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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北京首先看到李可染的画的，后来经朋友引见才见到李可染其人，并且和他一见如故。中国近代书画家中，近年来我特别欣赏李大师的画、启功大师的字，当然，黄永玉也是个天才。他们三个的书画，我从1980年初开始收藏，其余黄君璧早年的工笔花卉，张大千的仕女和他早年的泼墨荷花，溥杰的秀丽书词，我都珍藏着。60年代，为了响应美国国家博物馆（Freer）东方博物馆的捐赠，我送了两张名画给该馆，一张是徐悲鸿30年代画的“八匹马”（长八尺，宽两尺半），另一张是溥心曾所画的工笔仕女图，现在仍由该馆收藏，未曾展出。
1990年冬节前，在北京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见面，后来她又到我的住处“钓鱼台”来找我。据她说，徐悲鸿的画作及徐氏的收藏，都已捐给国家，现在由徐悲鸿纪念馆保管，她本人只留得一两张作为纪念。她送了一本徐悲鸿的画册给我。
李可染不但是一位出众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慈祥敦厚的学者，他的夫人更是他的贤内助，李氏虽已去世，在北京我还和李夫人往来。李氏的作品将来就是国宝，不能出国，除非国家特准到国外展览。我有一张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合作的“岁寒三友”图，是由廖氏生前赠送，特别从北京带回美国来的。
1989年初，我开始和李氏夫妇商谈把李氏的画作送到台北展览，李氏其时已到过日本开画展。他有一个条件，希望他们夫妇俩能一同到台北，同时希望卖一部分作品做李可染奖学金基金会之用。在台北，我和一些朋友商量，大家都愿意支持，但对李可染夫妇访问台北一事，则无人愿意负责。大陆方面，经多次奔跑之后，李氏和中国文化部有关部门商量，官方同意让他的作品到台北展览，一共50张，图片都交给了我。但台北仍对李氏去台有意见，于是，我建议由他夫人与儿子李小可跟随李氏的作品到台北。这个妥协的办法还在商议中，12月6日我约他在其寓所见面，商谈细节。12月5日中午我到达北京，他却于12月5日ll时左右在寓所去世。缘悭一面，痛哉，伤哉！
据李夫人后来告诉我，李大师为了作品能到台北展览非常兴奋，同时也一直和各有关方面商淡，做些准备工作。台北方面也有人经过其他管道与李氏联络，但李氏夫妇坚持“只相信陈香梅，假如陈香梅办不成，宁愿不把作品送出去展览”。
12月6日是我们大家约好的见面日期，12月5日文化部几位负责人先到李氏寓所商谈展览和李氏奖学金事宜。李氏本有心脏病，来客谈话过久，李氏也有些激动，刚好李夫人不在身旁，李大师谈了几句话后，头垂了下来，来客还以为老人倦了，等到见情形不对再去找李夫人，叫救护车来时已经太迟了！未到医院，李大师已呼吸停止与世长辞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第二天（12月6日）新华社发表了简短的新闻，报告李可染病逝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及《北京日报》等登载。他病逝的消息，我是5日下午才知道的，我中午到北京时大家还在抢救中，这些细节都是李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李氏去世后，香港曾有中国画展，据说有一张李可染的作品高价（100万港市？）卖出。但据李氏母子告诉我，李氏去世后，他的作品全部都由国家登记保藏，想是早年港人或新加坡人买去的作品，据说日本也有一些他的作品，都是他生前的画作，而今他的作品是不许被当成商品般拍卖的，全由李可染纪念馆保藏，我只希望有一天他的画作能在台湾做一次高水准的展览，让大家欣赏这一代艺人的神笔。
海峡两岸的风风雨雨，大家都想做中介者，我希望有人能为文化交流而努力，不为名、不为利，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看看我们中国人中有多少国宝了！
春秋岁月访西安
访西安
1990年5月底，我赴西安访问，这是我多年访华最大的收获，不但看到代表中国文化的古城，也看到不少珍宝。
西安就是历史上的长安，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诗词有关长安的杰作太多了，历代君皇既选择此地做都城，自然吸引了不少骚人墨客竞求进身。西安是陕西中部平原被山带河的要津，地势优越，汉、隋、唐等王朝都以此为首都，有1200年的建都史，不但是“秦中自古帝王州”，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西方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那么东方可以说是“条条大道通长安”。这个地区除了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业发展，交通方面也占了地利，据说长安是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其它城市有商业往来及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城市，远在2000年前就和外国有了交往，可说是国际交流的开端吧。
秦代长安还只是一个乡名，直到汉高祖刘邦在位第五年（公元前202年）才采居娄敬和张良的建议，建为首都。
西汉时期，蚕桑大量生产，丝织的丰美多彩到了一个高峰，西汉皇帝常把丝织品赏赐给各国君长和臣僚。据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西汉前期的丝织品，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超。
所谓丝绸之路是由西安北经陕西的分县、长武，进入甘肃的泾川、平凉、过六盘山，又下厉河，再渡黄河，经景泰、大靖、武威，再沿河西走廊西行。另外一路西经镇县，有些不同。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击败匈奴国，唐玄奘赴西域取经。走的都是陇西路线。
张骞出使西域时，陇西（甘肃边界）常有匈奴出没，张骞带领随从进入甘肃，就被匈奴的骑兵搜捕，押迭到匈奴单于王庭，被囚禁多年后，才逃出匈奴国。翻山越岭，忍冻挨饿地穿过沙漠，前后十有三年才返回长安，去时100多人，回归汉土只剩下张骞和一名随从。
