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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黑尔只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如实回答道：“不是我离开，是我被解雇了。”
“为什么？”贝尔德接着问，本能地抓住黑尔突然现出的坦率。黑尔接下来的回答令人震惊，大大出乎贝尔德的预料，在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出乎预料的事。
黑尔的回答是：“我不能忍受他们正在犯的种种罪行。”
黑尔谈起了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违法活动，贝尔德简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出现这种情况让检察官们喜出望外。看来政府不仅可以获取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违法活动的证据，而且，根据黑尔所述，该公司的主要同谋者不是别个，正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突然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活动看来使反欺诈部两个最大的案子之间有了联系。
根据黑尔的供述，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经常在美林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寄存”股票，制造假损失，欺骗国内税收署。该公司在德莱克赛尔的联系人通常是布鲁斯·纽伯格，他是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就是有一次把电话听筒软线嚼断的那个人。为制造假损失、少缴税，普林斯顿－纽波特常常以亏本价把证券“卖”给德莱克赛尔的高收益证券部，不久再以相同或稍高的价格将它们“买”回来。黑尔说这些交易确实是假的，因为德莱克赛尔不承担任何货主风险。德莱克赛尔给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帮这种忙，是为了使该公司成为受它摆布的客户，这样，当德莱克赛尔的营销员推销垃圾债券时，普林斯顿－纽波特就会愿意、甚至急切地购买。
黑尔解释说，他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时，他的上司保罗·伯克曼安排他进行“赋税寄存”，这让他很担心，因为这里面显然有潜在的法律问题。但是，伯克曼对他的担心不以为然。在一次公司会议上，伯克曼毫无忧虑地说：“国税局没有人力区分这些类型的交易，也没有把它们弄明白的能力。”他指示黑尔把证券先卖出去，然后以稍微不同的价格将其重新买回，通过这种方法来“掩饰”这项计划。他还让黑尔在“寄存清单”上把这些证券和价格记下来。
黑尔对贝尔德说，当他表示不愿做这件事时，就被解雇了。
虽然黑尔未能向检察官们提供有关里根与弗里曼关系的情况，但他突然之间成了意外有惊人价值的证人。而且，他提供了更多值得追查的线索。他说，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纽伯格毫无疑问是一个知悉内情的参与者。纽伯格还有一个助手，名叫莉萨·安·琼斯，她经常替纽伯格处理交易，可能能够确证黑尔许多供述的正确性。而且，黑尔还讲出一个重要情况，说有关股票寄存计划的谈话可能无意中录了下来。他解释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一直有一种录音制度，公司交易员的谈话按照惯例都被录下来，虽然他们不是公司的高级官员。这种录音制度在许多公司都很常见，其用途是解决可能与客户发生的纠纷。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决定，在黑尔获豁免并作证的消息传出去之前，迅速就他提供的情况展开调查。幸运的是，黑尔的解雇使他与以前的同事们关系疏远了，所以他自己向外讲述他与政府合作一事的风险非常小。但是，消息会在辩护律师之间传播。检察官们尤其担心录音磁带问题。黑尔说过这些磁带定期六个月后销毁，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听到黑尔泄露了情况，可能会提前销毁磁带。
尽管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一事上舆论宣传对检察官办事处不利，但检察官们并没有对可能再次实施强力出击畏手畏脚。他们利用黑尔供述的情况，快速获取了搜查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搜查证，出具的理由是该公司有偷税嫌疑，但没有提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或弗里曼。贝尔德的执法方法更为严厉，检察官们的行动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从现在检察官们的行动仿佛可以看出，前些时逮捕弗里曼等人行动中的问题并不是检察官办事处太严厉，相反是办事处不够严厉，没有对这些嫌疑犯起到威慑作用，从而没能使他们认罪和合作。作为办理黑手党和毒品案件的检察官，贝尔德知道，犯罪嫌疑人明白什么是威力。在吉尤利安尼的首肯下，贝尔德计划进行一次大搜查，这次搜查行动在严厉程度上使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等人的行动相形见绌。
12月中旬的一天，即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后几个星期，几辆客货车来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中心一幢不太显眼的、隐约是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办公楼前，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圣诞节就要来了，办公楼前街道两边的商店橱窗都装饰得非常漂亮，不远处是普林斯顿大学宁静的校园，这条街道通往该校大门口。车子停稳后，从车上涌出五十名政府执法人员，全副武装，穿着防弹背心。
