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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的复信。这既是希望邓小平能借鉴张澜的意见，也是毛泽东对张澜复信的肯定。陈叔通从前清翰林到新中国领导人，一生趋时而不媚时。土改中未见他对土改有异议的记载，但他也想实地体验一下。他在1951年10月9日致函毛泽东要求下乡直接参加土改：“前曾面陈愿参加土改，本月全国委员会（指政协全国委员会——引者注）开会拟于十一月出发”，“按照原定办法须经所属机关批准，叔通属于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应请批准。再全国委员会梅龚彬副秘书长亦愿参加，并拟约其同行”。14日毛泽东复函陈叔通：“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一些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23〕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陈叔通曾到过一些地方视察土改，有时还住下来，体验生活，深入了解情况，但他不以此为满足，总是把自己未能直接参加土改视为终身的憾事。
著名侨领司徒美堂非常关注华侨在土改中的利益问题，在1950年6月首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指出：“就过去百年的情况看，所谓华侨其实是破了产的贫雇农，逃到海外，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微薄的工资，积蓄了一点外汇，返回祖国，买田养老，与封建地主剥削大不相同。”“华侨地主中，有的兼有自建乡村洋房，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分。洋房之来，是来自他本人的血汗所得，与专靠封建剥削的地主洋房不同。”〔24〕当时，侨乡土改偏差的信件不时从海外从老家粤中飞到在紫禁城下的北池子八十三号的一个四合院里，起初司徒美堂老人很恼火。1951年春，美老南下广东老家视察土改时心情依然十分矛盾。这位有着广阔阅历的老人总的立场是，大凡社会上进行改革，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如果受益的人多，损失的人少，他就支持多数人这一边。对于土改，他看到一些问题，但总体上也持这种态度。当时各地翻身农民纷纷上书向毛泽东致敬，并赠送一些如烟叶、凉薯之类的土产，美老也拜托致公党的黄鼎臣将一点家乡土产专程带到北京中南海。4月14日美老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详告粤中侨乡土改情况。4月27 日毛泽东通过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客气而亲切地复电美老：“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25〕美老识大体顾全局，一方面在群众大会上赞扬农村土改的新气象，号召各界人士支持土改。当时美洲报纸谣传他在家乡被清算斗争，并在游街示众后被枪毙装入猪笼，曝尸三日。针对这条在美洲轰动一时的谣言，美老在一次民主人士下乡的欢送会上发表演讲说：“反动派造谣说我被斗争死了，但我却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之下，更健康，更加年轻了。我每餐二碗饭，不能缺少，反动派又奈我何？”另一方面敢于对土改的缺点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回到北京后即找到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和副主任廖承志，汇报了根据他自己在视察土改中所发现的有些地方不按中央政策办事而侵犯华侨利益的情况，还严厉地批评了广东侨乡一些地方随便剥夺华侨房屋，提升华侨小土地出租者的阶级成分等错误〔26〕。广东侨乡土改确有粗糙之处，有的干部连广东话都听不懂也不愿意听，不了解侨乡实际，不分青红皂白，不讲南北方的区别，片面追求扩大所谓胜利果实，混淆政策界限，没收华侨地主房屋。1979年拨乱反正以后，政府终于按政策开始退还华侨房屋，但已难以收回伤害了几十年的侨心。
四
黄炎培是民主人士的典型人物，他在土改问题上与中共及其领导人接触最多，毛泽东对他下的功夫也最大。
早在1946年，黄炎培在上海、南京等地就土改问题与周恩来、李维汉等有过争论，对解放区的土改就提出过许多批评，并为此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同时抄一份给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国民党得到这封信如获至宝，陶希圣、陈立夫先后登门动员黄炎培将信件公开发表。黄炎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又接到陈立夫的电话：“我接到一个材料，说共产党要暗杀你。”黄当然不相信，但为提防国民党借口共产党来暗杀他，就在电话上说：“那请你保护。”国民党果真派了一个武装特务来把门，黄要见任何人都要通过这个特务，把黄气病了一场。黄炎培、冷御秋、杨卫玉等人当时对土改的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怕地主没有出路，另一条是怕地主挨斗争，不赞成发动群众。同时，他们对基层干部有意见，说过“你们那个苏北，党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但坏就坏在政府，下边有很多干部是流氓”的话〔27〕。
