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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迅毕竟鲁迅，他似乎没说错。胡适的确称蒋介石为蒋主席，而且还就是在刘文典事件上。
这是1929年的事了。现在看来，1929年是一个值得咀嚼的年份。这一年，从官方角度看，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后的“训政年”。从知识分子角度看，则是一个以英美宪政为目标反对国民党训政的“人权年”。就在这一年，由胡适和罗隆基等新月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权运动”，该运动以当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为发端，开头炮就是胡适的文章《人权与约法》。该文也提及刘文典事，是胡适围绕人权问题挑战国民党政府时所举的三个例子之二：
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这一节文字不多，“蒋主席”却被称了两次，称谓和内容的反差，弄得我心里很别扭。哪怕胡适你换称“蒋介石先生”也比这“蒋主席”要好一些呀，不要太恭敬。这文章若换我今天写，那称谓不就一音之转？对不起，邵建肯定不会。在这点上，胡不如鲁（还不如说胡不是鲁），我铁定站鲁迅这一边。然而——重要的是然而，称谓仅仅是称谓，不过是语言学上的“能指”，关键在于胡适说的是什么，我岂能买椟还珠。正是在这一点上，胡适又让我肃然起敬。这一节文字分明是问难蒋介石，并恨憾当时国情，不能在法庭上指控蒋。当然，中国不是美国，在美国也不会发生总统因私怨而扣押人的事。因此，濡染了美国政治习惯的胡适却不习惯中国政治：蒋介石犯法居然控告不得。“这是人治，不是法治”，今天我们习用的语言，原来是七十多年前就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声音的生命力何以如此之强？
鲁迅听到这声音了吗？我想应该。《新月》与鲁迅同在上海，又是鲁迅的对头，鲁迅多次对其施以投枪，从《新月》的宣言即“新月的态度”到新月的作者阵容，以及所刊出的思想文化类文章，甚至包括它的广告，这些都曾在鲁迅笔下批判性地出现过。因此，鲁迅对它很熟悉。当然，鲁迅决不会抬举它，说自己重视它了，鲁迅的语气毋宁是这样：“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的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这篇大家都很熟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本来是单挑梁实秋，可是文章却从《新月》说起，意犹未尽，最后又以《新月》煞尾。可见鲁迅对它并非像自己说的那样漫不经心。而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就刊在此前的第二号上，文章很快就在社会上有了强烈反响，国内外报纸有转载的，有翻译的，有作专文讨论的，《新月》自己在隔期的第四号上就发了个专题：“‘人权约法’的讨论”，并且，胡适、罗隆基等因此被时人称为“人权派”。那段时间，《新月》自有始以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要说能瞒过鲁迅那鹰隼般的目光，那是开玩笑。那么，（如果）鲁迅明知胡适批评过蒋介石，为什么两年后却要借刘文典的事来矮化胡适呢？
这其实并不重要，如果仅仅是他们两人个人间的事；但如果事情的意义超出了两人之上，就有一番言说的必要。胡适借刘文典事问难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发起了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人权运动，这是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它是面对面的冲突，即知识分子作为冲突的一方既不躲闪也不退让。这种方式颇不同于鲁迅的“壕堑战”（尽管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而是从壕堑里站出来，不，应该说胡、罗二位从来就没有壕堑过。早在1923年，因当时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而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时，胡适作文表示：“我是不跑的……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胡适先生到底怎样》）1929年的形势似乎更严峻，“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然而胡适坚持不用匿名方式写文章，因为“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要我们的自由》）。然而，当胡、罗等人权知识分子自以为在说负责任的话时却腹背受敌，至少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进攻（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胡适等“人权派”的凌厉批判乃至根本否定不在此文论列），一是国民党的正面打压，其结果是胡适本人被国民党政府警告，罗隆基先是被抓（只一天），后来又被敲掉了光华大学教授的饭碗，而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一千多份杂志也被没收。这一切都不奇怪，相反，国民党不这样反倒奇怪。令人奇怪的可能是鲁迅，他从“人权派”的背面发起进击。从五四走出后的鲁迅曾经慨叹于当年同仁有的落伍、有的颓唐、有的升官，并且自1927年大屠杀后，鲁迅本人也痛恨国民党。可是，当胡适、罗隆基等挺身而出欲为中国人权有所进取并与国民党公开交锋时，本应是个同盟者的鲁迅，如果不愿同盟，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沉默，“但他举起了投枪”……
