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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稳定为特征的国家通常都是在部分时间里由独裁者或政变集团所统治；其中也有一些时间出现了民主的或至少是相对多元化的政府。独裁者或政变集团的政策明显地取决于集团的利益、思想意识，有时甚至取决于独裁者或领导集团的狂想。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独裁者和政变集团可以是右翼或左翼的，是这样或那样的人物，但他们一般更有可能是阴谋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因此，本书的理论不可能告诉我们独裁者和政变集团将推行什么样的政策，正如某些客观的历史学家提醒我们那样，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是由于偶然性，是无法用任何理论说明的。
所幸的是，对引起不稳定社会内政府变动的各种影响和压力，以及对这些社会中短暂出现的民主或多元化政治，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系统的或理论性的说明。推论表明，小型集团比大型集团更容易组织，而且当社会刚由不稳定转入稳定时，（由于小型集团组织起来较快）小型集团在组织活动方面的优势格外明显。本书理论还指出：与稳定的社会相比较，存在于不稳定社会中的群众组织将较少与较弱，然而易于谋划的小型集团反而更便于争取其共同利益。这些集团可以是任何层次上的组织，但在国家层次上能够由院外活动或卡特尔垄断获利的小型集团多半是由富有的商号或有钱有势的个人组织而成的。
在不稳定的社会中，有两个另外的因素使得小型集团比大型集团组织得更好。其一是大型集团比小型集团更有可能成为对独裁者或政变集团的一种威胁。如果在一个独裁者统治的不稳定国家中，存在着一个由大多数农民或大多数工人组成的农会或工会，那么这类组织肯定将构成对独裁者的威胁。这种群众组织人数众多的事实就代表一种力量。（实际上，这一点无论是对于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非民主制度社会都是成立的——甚至稳定的极权主义国家也不喜欢独立的群众组织所固有的那种威胁。因此，在把本书理论应用到极权主义社会时，将发现其中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小型集团也会起主导的作用。）
第二个因素是：小型集团可以在独裁统治时期谨慎从事和不为人注意，而组织起来的大型集团不能做到这一点。独裁者、政变集团和极权主义领导人不可能去注意每一种独立的组织，而他们所不知道的小型组织就不会受他们的压制。一个集团由于其中一个成员的轻率而被暴露的可能性，必定随其规模的增大而增加，而对于大型集团则这种可能性将变成一种必然性。这样一来，如果一个小型集团在一个压制民主的社会中受到威胁，它往往可以使自己在当局面前变得不显眼而保持住本身的生存，当管制放松或受到限制时，它又能够迅速行动（这一点同样地既适用于稳定的专制国家也适用于不稳定的专制国家）。
于是，对于不稳定社会来说，本书理论的最基本推论是：它们的政府必定受到那些组织迅速的小集团的利益、请愿与压力的影响。众所周知，由于每次军事政变都带来新的政治倾向，因此不稳定社会中的政策可能急剧转变。这样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就像一片随风飘扬的树叶——一阵狂风可以立即将它吹向任何方向；但是最终将被地心引力拉到地面上。
能够在不稳定的社会中组织起来并进行谋划的小型集团，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有着自己的不同利益。某个时期的小集团可能由土地垄断者组成，而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由制造商组成；在一个国家内它们的利益来自出口贸易，而在另一个国家中它们可能在进口替代中获利。需要再次强调，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实际经验的多样性和具体性，千万不能超越本书理论或其他任何普遍性理论的实际限度。迄今为止，关于不稳定社会问题唯一的普遍性论点是：为了了解它们经济政策中的某种系统化的因素，人们必须考察该社会内能够比较迅速地开展集体行动的小型集团的既得利益问题。
（十）
根据附加的补充资料，我们可以作出更加具体的预言。普遍存在的一种事实是：由于几乎所有的不稳定政府都在发展中国家内产生，它们通常没有完善的现代化运输和通讯系统（至少在农村范围内是如此），因此，人们难以从农村中组织政治力量影响政府，从而这些国家的大城市居民对其政府影响的比重大得多。工业革命和铁路出现以前，各地区的运输速度都很慢，而且费用高昂，这可能可用以解释，亚当·斯密在当时就发现农民未能组织起来获得垄断权或政治影响，而商人则频频交往密谋赚取公众的利益的原因。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内，农村的利益仍然处在类似的不利地位，而首都的城市居民则获得不相称比例的官方利益。
虽然不总是如此，但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内，最大的公司和最富有的人都从事生产进口替代品和外国公司也能提供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们提供的产品和劳务也能够用较低的费用由世界市场上取得，或由外国公司在当地的分公司更加经济地生产出来。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内从事进口替代品生产的企业包括重工业在内，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内也许只生产纺织品或酿造啤酒。有时最富有的家族还拥有银行或保险公司，提供外国公司也能提供的服务。当然，目前这些企业和家族也都倾向于置身在最容易与政府联系的大城市内。
当最主要的公司集中在进口替代品或代替外国商品的部门时，尤其是在农村中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头重脚轻”的社会就发展出了一整套特别的反常政策体系。这种政策体系的要害在于迎合不稳定社会中那种显然比例失调的小型集团势力。