1950年新区土改开始后，黄炎培收到不少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和家乡地主的告状信件，看了心情很不安，便将一些信件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对黄炎培进行简单的批评和指责，当然他也知道对像黄这样的民主人士批评和指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巧妙地以各种方式用事实使他“开窍”。毛泽东多次亲笔写信给他，把各种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同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函黄炎培：“近日土改情报数份送上一阅，请掷还。其中有关于松江区的过左行为的报导。另华东局指示电一件。”〔28〕1951年1月6 日毛又致函黄：“华东局一月四日给所属党委关于土改的指示电一件，送请察阅，并请掷还。”〔29〕毛泽东可能认为华东局的电报比较全面体现土改情况，对黄炎培了解土改有帮助：华东千百万群众已经动员起来，中农已卷入运动，富农主动地想靠近我们，不法地主受到严厉镇压，地主阶级完全孤立，甚至天主教徒也大批参加斗争。在部分土改基本结束地区，已开始与参军运动结合起来，许多农民积极分子自觉地带头报名参军。但个别地区也开始生产了“左”倾偏向，主要表现在个别乡村开始出现乱捕、乱打、乱杀的行为。此外，个别地区还有打菩萨、毁教堂十字架等行为，有提升阶级、算老账的趋势。电报要求各级党委在土改全面开展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领导，注意及时检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运动中的偏向，以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1月10 日毛泽东为黄炎培准备出发到华东参加土改一事致函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谈谈。”〔30〕原来，毛泽东的心目中黄炎培是“不懂”土改的，因此需要开导他。临行前毛泽东当面告诉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果然黄炎培经过半个月的实地考察立场为之大变。他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宣传土改所取得的成就，说新中国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回到北京他立刻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首先肯定“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也坦率而诚恳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高压专制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作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31〕
黄炎培能过好土改关与毛泽东对他的相信有很大的关系。周恩来说过：“统战工作就是要用道理去说服别人，就要把许多事情告诉他们。毛泽东同志对黄炎培就是如此。黄炎培与江南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很多。前年征粮和去年收税的时候，他经常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对土改也是这样，他总是有很多意见。毛泽东同志把华东局关于执行土改政策和镇反政策的电报抄给他看，电报的内容是说明我们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的总方向是对的，但个别地方也有偏差，干部幼稚，掌握政策不熟练等。黄炎培看了说，共产党这样相信我，而且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承认这些缺点，那我还有什么可说呢？于是他就回了一封信说华东局的领导是正确的。这就教育了民主人士。”〔32〕
到了1952年，由于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中共没收了官僚资本并归国家所有，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在大陆上比较彻底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在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强调要不断革命的毛泽东在这年6月6日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上批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3〕毛泽东的一锤定音，意味着摆在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民主人士面前的还有一连串新的生死大关需要过。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2〕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3〕〔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6页。
〔5〕〔2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10～711、709～710页。
〔6〕〔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27、27页。
〔8〕 李坚真：《关于兴宁、揭阳、龙川土地改革试验工作之回忆》，1986年，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9〕 刘问等：《访问李洁之同志谈话记录》，1990年11月24日，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10〕《广东文史资料》第7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197页。
〔11〕 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爱国民主人士张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页。
〔12〕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东党史资料丛刊，1997年印；第93页。
〔13〕〔3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206、206页。
〔14〕 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15〕 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2页。
