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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使我悲哀的是各地美国使馆前等候签证的中国人，排队的长龙里包括了男女老幼，有些老年人走都走不动了，还让人扶着在排队。这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到异乡漂泊？如今在大陆排队等候签证出国的多半是年轻人和学生，并不是大陆的老年人不想出国，只是经济不许可，也很少有亲人愿意协助，他们只好寄望下一代有更好的机会受教育。
三四年前，台湾还在争论在位的高级官员不该持有外国护照，也不该有绿卡，后来条例放宽了，因为持有台湾护照旅行签证不太方便，所以台湾政府也就没有太固执。
台湾的政策承认双重国籍，而大陆的政策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双方都有处理侨胞事务的机构：台湾的侨务委员会、海基会都是极有势力的组织，大陆的侨务办公室，工作也很积极，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想是与当年孙中山先生推动革命、反清建立民国时，得到海外中国人大力支持有关，假如当年孙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没有侨胞襄助，革命可能不会成功，我想侨胞关心国是至今未变。
一年前，我与朱抚松先生和他的名作家夫人徐钟佩女士谈话，他们表示无意远游，准备在台湾终老，并婉拒了许多欧美友人邀请他们出门做客的计划，这在台湾是很不多见的例子。
中国的希望在谁身上？这是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我想凡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有一点责任吧，当然，我们更寄望于年轻人。但年轻人也需要较年长的人来领路，因此这些领路人的责任很重要，最要紧的是不可把年轻人领入迷途和绝路。在美国的中国知识青年，他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华侨，其次就是海峡两岸来的留学生，主要影响这些人的当然是他们的教师。土生土长的华侨99％是纯粹的美国人，除了不是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之外，他们和美国人无大差别，不过因为美国多少年来对种族的歧视与偏见，他们仍不能得到完全的平等待遇，因此这些人之中常过于自卑或自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华侨早年除了做奴工之外，较好的是开洗衣店和餐馆（早期称为杂碎店）。现在洗衣店已式微，但开餐馆的仍为数不少，而且颇有成绩，有些已不在中国城开餐馆，而转移到繁荣的市区。纽约就有好几家中国餐馆开设在繁华的第五大道，这是更上层楼的挑战，他们的子女也都入有名的大学，转行做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和律师。近十年来，来自台湾的学生得天独厚，由于家庭经济好转，很多学生已不需要再到餐馆打工来维持生计了；大陆来的学生则较清苦，但也很能应付环境。大致来说，这一代的中国青年能到美国深造是有福的，不过他们的将来是否回归乡土，这就要看中国准备如何接待这些精英了。
我来美之后两度被选为共和党族裔党部全国主席。我当选主席后许多亚裔党人加入，因此我很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虽大部分已成为美国公民，但仍有深厚的乡情，而且不断在海外从事争取自由的工作，有时使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知道该怎样应付。美国倡导人权，但有许多情况又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于是有了多种标准，常常吃力不讨好，两边做人难。
天子文物展
中国音乐家许斐平很能代表现代中国人的失落。
许斐平在大陆已是一位优秀的青年钢琴家，来美国学音乐时更是胸怀大志，在纽约著名的音乐学院进修，教授认为他是20年来朱莉亚学院最有成就的学生。毕业后他准备返回家乡，但六四风波使他有点担忧，他不知道是否能够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教育英才。
1980年冬，他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演奏，全场爆满，一连4次“安可”听众仍不肯罢休。散场后我请许斐平夫妇和他的伙伴到我家消夜，他说：“我不甘心在美国教书，这儿的美国孩子不用功，无啥可取，但现时我不能回中国，只好暂时在此栖身。”这话使我感慨不已，中国人为什么都有失落感！
1986－－1988年间，我们的机构开始筹备两个访问团，一个是美国工商访问团，一个是文化交流访问团。文化交流方面做了一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名为“天子文物展”，本来美方很希望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能将收藏品选择一部分运到美国各大城市来展览，但台湾方面很担心古物运到美国后会有麻烦，又怕到了美国是否能再运回台北。我数次和秦孝仪商量都无结果，只好作罢。
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与中国文物局商议，将出土文物运到美国巡回展览，白宫虽未正面支持，但希望我能做主席，把展览搞得有声有色，台湾方面知道这事后，劝我不要支持这项展览，一时使我左右做人难。为了顾全大局，我退出了，让其他机构去做。这项“天子文物展”，在美国前后共展出一年多，成绩不错，后来物归原主，全部运回中国了。这次展览共200多件文物，包括兵马俑、金缕玉衣以及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这些都是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发现的古物，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到台湾展览，让台湾同胞们也见识一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遗迹，也了解一下中国帝王的穷奢极侈。
共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
孙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创立民国，是先知先党的豪举，但其中所经历的挫折很值得今日的中国权贵借镜。当年孙中山先生以推翻暴政、建立民主为目的，一定没有料到中国政治的复杂与纷乱。后来果然有袁世凯图谋私利，想做皇帝；之后又是各路军阀割据，中央政令无法下达。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廖仲恺也于孙氏逝世后在广州被刺，两人均于1925年离开人世。他们无我的精神，很值得今日的中国人省思。
廖仲恺是我的舅公（外祖父廖凤舒先生之弟），少年时在三藩市读书，深受异族的歧视，后来回国学中文；虽然生在富有的家庭，但对当时贪官污吏的腐败非常气愤与不平，同时也深感传统教育不足以救国，于是又去香港，再习英文。在香港，他又厌恶英国殖民地的习气，于是又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不但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也结交了不少革命豪杰，参加同盟会，献身中国的革命运动。
