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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了问题，只有回到这里，我或许能找到一滴甘露，不会因为焦渴而自焚。
我叫王毵，这两个字有些奇怪。我是文革中出生的，我做教师的父母是两个小知识分子。在那个年月里，他们不香也不臭，轰轰烈烈的运动既没有把他们当成专政对象，也没有把他们团结进去。他们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无聊得只剩下生孩子这件事，我就是这种无聊心境的产品。在他们意气风发、热情洋溢的青春岁月里，已有了一对金童玉女，分别叫做王大鹏和王小凤。我既然不是他们激情的产品，他们也没心思为我起名字，我就随随便便被叫做王三，尽管我是个女孩子。我上学的时候，文革结束，父母第一次涨工资，为此学校开了庆祝会。虽然只有几块钱，可那一帮小知识分子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又唱又跳都成了表演艺术家。我们这些孩子也跟着美美地喝了一种叫做小香槟的饮料。当晚我尿了童年时代最后一次床，直尿得床铺下面积了一个水窝。在平常，只要我一尿床，我的母亲就会用笤帚疙瘩打得我屁股红肿，这次却和颜悦色找出一条很漂亮的天蓝色裤子给我换上。当她把那臊烘烘的被褥晾晒在灿烂的阳光下时，我那无论怎样打骂也改不掉的尿床的毛病从此就彻底好了。我父母在高兴之余，从字典里找出“毵”这个和“三”同音的字做我的正式名字。这个字的解释是毛发、枝条细长的样子，和我又细又黄的头发和又瘦又高的身材很相配。
我在父母的忽视中，在哥哥姐姐耀眼的光芒中长大。因为得不到父母的重视，也因为太想得到父母的重视，我成了家里的麻烦。小学时我是班上最顽皮的学生，每一个老师都对我头疼不已。父母经常被叫到学校谈话，这使他们感到颜面尽失。中学时我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功课时好时坏。我能解出最难的思考题，却总在最简单的常识上出错。我突然之间就对某件事有了兴趣，投入百倍的热情，突然之间又兴趣索然，变得虎头蛇尾。有时候我比任何人都开心，有时候我又刻意把自己陷入孤独的状态中，其实比任何人更需要友谊和关心。就在青春期的烦恼把我折磨得产生自杀冲动的时候，我遇到了惟一的好朋友李姒。
李姒家在农村，她的父母立志要生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却不料事与愿违，一连生了六个女孩。急切之下，连她们的死活都不愿管，哪里还想着给她们起名字呢？于是分别叫做李大、李二、李三、李四、李五、李六。李四的姐姐妹妹们长大以后都给自己重新起了一些兰呀花呀之类好听的名字，只有李四把父母给的名字的音保留下来，取名“姒”。
我和李姒相识在大学校园里，后来又一同分配到一家大型印刷厂工作。我和她相处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和我的姐姐王小凤，我一直把她看成另外意义上的亲人。我们两个外貌不同，一白一黑，一高一矮。我们两个性格不同，我自由散漫，干什么都漫不经心，喜欢和人做对，包括父母和老师。李姒则是个目标明确的人，做起事情来专心致志。她小的时候，一心想让父母生一个男孩。在天黑之前，她就帮姐姐们做好家务，吃饭的时候把好的留给父母，以便让他们有时间有营养制造一个健康聪明的弟弟。后来她刻苦读书，不惜头悬梁锥刺股，在教学质量很差的情况下，成为他们那个乡中学惟一的大学生。现在上了大学，她的目标是年年拿一等奖学金，毕业时分配一个好工作，所以她几乎不参加娱乐活动，对谈恋爱更是没兴趣。
而我从中学开始，就不断闹一些早恋事件让我父母紧张一阵，这是我惟一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情。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业问题还不那么紧张，校园里弥漫着“六十分万岁”的气氛，恋爱成了青春的证明。我虽然被称为情场高手，实际上只是在玩爱情游戏，我追求的是游戏过程中男孩子对我的唯命是从，一旦进入恋爱的实质阶段，需要拥抱亲吻了，我就赶快撤退，另换目标。
按说我和李姒的性格，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但我们却是一见如故。李姒善解人意，处处为别人着想，她打开了我的心结，让我改掉偏激的毛病，享受到属于年轻女孩的快乐。我很快就和李姒形影不离，我们两个把饭票和在一起，衣服也混着穿，她叫我“三儿”，我叫她“四小姐”。因为阳光把她晒透的缘故，李四的皮肤一直是黑黑的，但却很有光泽。她的嘴很小，嘴唇却厚，这使她看起来总像是噘着嘴，等待人来吻她。再加上丰满结实的身材，高出他人许多的成绩，在女生不多的大学校园里，她是引人注目的。无奈她就是对任何的追求都不动心，还时常向我贩卖她那一套理论。她说，三儿，我和你不一样，你在城市是有根基的，无论你怎样摇摆不定，风也不会把你吹得无影无踪。我要想在城市扎下根，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我不能浪费时间。再说，任何恋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床睡觉生孩子。在大学校园里，有地方一起睡觉吗？有条件生孩子吗？都办不到！那又何必浪费时间和精力做这种无聊的事。我本以为李姒不谈恋爱是因为情窦未开，谁知她竟能说出令我这个情场高手也脸红的话。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再回头去看那些向我献殷勤的小男生，一个一个都像发了情的小公鸡。我从此也就板起面孔，退出情场，和李姒泡在图书馆中，她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我在武侠言情小说中消磨时间。毕业的时候，优秀学生李姒进了一家大型企业，我也托我父亲的福，和李姒进了同一家企业。我父亲已经奋斗出教师队伍，成了主抓增加学生负担的教育局第五副局长，这大概就是李姒所说的我的“根基”吧。