张骞建了大功，被升为中即将。公元前119年，再度出使西域，这时离开他第一次西征已有18年。这次他带了随员300多人，大批金币、布帛，主要目的在联络邻邦，以断匈奴的左右手，虽然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大功告成，西汉王朝也增加了许多与异族的交往，丝绸之路更是一片繁荣景象。
但好景不长，北匈奴在边界陈兵数十万，剑拔弩张，使汉朝丝绸之路大受威胁。当时的青年名将霍去病18岁从军，24岁早故，他短暂的一生屡战匈奴，屡败匈奴，使西汉的河西走廊与外界保持交通。
我到西安时刚好他们在举办“丝绸之路”纪念之旅，西安的历史博物馆展出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古物、壁画、珠宝、玉石、衣物、用具、仪器、刺绣，以及外国使节贡献的礼品等等，真是洋洋大观。
在西安时，省府外务主任陈祥林先生要我去看看霍去病的墓陵，因为祁连山的茂陵有16大件石刻都是2000年前的作品。他说，画马的艺术家都会去流连鉴赏一番，因为这些石刻充分表现出战场上游牧民族与马群不可分的结合。
虽然中国习俗对掘墓有大忌讳，但人口众多，不少墓地都被破土建筑，秦始皇的陵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现的。据说，在泥土之下深藏两三千年前的东西，一旦见光可能会受损，因此文化部已决定要等科学再进一步发展，能完璧保全古物之后，再继续出土工作，现在光是秦始皇的陵墓就够专家去做二三十年的研究了。
不看兵马俑，无从想象古代皇侯的穷奢极侈。那天，我去看兵马俑古迹，感慨与上长城等深。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古中国、埃及、印度都有残酷的陪葬之风。古代帝皇死后，宠妃、侍卫和其他生前喜爱的东西都要一同葬入墓穴里。如今中国为俗要烧些金银元宝、车马用具给死者使用，大概是受到这个流传习俗的影响。
春秋岁月中国人
中国人
已故名报人、艺术鉴赏家魏景豪先生，70年代在电视节目中有一项非常精彩的评论，名为“中国人”；1988牟伦敦电视也做了一项深度不错的中国节目——“龙目”，分别介绍近代中国人的生活，除了衣、食、注行之外，也旁及文化和政治，使外国观众有机会多了解中国人。可惜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电视台都没有播送，但海外的中国人看到了后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充分显示外国人对中国很好奇，并不断进行探讨，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及未来也不能不加深了解和做些该做的、能做的工作。
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的外来压力是东北事变。1931年我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读一年级，我们的教师叫李洁吾（已退休，现仍健在，我在北京时曾回母校看望他），他是北大的文科毕业生。虽然我们只是小学一年级，他仍尽量在文学作品中使我们初步接触中国文学的精华。我们都是六七岁的小孩，天真、无知，但常在家里、在校内听成年人议论纷纭，有些同学说家里来了些东三省的亲朋，使我们幼小的心灵无形中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大人讲到日本人时都面有忧戚。
父亲当时在北大任教，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务长，晚间常有客人来访。他们在谈论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但我和大姐常常偷听，好像来客们总在讲避难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要避难，但我们知道这和日本人有关，使我对“日本人”三个字有了恶感，当时心中也有个大问号，我们为什么这么怕日本人？
母亲带着我们姐妹数人暂时避难天津，因为当时大家都担忧日本军队会入北京。我年事渐长才了解，当时的情势是中日谈判若破裂，日军可能会攻入北京。这就是东北事变，中国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当年的少帅张学良大概是不到30岁的少年郎吧。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家对“西安事变”有不少报道，但直到近年来才有较多的中文史料公诸于世，尤其是台湾在党禁、报禁解除后。很可惜老年多病的张学良三缄其口，差堪告慰的是与他相厮守的赵四小姐，终于在他们两人都步入暮年时正式结为连理，并由四川人瑞张群老先生做他们的证婚人，这真是段佳话。
我在台北住过多年，但从未有机缘见到张少帅。1989年我在北京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小弟溥杰见面，他们是旗人，而且在东北住过多年，据他说、他和张学良很熟悉，并要我带话问候张帅。我把话传给了张群先生，张群对我笑说：“我们现在成为病友，常在医院见面，真是同病相怜噢。”
同年我访问北京时，也在一个宴会上见到了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他在得奖影片《末代皇帝》中饰演中国战犯的狱长，负责管理溥仪和溥杰兄弟等人，演得有声有色。在北京王府饭店的宴会上他对我说：“我的本业是演员，现在文化部做官，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想，人生本来就是演戏，有些人是好演员，可以假戏真做，或是真戏假做，很使人动容；有些人不会演戏，有时不免吃点亏。英若诚一切都会做得很好。这使我想到不久前才辞职的文化部长王蒙。王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出了很多本书，数年前还到美国访问，他说他最喜欢的美国城市是波士顿。波士顿有浓厚的文化气氛，是历史名城，王蒙是一位较开明、有创意的作家，喜欢波士顿自有道理。他以名作家步入仕途，中国的文化人与作家都对他予以厚望，希望他在位时多关照文化人；而中央政府又希望借重他与文化人的关系做些对文化人的公关工作，这就难了。我读过他的小说，觉得他不可能是一位适于做官的人，果然后来他辞职了，有一阵子还回到他的故乡。前一阵子北京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他才又露面。文化部的人说他现在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写作了。