处于上述地位的大企业和富有家族必然要求实行保护政策并制订针对与之相竞争的外国或多国公司的歧视性立法，以获取本身的利益。这样就抬高了消费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则无法组织起来形成集团来反对这一政策，何况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又散居于外省，难以相互联系。这些国家经常采取下列最严厉的保护方式：实行进口配额和外币兑换管制，不许居民拥有用于购置进口商品的外汇，以便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品。这些保护方法的后果难以衡量。但与主要的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保护程度是高得惊人的。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保护政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进口商品与外国公司一般是造成竞争的根源，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成本较低。换言之，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公司在这类商品生产中不具备比较优势；否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不会那样重视保护措施。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许多进口替代商品生产中都不具备比较优势，因为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大量的资本和专门技术，而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通常很缺乏的，因此这些产品也是比较昂贵的。
在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实行保护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专门技术的价格会上升，尤其是在得到优惠的公司和工业部门内更是如此。受优惠企业的一部分收入将消费于获取或保持政治优惠的活动之中。这些公司中某些公司的雇员也可能要分享一部分这样的收益。不过，至少在某些国家内，资本和技术的所有者本来就由于这类要素的稀缺已获得了较高的报酬，现在他们甚至能取得更高的利润率。由于开始时能够最快地组织起来的是那些较富有的个人和较大的公司，同时由于筹集大量的资本和获得稀有的专门技术需要有大量的财富，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实行保护政策将使富人得到最大利益。
另外，这种保护使得本国货币的价值高于它的实际价值，所以用来购买进口商品相应所需的外汇减少了。本国货币的价格越高，则其出口商品就越贵，从而外国人购买得越少。通常出口商品都是该国具有比较生产优势的产品。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自然拥有大量的贫困人民即廉价劳力，也拥有某些自然资源，因此，他们在生产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劳力和自然资源的拥有者，尤其是农民，在出口减少时受害最大。特别是在某些非洲国家内，农产品出口者由于政府垄断市场而受到进一步的剥削，因为政府只把销售价格的一部分支付给农民。因此，这些丰富的生产要素一开始就未能按比例取得其应有的盈利，而出口收益的损失又进一步减少了他们的收入。由于上述保护政策，各种丰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包括各个发展中国家的贫苦劳动人民），不仅不能买到便宜的进口商品，而且被迫按较低的价格出卖其劳力和其他产品。
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的限制条件和技术细节值得进一步讨论。而且指出每个国家情况有所不同也是很重要的。这一过程的一般性质是清楚的。在不稳定的社会中，最大最富有的获利阶层组织得比较好，而他们往往占有该国中比例极高的各种生产要素。他们制订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政策，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侵占这个社会中无组织的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虽然可能取得的统计资料十分贫乏而且不完整，但问题十分清楚，在许多不稳定国家中，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少数巨富与大量赤贫并存。在某些不稳定国家内，甚至从无意的观察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正如前述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无技术的工人怀着绝望的心情，竭力想出国谋生，而跨国公司（在他们考虑到被收归国有的可能性不大时）则拼命地想打进来。作者的一名研究助手曾将各国的某些收入分配数据（很不可靠）同它们不稳定程度的一些数据（甚至更不可靠）加以比较。但由于数据的低质量以及对于结果的多种可能解释，迫使作者决定不在此处详细介绍所得的结论。但不管这些结果价值如何，它们却是与本书理论相一致的。
在前一章中关于实行保护所带来损失的全部论点和证据也适用于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以上所述那种反常政策体系助长了低效率和停滞，也加剧了不平等。
当对这些国家首都以及其他主要都市内的进口替代工业实行保护和卡特尔垄断时，即使这些工业支付远远超过竞争水平的工资，它们也能够生存下去。这将容许由劳动力的垄断中获得更大利润和促进工会的发展，尽管在这些国家内由于一时的镇压和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困难可能阻碍工会的建立。但不论工会是否存在，首都居民——甚至是贫民——仍将比农村和外省居民对公共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农村交通系统落后。在首都发生的民众游行示威、罢工以及骚动，对政府是一种特别的威胁。
文职和军人官僚总是云集于首都城市，他们占据着影响任何政府的地位。大学生通常生活在大城市里，由于他们对政治活动有着异乎寻常的强烈兴趣，以及由于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因此，他们在政治上通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会、官僚和大学生与各大公司所有者相比，一般具有相当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他们可能一致地倾向于经济国有化，而且也可能在各种小集团所追求的具体而琐细的政策方面并无太多冲突。无论如何，官员们往往与工会和大学生一起都支持在首都（或许还包括其他大城市）实行的生活津贴制度。