这些执法人员拥入电梯，然后挤过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办公区的玻璃门。出示搜查证后，他们蜂拥进入各个办公室。公司员工吓呆了，惊恐地坐在办公桌前。在执法人员完成搜查之前，员工们一个也不许离开。执法人员打开文件柜和办公桌，把文件装进纸箱子里。到下午结束时，他们装运了三百多箱文件和记录，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材料——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录音带。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还叫来了他们的高级调查员托马斯·杜南，要他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莉萨·琼斯发传票。在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实施突击搜查那天，杜南飞往加利福尼亚，接着乘车前往莉萨·琼斯的家。琼斯住在洛杉矶北郊一幢新式的公寓楼上，杜南来到琼斯的门前时，接近晚上10点。
琼斯是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个人奋斗英雄在20世纪80年代的化身。她14岁就从位于新泽西的家里跑出来，一路西行来到加利福尼亚，通过虚报年龄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出纳员工作。她是高中学历，学历证书是通过进修同级课程获得的。现在，她只有25岁，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当交易助理，年薪为11．7万美元。她是布鲁斯·纽伯格的助手，上班时离米尔肯本人只有一步之遥。她每天早上5点半到办公室，具体工作是替纽伯格写定单，并发到各个交易所。有时，她同时要接打三个电话。她工作很努力，已过上了一种具有一定舒适程度和保障水平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她以前闻所未闻的。她是那种米尔肯喜欢雇用并乐于提拔的员工。
杜南按响琼斯的门铃，琼斯过来开了门。她是一个浅黑型白人女子，身材矮小，深褐色头发卷曲着。“我可以和您谈谈吗？”杜南彬彬有礼地问，接着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说带有给她的大陪审团传票。琼斯请杜南进来，来到她的起居室。杜南很快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之间的交易大致说了一遍，向琼斯表明他对有关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谈话一开始还挺顺利，琼斯坦诚地确认了她与纽伯格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关系及有关细节。接着，杜南把谈话引向问题的关键。
“你在为他们做寄存吗？”杜南问。
“是的。”琼斯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是为了税务目的吗？”杜南继续道。琼斯突然现出不安。
“不，不是。”她说。说“不是”两字时，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接着，她说：“我要找律师说。”杜南叹了口气，但没有再逼问她。
“我们一直希望你愿意在这个调查中与我们合作。”杜南说，口气中带有遗憾。然后，他把大陪审团传票留给她，走了。琼斯赶紧打电话找律师，由于担心家里的电话被监听，她找一个投币电话打。她把电话打给她认识的惟一一个律师。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调查人员开始把起获的材料分类，并检查录音带的内容。带子上的录音很多都是例行事务，对政府没有用处。但是，后来，卡图西耶罗取得了一个非常发现：显然是由于涉及一起客户纠纷，1984年12月份有几天的录音没有销毁。当他播放这段录音时，有几段对话让他激动得几乎跳起来。他赶紧把贝尔德叫来。
他们很快把大约二十段对话集中转录到一个录音带上。贝尔德把负责弗里曼案和德莱克赛尔－米尔肯案的检察官都召集过来，听这些录音。听着带子上的内容，他们非常高兴。在这些重要录音中，多数是纽伯格与查尔斯·扎泽基之间的对话。扎泽基是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交易员和合伙人。同时，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磁带中发现了可以证明加里·莫塔斯克（就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交易员）有罪的录音，他显然在纽伯格不在时替他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做过一些寄存交易。莫塔斯克一直顽固拒绝与政府合作，这个录音证据可能击垮他的抵抗。
负责德莱克赛尔－米尔肯案的检察官约翰·卡洛尔那天因患流感在家休息，同事们忍不住不断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意外之喜，甚至把一些录音在电话上放给他听。
在有一段录音中，里根与纽伯格为被寄存股票的“保存”成本问题发生争吵。“我为你保存了很多你尚未兑现的股票，”纽伯格说，“我一直向你收保存成本费。”
里根回答说：“现在我也在为你保存股票。”里根的话似乎清楚地承认，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寄存了股票。
这些重要录音是一个特别发现，是撤诉六个月来检察官们取得的最大突破。它们是违法活动不可辩驳的证据，其揭示的问题比黑尔供述的还要多。除股票寄存问题外，录音对话还揭露，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按照德莱克赛尔的吩咐，为德莱克赛尔的非法活动提供帮助。它曾在1985年寄存玩具生产商马特尔（Ｍａｔｔｅｌ）公司的股票，并实施一个股票操纵计划。录音显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曾利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操纵一只场外交易股票Ｃ．Ｏ．Ｍ．Ｂ．的价格，Ｃ．Ｏ．Ｍ．Ｂ．是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公司，德莱克赛尔当时正在为它经销股票。检察官们思忖：如果这些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和德莱克赛尔在任意几天中发生的事，那么这两个公司可能犯下的其他罪行该何其多啊！贝尔德几乎马上认识到，只凭这些录音对话德莱克赛尔就可能被定罪。弗雷德·约瑟夫总是说他要莱克赛尔违法活动的证据，现在他可以自己听听这些录音。
在所有这些录音对话中，给检察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个。这两个对话之所以显得突出，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作为证据的价值（若单独拿出来这两个对话都不能成为犯罪的证据），还因为它们揭示了80年代华尔街上流行的一种思想状态。
