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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然而，恩杰尔对此毫不畏惧，挺身应付这种挑战。1987年的交流会是规模最大的，参加者超过2500人，充分显示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们对该公司的忠诚。
显然，这次集会的真正观众不是在贝弗利山，而是在国会甚至全国。这次会议的调子与往年大为不同。除了没有了以往的兴奋，认为任何事情无所不能的随心所欲感也没有了。8号平房的男宾鸡尾酒会和随后的奇森餐厅盛宴与往年相比有些古板。会议上也没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摇滚录像片，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名为《德莱克赛尔帮助美国》的准纪录片，片中通过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各大客户的员工之口颂扬垃圾债券，满含深情地褒奖了该公司。
这部片子是一种宣传。当片中斯通货柜公司一位员工说他愿向维护垃圾债券者致敬时，观众中有愤世嫉俗者脱口而出道：“我们给了那小子多少钱？”在片子结尾处，解说者道出了德莱克赛尔因应政府调查而拟定的新主题：“高收益债券融资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它们帮助美国经济运转。”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米尔肯在讲话中表达了类似的主题，并开始塑造他作为“国家之宝”的新形象。他在致开幕词时，没有提及恶意兼并，而是着重讲述了垃圾债券是如何促进中型企业发展和如何使美国保持竞争力的。布恩·皮肯斯原本准备做一个为收购辩护的发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审查了他拟定的发言稿，认为这个发言不合适，于是他把讲话主题改了，乏味地谈了一通石化行业的经济形势。
这次集会的调子试图表明，政府的调查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显而易见，在不利宣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做法正在付出代价。约瑟夫满脸憔悴，莫塔斯克面色更不好。相比之下，米尔肯身上的一切——他的活力，他的举止，他的一贯仪态——传达出始终如一的信心。“在我看来，米尔肯没有任何愧疚的表现。”一位集会参加者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认为，这说明他要么没有罪，要么没有良知。”
像以前一样，这次集会的各场会议禁止媒体采访，但仍有许多记者来到集会所在的贝弗利希尔顿饭店。会议组织者没有驱赶这些记者，而是派人密切监视他们，不让他们进入会场。只有指定的参会者（如威廉·法利）才允许向记者发表评论，而且评论内容是由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仔细拟定的，确保突出会议主题。
这是刑事调查案中一个个人被告发动的最大的媒体攻势，而这次集会只是这种媒体攻势的一部分。其目的主要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米尔肯的被控违法行为上移开，并建立起他在全国的声望。公众舆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场刑事调查的结果，其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这种媒体攻势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检测。
这次垃圾债券会议结束后不久，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发起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垃圾债券主题庆祝活动，包括举行体育比赛、举办讲座和放映电影等，大力吹捧垃圾债券的辉煌及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德莱克赛尔长久以来一直想把“垃圾”一词用“高收益”一词替换，但现在它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且决定对“垃圾”一词大书特书。公司发给员工们带别针的徽章，上面印着一行字：垃圾债券助美国经济健康发展。在一个录像片上，约瑟夫和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林顿异口同声地吟出这样一句歌词：“德莱克赛尔越是艰难越向前。”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展示垃圾债券的所谓受益人。当然，广告上展示的受益人不是米尔肯自己，也不是他的拥护者，如卡尔或斯皮格尔，而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年轻男子和他怀孕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一家人站在一幢即将竣工的新居前。这个幸福之家的画面与垃圾债券有什么联系？原来，这所新居的建筑商霍范尼安（Ｈｏｖａｎｉａｎ）公司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一个客户。广告上宣称，该建筑商在垃圾债券的资助下，可以“为五万人提供住房，为两万人提供生计”。德莱克赛尔还斥资400万美元在电视上做广告，设计得也很煽情。广告上展示的是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维达利亚市的一座电厂，这个电厂是由德莱克赛尔的垃圾债券资助建设的，据称降低了维达利亚这个贫穷城镇的失业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劳丽·科恩指出，这个电视广告根本不是在维达利亚拍的，该工厂的大多数工人都居住别的地方，而且路易斯安那州劳工厅对广告中关于该工厂降低失业率的宣称提出质疑。科恩的这篇报道见报后，德莱克赛尔的许多人怒不可遏。
在电视上做广告只是媒体攻势的一部分。理查德·桑德勒及公司中米尔肯阵营的其他人开始控制米尔肯媒体形象的方方面面。他们对报道过米尔肯的每个记者都“进行分析”，并根据这些记者对米尔肯的有利程度和可能被操控的容易程度对其“划分等级”。米尔肯阵营把记者分为两个大的范畴：理论家和实用主义者。理论家有望支持米尔肯，因为他们持有相似的政见；实用主义者需要米尔肯阵营的帮助，因为他们不能独自写出新闻。
米尔肯团队最喜欢的理论家类记者是爱德华·爱泼斯坦，他是曼哈顿公司（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Ｉｎｃ．）的专栏作家，是最先替米尔肯说话的记者之一，曾发表文章称米尔肯正在遭受检察官们的不公正追查。爱泼斯坦表达的主题引起了里根时期经济不干预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支持者的强烈共鸣。经威廉斯审查同意后，爱泼斯坦获准采访米尔肯，成为第一个对米尔肯进行个人采访的记者。但是，采访中不许他问有关调查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一些社论作者成为亲米尔肯路线的最有影响的解说者。他们似乎支持他们认为是米尔肯带来的反正统的“创造性破坏”，并几乎毫不掩饰对证券法律的藐视，认为这些法律是政府对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不必要规限。
随着1987年炎夏渐渐过去，一种不安的平静笼罩着华尔街。犯罪嫌疑人与政府合作的阶段显然结束了，这种合作曾在布斯基和西格尔与政府签订认罪协议时达到高潮。政府撤消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起诉后，新的起诉似乎遥遥无期。除了继续调查中直接涉及的事务外，这起丑闻似乎被人们淡忘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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