《新月》与国民党和鲁迅与《新月》，这错综的关系就构成了历史的一个界面。我由刘文典事件带出，不仅是想搞清这个关系的大概轮廓，而且更想弄清鲁迅为什么要反反国民党的《新月》。《新月》是以“宪政”立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鲁迅虽然不会认同国民党专政，但同样不认同胡、罗人权派的所谓“宪政”。撇去鲁迅与《新月》同仁的历史过节不论，如与陈西滢，也撇去他与《新月》同仁的现实过节不论，如与梁实秋，这两点是否妨碍了鲁迅对《新月》的公正看法，我不能断定。但可以断定的是，他之最不能同意《新月》者，便在于对方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方案是“法治”解决而不是“革命”。如果说五四时期胡、鲁之间尚有其一致，那么，走出五四，两人便逐渐分道扬镳了。鲁迅坚持的是“改革国民性”的道路，胡适则逐步走上了“改革现实政治”的道路。对此，鲁迅颇不以为然，认为政治道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什么专制、什么共和，都没有用的，惟一有用的就是改革国民性。在这里，鲁迅身上明显有着“一元论”的历史倾向。可是1927年之后，鲁迅自己也事实上放弃了改革国民性的方案，这时他已开始从苏俄经验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实际上已经不是国民性解决而是政治解决了。在政治解决这一问题上，胡、鲁的区别更加严峻，当年鲁迅的国民性解决和胡适的政治解决尚可形成一定的互补，而这里苏俄的暴力革命和英美的宪政道路这两种方式（在鲁那里表现为从外面推翻现体制而重新建立，在胡那里表现为从里面逐步改良现体制而不推翻）只剩下截然的对立，更兼两人以不同方式所欲达至的目标也是那么对立截然：一个用宪政取代一切专政，如胡；一个用一个专政取代另一个专政，如鲁。到了这分上，胡、鲁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两人当然“渐行渐远渐无穷”了。
由此，二十世纪中国这两位知识分子所坚持的不同道路便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深远的话题。而话题之所以是话题，是因为这两位知识分子当年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面对。这正应了克罗齐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七十年前的《新月》人权运动早已风流云散，鲁迅对《新月》的批判也已载入史册，但既然历史的腿一直伸到今天，那么，我们就要抓住它，不但还原其历史界面，甚至对此重新论述。实际上，这就是在表明我们自己面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态度——历史的态度就是现实的态度。换言之，胡鲁作为我们可以鉴取的两种思想资源，在其中如何作出价值上的选择，这放在今天，并非就不是问题，而且还不是简单的问题。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随着后来的“东北易帜”，便从南北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这时，国民党祭出孙中山的大旗，宣称战争结束，军政任务完成，国家除了“统一军政”外，应当进入“训政”时期，而训政则是军政向宪政的过渡。国民党的这一逻辑本自孙中山。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提出了“革命程序论”，把中国革命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法之治”，军队为人民破敌，行政则归军政府。第二阶段是“约法之治”，军队和人民约法三章，双方各自遵循，地方自治权属于人民，而国是总揽却在军政府。第三阶段是“宪法之治”，此时，军政府解除权柄，国事俱按宪法实行。后来孙中山多次对此进行思想阐发，并最终完形为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经过一番准备，于1928年10月10日宣布开始进入训政时期。那么，国民党的训政内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一切权力归本党，并且形成了一个口号：“以党治国。”怎么治？亦即“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并且，最高监督之权力“仍属之于中国国民党”（按：自己监督自己，这是中国二十世纪政党政治的一大奇观）。国民党握以重权，居然是“为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而且，“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稍微懂得一点宪法常识的人都知道，宪法之为用，不是用来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的，而是相反，用来保护人民这些自由权的。国民党整个给搞反了，还口口声声说是要为宪政作过渡。但，这种训政恰恰和宪政南辕北辙。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胡、罗为代表的《新月》知识分子以这份杂志为依托，于1929年春，也即国民党刚训政几个月，就开始了这场虽然当时说不上轰轰烈烈但却对历史产生久远影响的反训政的“人权运动”。在此以前，《新月》主要是一份同仁性质的文学杂志，同时带有一些文化色彩。但从1929年第二号起，杂志立即政论化，不但显示出浓厚的政治思想意味，并高密度地刊发批判国民党政治的重量级文章。胡、罗最终惹怒国民党，从而使《新月》没有变成其同仁所希望的“满月”，而是变成了“流星”，只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漫漫长夜中短暂地一划而过。但，一划就是存在，短暂即为永恒。至少，直到今天，它的文字光泽依然在烛照着我。