其中一个对话是弗里曼与扎泽基两人进行的。弗里曼在说话中带有一种怀旧的语气。他告诉扎泽基他最近去了一趟大西洋城，并说他年轻时爱去拉斯维加斯赌博，但现在不喜欢这种事了。“它不再有趣了。我想我在这一行时间太长了。”他说，“我习惯占据优势。”
第二个对话是在扎泽基与贝弗利山的纽伯格之间进行的。在安排了一起假交易后，纽伯格对扎泽基说：“你是一个不诚实的家伙。”
“是你教我的，老兄。”扎泽基回敬道，“嘿，听着，傻瓜……”
纽伯格打断了扎泽基，嘲弄地浅笑道：“欢迎来到这个骗子的世界。”
尽管不断有丑闻揭开，80年代的大牛市仍在继续。1986年5月12日，即利文被逮捕那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1800点。很少有人看到利文被捕一事的不祥之兆。到布斯基同意认罪的11月，道琼斯指数达到将近1900点。在经过一些最初的震颤（主要是在股票交易和套利运作方面）之后，股市恢复了上升势头。弗里曼和米尔肯及其所在公司的抵抗使投资者保持信心，收购潮的发动机会继续运转。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尽一切努力让人们保持这种印象。尽管身为政府的调查目标，但该公司仍能利用客户的忠诚继续发展业务和扩大市场份额，使其接近创记录的水平。德莱克赛尔能够禁得住外界对其业务合法性的攻击，这在华尔街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毕竟，当它的许多大客户遇到麻烦而无人施援时，它站出来支持过他们，对波斯纳的支持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它陷入了麻烦，该客户们援助它了。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们做出了反应。尽管德莱克赛尔随时可能被指控或被起诉，但它仍然完成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宗垃圾债券交易。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德莱克赛尔的客户向它施压而使它合作，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德莱克赛尔的客户像米尔肯一样与政府对抗。由于米尔肯对公司的许多客户仍然拥有控制力，这些客户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新业务受到了损失。该公司失去了它惊人的动力。它不得不放弃购置世贸中心7号楼作办公大楼的计划，它所讨厌的竞争对手萨罗门兄弟公司把那座大楼买去了。德莱克赛尔融资支持的恶意兼并报盘也失去了心理影响力，佩雷尔曼退出对吉列公司的收购和伊卡恩收购ＵＳＸ的失利可以理解为德莱克赛尔的失败。但是，德莱克赛尔急切淡化它那备受争议的在恶意兼并事务中的角色，在198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没有再支持任何恶意兼并。
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后不久，约瑟夫聘请威尔、戈沙尔和曼吉斯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艾拉·米尔斯坦做他的私人律师，该事务所是纽约一家大型的著名律师事务所。米尔斯坦很快断定，约瑟夫个人没有刑事责任。然而，他从个人层面而不是法律层面上提醒约瑟夫说，他认为米尔肯可能要陷入严重麻烦，对约瑟夫来说最上策就是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辞职。约瑟夫被这个建议惊住了。米尔斯坦所讲的情况是不可想像的。他向米尔斯坦坚持道，米尔肯很富有，认为他这样的人会犯罪是荒谬的。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约瑟夫似乎决心把他个人和公司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米尔肯身上。早在布斯基丑闻发生以前，约瑟夫就希望以克里斯蒂安·克里斯·安德森为首的以纽约为基地的投资金融集团发展成为一支东海岸客户开发力量，与米尔肯的西海岸势力相抗衡。这个希望没有实现。因此，米尔肯坚决要求把唐纳德·恩杰尔叫回来，以重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开发能力。恩杰尔是米尔肯的忠诚分子，曾因道德失检被约瑟夫开除。
对米尔肯提出的这个要求，约瑟夫一开始不同意，巴切勒、安德森等东海岸派人员也表示强烈反对。然而，米尔肯强调说，在困难时期，“客户关系”至关重要。米尔肯说他自己的客户关系正在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并补充道，恩杰尔似乎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中惟一另一个懂得如何培养客户忠诚的人。这话显然是对巴切勒、安德森及其他东海岸派人员的尖刻侮辱。
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约瑟夫又向米尔肯阵营让步了。“迈克要你做这个。”约瑟夫对恩杰尔说，“我们需要你。”恩杰尔同意1987年1月回来，担任投资金融集团联合主管。他还设法保留他的补偿协定，并坚持直接向约瑟夫负责，而不是向巴切勒或安德森负责。
恩杰尔刚刚凯旋似地返回公司，就不与安德森商量而把投资金融集团改名为“客户开发集团”。安德森气冲冲地来到约瑟夫办公室，威胁说要辞职。一开始就反对恩杰尔回来的斯蒂芬·韦恩罗思也提出要离开。紧接着，东海岸派的其他成员纷纷仿效。
恩杰尔回到公司后不到一个月，约瑟夫说服他从联合主管的位置上退下来，重新当顾问。恩杰尔毕竟还在负责“掠食者集会”的组织工作。这个集会现在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政府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调查这个特殊时期，这种集会能显示出一种力量。
当1987年的高收益债券交流会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召开时，到处弥漫着一种人心慌慌的气氛。每天都有谣传，说政府要进行大规模的突击检查，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行动使得这些传言显得更加可信。然而，恩杰尔对此毫不畏惧，挺身应付这种挑战。1987年的交流会是规模最大的，参加者超过2500人，充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