〔16〕 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722～723页。
〔17〕《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8〕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21～122页。
〔19〕 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人物传》第2卷，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308页。
〔20〕〔22〕〔23〕〔29〕〔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4～75、474～475、14、20页。
〔21〕〔25〕《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412页。
〔24〕〔26〕叶祖孚、秦薇主编：《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172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48页。
〔31〕 转引自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748页。
〔3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事出刘文典
？ 邵 建
开头就抄书：
刘文典，字叔雅，是民国之初的知名学者，抗战时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各校复员，他却不肯随清华大学回京，而留在云南大学任教，理由是舍不得“二云”：云土（鸦片）和云腿。
就是这位刘文典先生，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为当时的学潮事件触怒了蒋介石。蒋召见他，说了些既无理也无礼的话。哪知刘文典当即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勃然大怒，一定要枪毙他。幸而有蔡元培先生等全力为他解释，说他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才以立即免职了事。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了。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时，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上文抄自《读书》2001年第10期，作者魏得胜。
好一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无处寻觅了，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相反的是，大学倒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挂的牌子就明白了。
不过，我的题目既然是“事出刘文典”，那么，刘文典其人其事主要就不是我要说的事，而是由刘事所引带出来的事。这事牵涉到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鲁迅。胡、鲁之间无小事，我现在倾向于这样认为。当然，这件事本身实在是小，小得不足以构成历史的一个缝隙。但一旦从这个缝隙钻进去，再扩展一下，或许可以构成一历史界面。在这个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其中包括我们并不想看到的。
刘文典事出后，胡适和鲁迅都对此有所表示，不同在于，胡适的文字是针对蒋介石，而鲁迅的文字则针对胡适之。
打开鲁迅《二心集》，其《知难行难》篇有这样的话：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这里的“老同乡”、“老同事”、“博士”云云，就是指胡适，因为两人都是安徽人，又在北大共过事。主席则指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1931年，蒋介石召见胡适、丁文江等，垂询时局，胡适因往见之。这事，当时报纸多有公开，鲁迅读了后，就称胡见蒋时，一定会称他“主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推断，鲁迅却不作推断言，而是好像在场一般，模拟胡适自己的口吻。果然，讽刺效果强多了。
如果是推断，原因有两个，一是历史的，一是心理的。胡适以前应邀去清宫见溥仪，回来后因遭非议而作文说明，文章提及两人见面时，说：“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不料，胡适的坦然却成了不打自招的人格污点，既然你见皇上就叫皇上，那么，这次见主席岂不也叫主席？鲁迅特意兜出这一“前科”，让其呈堂，然后据此裁断，并用了自供的形式。至于心理上的原因则是胡适的胆怯。如上引，胡适所以称主席，是因为怕像刘文典那样，由于冒犯而被关。但，这样的判断已堕入诛心之论。就其“诛心”，我的疑问是：子非鱼，鲁迅安知胡适之心理？再，刘文典被关，果真是因其未称主席吗？又，当初往清宫，分明无被关之虞，胡适为何称溥仪为“皇上”？显然，鲁迅未究所以，便“大胆假设”而不“小心求证”——当然，这既然是胡适的手段，鲁迅也就不必。故寥寥几笔，极省简地画出了胡适的形象，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卑屈而唯诺的形象。
我不太想评价胡适的称谓问题，这是个无足谓之的问题，尽管我同样对这种称谓由衷反感，也正因此我很能理解鲁迅的不满。我相信，这种称谓断不会出自桀骜的鲁迅之口，甚至“不合作”的鲁迅根本就不会去见这个郑三发子。然我依然愿意理解胡适，愿意理解这个谦谦绅士在这个场合下的这种称谓。退步说，即使我不愿理解，我想，我也不会出言以刺，更不会揆其心理。因为，我乐意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既不怀疑对方的能力，也不怀疑其动机。只是我不知道，鲁迅时代的文坛是否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否则，也不至那样乌烟瘴气。
然而，鲁迅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