云。你与我好夫妻情深似海，我今生决不再另娶他人。”妻子唱的是“你不娶我不嫁天地鉴定，有一节实令我忧虑在心。我兄长他生就顽劣成性，惟恐他要把那风波来生。”既然惟恐生变，两人就对天发誓，于是我们看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海誓山盟，我们见多听多了结婚时的誓言，在这里看到的竟是两个人因离婚而发誓“海枯石烂不变心”，由于刘兰芝手执休书，这落套的誓言听来格外有内涵。
不管有多少的无奈，休书总是焦仲卿自己写的，在这里，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连《跃鲤记》里男主人公姜诗对三娘的误会都不复存在。但这也是最真实的情景，它最深层的意思是说，一位母亲从十月怀胎到含辛茹苦抚育儿子全过程中积淀的情感，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责任，更有可能还包含着强烈的依恋和占有欲。无论如何，儿子的婚姻都是在母子间楔入了一个第三者。母亲既不能容忍媳妇对儿子的忽视与疏远，年轻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对母子情感的挑战与威胁。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消除婆媳之间天然存在的这种紧张关系。既然那么规矩的焦仲卿和那么贤惠的刘兰芝都做不到，一般人更不用想。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假如你和婆婆同时落水，而你的丈夫只能救一个人，那么他会救谁？如果你听到的回答是丈夫将会先救你而不是他的母亲，那么恭喜你，你嫁了一位擅长说谎的丈夫；如果他说的居然不是谎话，那么，我要加倍地恭喜你，因为你嫁的这位丈夫禽兽不如。在人类社会里，你多数场合只能嫁“人”，最不济也只是嫁了一个“坏”的人，嫁一个禽兽不如的男人，就像中彩一样稀罕。但我并不想以此威胁天下的女人，告诉她们婚后面对婆婆有多么困难，只是说连这样简单的是非题还到丈夫那里要回答的女人是可悲的。不过女人并不总是苦命，用老百姓的话说，“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人生就像投资，只要本钱在，只要有耐心，何愁没有翻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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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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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转轨的声波
陈卫星
一个时期以来，对改革的反思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在涉及有关改革进程的各种讨论中，一旦人们深入对问题的技术层面的探讨，总是不约而同地回到对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思考。邓炘炘教授的专著《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是一本专门反思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的力作。作者有较丰富的专业资历，以博士学位论文开始的这项研究源于多年来的亲身体验和深入思考。这本专著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广播体制的改革，其核心内容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广播行业内部的结构关系，二是探讨广播行业和外部社会的交易规则。
最近十多年，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化，为传媒的社会化功能放大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延伸空间。但是，人们又总是感觉大众传媒的话语能量与深化改革的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落差。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沟通协调和舆情呈现的作用。而作者发现，大众传媒行业及其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没能占据优先位置。作为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重要行业，其自身的改革始终具有被动性，这是一个矛盾。这一问题显然抓住一个改革过程中的症结，即改革的权力能不能也成为改革的对象？有别于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热心于大众传媒的经济效能的无数文字，作者的研究显示出针对复杂问题的学术勇气，从传媒行业运作机制的历史形成和演变、脉络展开，徐徐呈现出研究的针对性和案例性：从体制环境到媒介特性，从传媒生态到身份转型，从法规框架到制度约束，从业务流程到学理追踪，作者从容推论，考证详实，这不仅和时下泛滥成灾的空疏学风拉开距离，更凸现出问题意识的把握力度，在理论方法和问题逻辑的综合能力上达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亮点是新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把广播行业经济结构的历史与新闻宣传制度的政策分析相结合，从而透视出广播体制有别于一般性经济体制的改革难度。和其他传统媒介一样，广播行业本身体现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属性，并呈现出社会历史环境的演进所标注的主体能动性及其惯性，正如作者在全书的结语中所指出：“中国广播业在本质上目前依然是一个依附在行政体制架构内的行业，而非真正开放的行业，还不是真正进入了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的产业。中国广播业的行政依附和附属关系及地位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换言之，广播业的行政式管控和运行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广播行业中的延伸和体现。”（《动力与困窘》第395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这样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历史制度主义观念的透视，即制度塑造人们的思维，安排人们的记忆。制度本身决定组织性活动的行为逻辑，从而成为一种合法性机制。作者的历史回顾着眼于广播行业生成的结构关系，充分阐释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我们的大众传媒体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作用。比如，从延安广播电台的体制原型到以北京为中心的体制放大，从经济改革所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引导的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适应社会传播体制管理改革的1983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的颁发和执行。
当然，制度本身既是现实行为的指导原则，又是以往历史经验的结晶，同时还预示着未来的选择。作者对问题的探讨注重通过追寻制度形成的历史轨迹来梳理中国广播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来源，并从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出发，试图找出与广播体制改革相关的结构性关系和历史性关系。特定制度状态往往都是集体行为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和资源分配和激励方式的制度安排有关。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证明，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是对应的，即增加大多数人的选择机会，扩大人们从事他们有理由认为是有价值的一切活动的实际自由的过程。就大众传媒自身来说，社会主体的身份认同和信息资源的赢利性质要求形成舆论市场，并在改革进程中起到建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作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的权力性质正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走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只有充分地对大众传媒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进行阐释，才能够明白政治需求的传播政策定位。当政治架构在安排“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时候，经济过程亦要回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而这始终是一个制度安排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例关系问题。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大众传媒属于“政治性企业”，是政府规制的对象。国家通过政策和政治作用影响传媒效益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通过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行动影响资源的分配，影响经济作用的成本和利润分配。那么，反过来传媒市场和经济力量又影响着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也影响权力和利益在各方面如何分配。双向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效率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如产权的所有制、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关系、经济主体的投资状态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而一种形式的制度变迁要花费多少成本才为社会所接受则取决于既得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正如两位研究媒体政策的外国学者简·冯·库伦伯格和丹尼斯·麦奎尔所指出：“在当今社会，人们至少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进入传播工具的差异或是从传播中获取益处的多寡（信息、联系和渠道）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金冠军、郑涵、孙绍谊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页）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表现（representation）的结果，中国经济改革对生产关系的引导是从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的递进过程，反映在信息和传播的层面上，就是对象征主体多元化的呼唤，实质上是推动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社会性参与。针对信息传播与社会管理的关系，作者表现出了忧虑：“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如果整个社会的新闻和信息流传，至今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