除了上述进口替代政策以外，对城市提供额外的便利和其他形式的津贴更加鼓励人口向首都和其他城市迁移。因此，这种反常政策体系的另一方面问题是形成了经济效率奇低的首都城市和其他主要城市。今天的大多数的贫穷国家的首都人口规模都大大地超过发达国家处在同样人均收入水平时的首都人口规模。
不稳定国家情况多种多样，其政策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前面的论证应当被看作一种“研究者的议论”，而不是一种分析；只能作故事来阅读，以便从中得到启发。作者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激起一些专门研究不稳定国家的研究者和其他人以较为系统的方法来分析某一个国家或一小批国家的状况。
作者认为，需要进行的研究之一是历史的研究。一些现在执行着反常政策体系或情况相似的国家可能在过去曾经有过不同的经历。例如，就19世纪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来说，值得探索一下，是否这些国内组织起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集团，属于一些拥有巨大土地财富的家族小集团。交通的困难使得他们难以共同谋划，而且有时他们的权力也许只局限于在本地区以一种封建的方式出现。然而，如果这些家族能够策划制订国家政策，则他们的兴趣将与那些由反常政策体系获益的集团大相庭径。
这些地主作为土地（有时还有短工）的所有者，他们拥有这种经济（地主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整套生产要素。这样，他们能够从自由贸易政策中获得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穷乡亲们也拥有少量土地和劳力，但地主们仍会获得主要利益。由于革命以及城市的逐步发展，土地巨头们消失了，或者丧失了影响。首都城市内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家迫切要求制订一种不为大土地所有者欢迎的平等主义政策。但需要研究和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实际减少了不平等程度。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国家内，近年来在城市中影响决策的小型集团，由这类平等主义的、低效率的政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这些政策同时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后果。
（十一）
既然我们已经考察了世界上少有的种姓制度的不平等情况，考察了南非的种族歧视以及带有反常政策体系的“头重脚轻”社会的不平等政策，那么我们可以考察一种现代的荒诞说法，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地把贫穷和耻辱的根源强加在亿万人民的头上。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中有着一种一致的认识，认为有竞争的市场是有效率的。实际上，在经济理论中，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意味着经济效率已最高，唯一可能改进的就是收入分配。甚至在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间，至少是在发达国家内也存在着一种相当广泛的看法，认为竞争促进效率。
与此同时，在经济学家以及其他行业人士中有另外一种公认的假设，就是竞争性的市场产生相当大的不平等。软心肠的大多数人还进一步认为，政府的行动——或者根据某些观点，还包括工会的活动，职业伦理道德等等——对于减少由于市场引起的不平等是必需的。怀有硬心肠的少数人则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赞赏这种不平等，或者坚信政府减少不平等的努力是有害的。但大多数软心肠的人与大多数硬心肠的人都一致认为竞争的市场会产生出相当大的不平等，但对于这种不平等是否“公平”则看法不同。经济学家往往还谈论通过竞争性市场而实现的效率同通过其他方式在付出某些社会费用的基础上而得到的平等之间如何寻求折衷的问题。
关于竞争性的市场是引起严重不平等问题的根源以及政府和其他机构为减少这种不平等要付出社会费用的观点，也许是阿瑟·奥肯（Arthur
Okun）在其受到广泛关注的名著《平等与效率：巨大的交易》（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中作了最为明智而人道的表述。在书中，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能够消除由于市场运行而产生的不平等的平均主义力量，然而为了减少不平等，必须付出某些代价，因为这样做干预了市场中的一般说来高效率的运行。其他一些作者则认为，工会以及其他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会减少由于竞争市场引起的不平等。
作者认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这种传统假设，即市场会比政府和其他机构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而政府可以“减少”不平等的影响，这些观点都是违背许多社会中的事实的，对于其余的社会也只有一半是对的。在南非，黑人工人从事的工作与白人稍有不同，但所要求的技术程度几乎相同，但黑人只领到白人十一分之一的工资。在实际的竞争性经济中，正如教科书内清清楚楚解释的那样，在长时期内看到具有同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人竟会取得不同的工资率是难以想像的。雇主可以通过用低工资雇佣被歧视的受害者来获得利润，而拒绝这样做的那些公司将被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所挫败。正如我们预期那样，南非的雇主仍争辩说应当允许他们在目前只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