廖氏一生充满了传奇。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出身名门，虽在封建时代，但关怀国是不让须眉，她反对妇女缠足，并于婚后与廖氏同去日本求学深造，两人充满了改革中国的理想尤其是对改造社会及革新经济很有一套。他们当年和孙中山先生谈到“平均地权”的理想，可以说是后来台湾所办的“耕者育其田”、“三七五减租”的先声。
后来我有机会读到廖氏所提出的换契案，并向我的舅父廖承志求证过，知道当年廖氏想先在广东省实施。他要求广东的地主以两个月至四个月为期，把旧的土地印契交与政府，再另发新契，由业主自行呈报地价，政府则按地价抽税2％。
当时广东省的财政入不敷出．非常困难，但商会领袖和地主势力甚大，不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改革，对廖仲恺的新方案也诸多为难，所以廖仲恺改良地租的计划无法实现。孙氏与廖氏的失望和挫折，不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苦过程，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复杂性和投机心态，可见共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
1951年，我从香港搬到台北定居，直到1958年离开台北的工作，前后7年。那时离抗战胜利已有6年，国共战争也因蒋介石领着国民党到台湾而告结束，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欧洲国家由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相继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解放战争，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国人前后经历战争近20年。生长在这期间的孩童、流亡学生，如今多垂垂老矣，除了少数在战时还有特权享受的人之外，其他都是半生劳碌，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战火中虚度了。如今繁华的台湾车水马龙夜夜灯红酒绿，不知他们在高楼大厦畅饮之时，对于30多年前的台湾有没有一点印象！
当年从大陆来台的人多已作古，其余不是定居海外，就是在养病之中；新起的一代有新的政见、新的作风，但饮水思源是中国的美德，我想以这句成语和现代的新贵们共勉。
台湾经济在继续成长的同时，文化素质是否也应同步成长？书香不能只是文人雅士的赏玩，高官与巨富最好也能多读些圣贤书，多在科技与金融之外研究些学问。岳飞曾概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假如岳飞生于今日，不知他有何感想？
春秋岁月谈中国人的前途
谈中国人的前途
中国人民或许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有5000年的文化与历史，又受孔孟礼教之熏陶，因此无论从文从武，学剑学书，在野在朝，无时无刻都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地区，甚至超越了时空，使炎黄子孙都有一种为国为党奉献的精神，服从领袖、服从党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自勉，即使领袖不一定绝对无错，即使党不一定有合适的政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贯彻。
中国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实在不少，尤以在学术与科技方面更有杰出的贡献。但中国人到处受排挤，到处受到有形与无形的歧视。东南亚的难民群中不少是当年在东南亚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们都没有军权，更没有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就如何高人一等，到头来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国，中国人已渐渐地提高警觉，开始认识参与政治的重要性。20年来我和少数友人为了这工作曾不断大声疾呼，从不泄气，现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在美国，不在海外，而该从中国的核心政治做起，我们在海外只能做些打杂零工，中国的领导人该拿出勇气与智慧来。
美国底特律城的陈果仁被杀事件，就是中国人在海外受气的最明显的例子。白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证物证俱全之下只判两个杀人者3000美元罚金，无罪释放；假如被杀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犹太人，法官绝对不敢如此荒唐。我为了此事曾亲自见了司法部长史密斯，并请他调查此案，他答应了。虽然也还有不少人游行抗议这种种族歧视，但我可以预期后果，那就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国人在国外太没力量了。
更可气的是两个杀人者把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说是因为日本汽车工业侵占了美国汽车工业，使无数汽车工人失业，所以要报仇，我们中国人还替日本人做替死鬼，而日本人也没说半句公道话。虎落平阳，今日中国人所受的冤气比起百年前大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我早年丧母，抗战期间做流亡学生，受尽战火迫害、生离死别之苦。抗战后到上海中央社工作，再与离别多年的外祖父母廖凤舒两老重聚，并承欢膝下，直到3年后我与陈纳德将军结婚才搬出廖家。因此与廖家的渊源极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谈到廖家的人与事。他说：“中国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总会有一天解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该要有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还年轻，等你将来有出人头地之日，就会明白我的话。”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现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忆在北京重逢时他对我说的话：“我年纪大了，有生之年当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人做些事，以后的责任就要你们晚辈去努力了。”
举一个例子，香港因为1997年租约期满，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很多港人纷纷就这件事去中国请教廖公，他也为此而心劳力瘁。