中国的文化部在北京旧城的一座四合院，一切都保持北方旧时风味，我每次到那儿去，常常会回想到儿时的京华。记得初，在香港念书，常常看到张恨水写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一本《京华春梦》，写起北方的人物呼之欲出，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特色。张恨水的小说人物代表中国新旧交替时代的军阀、梨园角色，和潦倒的骚人墨客、烟花柳巷的可怜人。林语堂后来曾用英文写了一本《京华烟云》，林语堂的文笔当然一流，可是他对北京的三教九流人物没有张恨水那么深入体验，因此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确有它的代表性。
话扯得远了，现在回到我们在天津的那一段遭遇。我记得我们是坐火车去天津的，月台上和火车上到处是日本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旅客们对这些日本军人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敬鬼神而远之。我们到天津后住在什么地方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过了不久，局势平静后，我们又回到北京上学了。
老师在课堂里说，东北已被日本人占领，并为我们讲读名作《最后一课》，使我终身难忘。1937年卢沟桥事变，展开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那时我已是香港的初中生，每周三有音乐课，一位戴近视眼镜的青年老师把许多抗战歌曲传授给我们，有《长城谣》、《满江红》、《流亡三部曲》和许多慷慨激昂的歌曲。这些歌曲代表了成长在悲愤时代年轻人的心声。这场抗战的洗礼，使那一代的人对国家民族有深刻的热爱，而这种情怀是要真正体验才能获得的。二次大战结束后，亚洲和欧洲都有不少描写欧亚战场的电影，西方编导着重描述德国纳粹党的残酷和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例如海明威名著改编的电影《战地钟声》和另一部得奖电影《女童日记》，都使人心神震撼。中国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桃花江》等也算不错。
近年来我曾看过一些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编者和导演尝试把抗日时代的真人真事搬到银幕上，但很难抓到当年人种精神。有些富家子弟抗战一开始就被父母送到美国读书，等到他们回国时战争已结束，他们连半点炮火味都没嗅到，回国后因为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于是当上政府官员，这和受过八年抗战苦难的公仆感受自然迥然两样。
金圆券与美国签证
我初到美国时常接触土生土长的华裔美人和入了美籍的华人，他们好像生长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不但相处对格格不入，即使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还分广东人和外省人，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又有了台湾人。在这些圈子里又可分为两大类：靠左和靠右。靠左的当然是支持大陆共产党，靠右的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尼克松未与大陆接触之前，在美国的中国人多半无须选择，因为反正一般美国人不能到大陆去，也就无所选择。但尼克松访华之后，大家对这个神秘的古国有了更多的探求，尤其是卡特政府正式与中国建交之后，大家都纷纷去大陆旅游、探亲或做文化教育交流，好不热闹。这种情况下，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争论，有时无形中被迫选择，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与痛苦，这种心情、这个包袱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官员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一般与政治毫无关联的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政治背景实在太复杂了，有些中国人根本不去想它，免得自寻烦恼。
中国人的包袱很沉重。我成年后第一次深深对中国人的命运有了哀感是在上海。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抗战时期流亡学生没有哀感？可以说没有。因为那时大众一心，共同目的是打败日本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非但毫无哀感，而且有一股希望——就是苦尽甘来。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采访接收大员和上海审判战犯的消息，忙昏了头，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我第一次深深被悲哀击痛是1948年冬，看见上海老百姓前呼后拥地在银行门口排长龙换金圆券。我当时想，难道我们八年抗战，辛辛苦苦所换来的就是这个悲惨的景象！
名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大地》，描写中国农村的疾苦，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可怜命运，但对读者来说这只是一本小说，或是一部电影，并不如自己亲身感受来得悲切。那年我已结婚，陈纳德将军所办的民航公司就在上海外滩，我自己虽不需要排队去挤换金圆券，但每天上班经过银行门口时，总看见许多老百姓在天未亮即赶来排队。当时假如被查到家中藏有金圆券或金条等物，是可能会被判坐牢或枪毙的。我对枪毙这个字眼非常厌恶，而有些官员似乎很惯用这个字。
另一使我悲哀的是各地美国使馆前等候签证的中国人，排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