所以这样说，是想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一下我对《新月》的歉意——这对我来说很有必要。由于不弄现代文学，长期以来，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新月》，对它的了解，基本来自鲁迅，也止于鲁迅。我第一次知道“新月”，是从鲁迅笔下。鲁迅对它的态度，大致决定了我的看法。除了徐志摩滥情似的风花雪月，无非就是鲁迅所谓“三帮”那一套了。尽管没有帮凶，但帮闲和帮忙总免不掉吧。然而，我错了，错得那样厉害。《新月》非但我所以为，甚至恰恰相反。问题在于，我不该用别人的眼光——哪怕是鲁迅的——看待对象。就像鲁迅看前人文章反对看选本而主张看全本一样，因为选本只是选家的目光；我难道不应该用自己的目光去看《新月》？
无法忘却我读《新月》影印本的感觉，由于内疚，更由于现实的感触，胡、罗的文字无法不让我心潮澎湃，尤其那种“直面”的方式。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只有鲁迅才是敢于直面的，因为鲁迅骨头最硬。的确，鲁迅敢于直面人生，可是，至少在1929年和1930年，真正直面国民党并接二连三出击的肯定是胡、罗而非其他。并且，“直面”是鲁迅的态度不是他的为文。就行文言，鲁迅走的是隐晦一路。关于这一点，历来的解释是环境严酷。不错，“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并且，“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当然，这不过是鲁迅独特的表白方式：自嘲。鲁迅何曾被吓倒过？壕堑也好、隐晦也罢，对鲁迅言，不过是策略。然而，这时不策略的可能就是胡、罗了。同样是刚刚经历过可怕的1927年，面对刚刚统一中国因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胡、罗二位，不惮于直道而行，其方式不是以壕堑而是以对垒，其语言不是以隐晦而是以坦率。但，当胡、罗等人“直面”国民党时，鲁迅却“直面”人权派，这，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连环。也是在上面那篇“序言”中，紧接我刚刚的引语后，鲁迅接着道：“……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于是，鲁迅在上海滩奋力反围剿，对那些“都说我不好”的人，以“痛打落水狗”的习惯“一个都不宽恕”。而此刻，国民党利用自己的专政工具，对《新月》中人权知识分子的围剿也正在拉开帷幕。
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搞“党治”，即“以党治国”，“党在国上”，“党权高于一切”，胡、罗二位紧紧盯住这一点，以“法治”力反之。党治还是法治？由此拉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执政党之间冲突绵延已久的第一幕。这是多么根深蒂固的冲突，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历史的。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声称“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对此，胡适立即作《人权与约法》以驳诘，文章针锋相对地指出：“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果言简意赅，胡的意思是，自由之危害，正来自于政府。所以，胡适呼唤制定宪法，最低限度也要制定训政时期的临时约法，以约束国民党政府。这和上面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以约束人民的自由正好相反。因为，在胡适看来，“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两个月后，在当年《新月》的第四号上，胡适再接再厉，又著文发难，这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不仅再次呼吁制定宪法而非约法，而且把反训政的锋芒直指孙中山。这是一种必要的溯源，因为训政思想本来就来自孙，孙的本意，于宪政之前，先行训政，由政府训导人民，以培养人民民主能力。由此才有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集权论：“厉行党治，扶植民权。”胡适因此指出：“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胡适的言论公然反对孙的遗训，反孙即反动，这实际上是贻国民党打压以口柄。但胡适并不惧然，1929年底，他干脆把这些发在《新月》上的反动文章（包括罗隆基和梁实秋的）辑为一集，命为《人权论集》。在其《序言》中，胡适坦然地说：“这几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今日人人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人权问题。前三篇讨论人权与宪法。第四篇讨论我们要的是什么人权。第五六篇讨论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第七篇讨论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希望国民党的反省。第八篇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这两篇只是‘思想言论自由’的实例：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这句话虽然出自胡适，但做得更漂亮的是他的《新月》盟友罗隆基。也许，由于气质、修为，乃至学历的不同（胡学的是哲学，罗学的是政治学），罗隆基比之胡适锋芒更锐，态度更激，文章更犀利，溯源更深远，同时也更到位。就后者言，反训政、反党治，胡适溯到孙中山，罗隆基则更往上行，一直把根子追到苏俄。《新月》第二卷第十二号上，《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头第二个标题就是大号字的“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那么，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所从何出？罗隆基直言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