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清朝腐败无能，中国领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东方之珠”之称，是到亚洲旅游必经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向往、最喜欢的东方城市。凡是从事国际贸易的机构，若要在亚洲设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地点。这个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岛，竟然有600万人口，而且可能还更多，因为有许多无法统计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从飞机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带水、大船小舟满布港口外，就是那样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这些不断增加的建筑似乎把太阳和海水都掩盖了，人车像蚂蚁在夹缝中冲锋陷阵。
到香港的游客大部乘坐飞机，因此启德机场的拥挤、繁乱实不亚于东京的羽田机场；飞机起降之频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讨论、研究增建第二国际机场的议案是中英双方两年来争议不休的新闻，为了选择新机场的地点而意见不一。现在，机场的地点算是定了下来，第一期扩建工程也已上马，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香港人被迫做英国殖地的公民，100多年来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升英国的国旗、唱“上帝保护帝后”的国歌，英国的港督比任何地区的督办都要风光。我读过一些近年来以香港为背景的英文畅销小说，例如《大班》和《朝代》，虽然内容生动，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我心中却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愤怒与反感，因为香港的中国人做了这么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国人对英国皇族也有点说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为美国人的祖先多来自英伦，200多年前还是皇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与英国人除了帝臣的关系外，根本就没有血统的渊源，但有些香港人对英国人却那么“臣服”，这一点实在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技巧和经验了。
我小学和中学大都在香港读书。初到香港时，我并不会说“香港话”，费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听懂老师的课，还好小孩学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不多久我就可以说很流利的“香港话”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学生，但我并不喜欢香港。珍珠港事变后，逃难到抗战的大后方读书，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们却不以为苦，因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是我们的中国！早上升国旗、唱国歌、背读总理遗嘱……这一切，使我觉得有一个国家让我爱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没有这种归属感。在电影院里，观众都得起立听英国国歌奏毕后才可坐下。我幼小心灵中常有一个问号：英国除了在鸦片战争中掠夺了无数的中国土地和民权之外，替中国人做了什么？
亚洲的“四小龙”都有人满之患，据说已有许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许走了又回来，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并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担忧1997年之后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观望。中国为了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关系日渐密切，同时也尽量争取台湾的投资，除了经济特区受到特别照顾之外，现在又设立了免税区，以招撩外国资金并藉此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备。但外国人深怕的是资金投进去后却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级官员的刁难，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新问题，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隐忧。1997年之后，中国的角色扮演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应努力于安抚民心以及做好公关，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则恐怕很难赢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现在对所谓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更多的体认，也渐渐热衷参与香港的政治与选举，这应是好事一桩。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汉和革命运动者的避风港，像抗日战争时，就曾使许多地下工作者有了发挥力量的空间。50年代，亲国民党、亲共产党的派系更是在这里各显神通。
写到此处，让我想到抗战时期做视中国西南的龙云。他是云南省主席，因为一只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独眼龙。
先夫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后来改为美国十四航空队）即以云南昆明为总部。他和龙云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库。其他如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缅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经济与金融的运作中，有人把它比喻为亚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欧洲虽然是国际银行的大本营，但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近10年来已有渐走下坡的趋势。
1949年开始，香港来了不少大陆人，香港人称之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数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于是广东帮和上海帮曾经互相拼斗过一阵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买卖了。大陆出来的人当初都是暂时性的，但香港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