2
我并没有在那个印刷厂呆很久，而是很快嫁了人，到南方那个著名的开放城市去了。我之所以匆忙结婚，是因为工厂里那些机械化的没有一点创意的工作，和我的本性相去甚远，而李姒的遭遇又让我对这个地方深恶痛绝。一上班，李姒就拿出了在学校学习的劲头，积极投入到工作当中。她的聪明能干和对工作的热情，引起了技术副厂长路英海的注意。当时厂里新引进一套德国产的大型凹印设备，说明书有厚厚的几本。李姒成了工人出身的路英海的翻译，他们正常的工作上的接触，却被一些无所事事之徒大肆渲染，李姒就莫名其妙成了一个第三者，被路英海的妻子张丽打了一个耳光，还被告到厂党委会。
当然，要搁到现在，离婚率一年比一年高，找情人已成时髦，第三者成了能干女人的标志，李姒的事情也算不了什么。可当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上下正在大讲精神文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倡道德回归。李姒一下子成了反面典型，虽然没有行政处分，却被调离了凹印车间。先到制版车间搞校对，后来到成品车间当挑拣工，又到书刊车间搞装订，甚至还运过废品，打扫过卫生。李姒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不会被人忽视，因为她太能干了。可要是一个女人被打上作风不正的记号，那简直就是一朵有毒的罂粟花，只能远观不能接近。这只要看看路英海就知道了，他也离开了凹印车间，管理食堂去了。
那段时间，我经常因为李姒和一帮乱嚼舌头的女工吵架，甚至依仗着我父亲和厂长的同学关系，到厂办公室为李姒辩解过。可惜当时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还没有发生性丑闻，否则我可以拿他的事情做依据。人家一个堂堂总统，生活作风出了问题，都被告到法庭上了，可并不影响他行使总统职权。而李姒，她和路英海一点越轨的举动都没有，仅仅是捕风捉影的传闻，这两个印刷厂最能干的人就离开了重要的岗位。不知道在我们的国营企业里，经济效益和道德作风哪个更重要。所以，几年以后印刷厂从一个利税大户变成亏损企业，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每当我和李姒从厂区走过，背后传来窃窃私语时，我就恨不得带着李姒马上离开这个地方。我把目光投向南方，因为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南方不仅经济发达，观念也很开放，我和李姒应该能找到用武之地。恰在此时，我认识了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我哥哥王大鹏的同学。他们这一批上个世纪七八级的大学生，真可谓是天之骄子。就拿我哥哥来说吧，他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在省政府办公室，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又有点文采，给领导当了秘书。几年功夫下来，颇有点小政客的风度，成了我父亲骄傲的资本。我不知道中国男人的政治情结为什么那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好多人连小命都搭上去了，结果呢，“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我哥哥就是其中之一。他小官当了几年，忽然感觉到钱的重要性，渐渐把眼光放到那些进入商界的同学身上，因此我们一家人就认识了他的同学杨振宇。这杨振宇不仅名字响亮，长得也是相貌堂堂，一进入我家门我父母就对他爱不释手。如果不是小凤姐姐已经嫁人生子，我父母肯定要把大女儿嫁给他。他们一个劲儿地叹息不能把杨振宇招为女婿，完全忘了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儿。也许他们觉得我的年龄差别太大，也许他们觉得我配不上这位已经很成功的年轻商人。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如果他不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他一定是个很成功的人。杨振宇并不在乎我父母有什么想法，他一见到我就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常常漫不经心地送我一些很有品位又很新奇的礼物。我一方面受虚荣心支配，另一方面又想给父母一个意外，就接受了他的殷勤。在我二十二岁生日那天，杨振宇坐飞机从南方飞了过来，手捧一大束当时在我们这儿很少见又很昂贵的玫瑰花，出现在印刷厂的大门口。他的衣兜里还有一枚钻石戒指，闪闪发光的钻石一下子把厂长女儿结婚时的红宝石戒指比了下去。我在情绪激动中答应了他的求婚，而此后父母带有疑问的眼光更使我义无反顾。
3
我的婚礼在当时的滨海市也算是轰动一时。当时我们这个城市正在搞大规模的汽车走私，满大街都是从韩国日本走私进来的漂亮小轿车。我身穿定做的而不是租来的婚纱坐在一辆奔驰车里，这辆车是从省城调过来的，后面跟着二十辆最漂亮的走私小轿车。虽然我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可那一天我还是带着羞涩的笑容，按照别人的要求，把婚礼上每一个琐碎的过程都做到了。我烫弯了头发，穿上红色的内衣，带着闪闪发光的首饰。但我拒绝在脸上化妆，因为我的脸光洁饱满，散发着青春的光泽，根本不需要厚厚的脂粉来掩饰。一大早我打扮得整整齐齐，按照母亲的要求端端正正坐在床上，然后被杨振宇抱下楼，上了花车，到城市每一个景点录像，在酒店门口被撒了满身彩带，又被司仪摆弄着鞠躬，再鞠躬，然后就是敬酒。客人太多了，到最后我手腕发酸，腮帮子笑得僵硬，如果不是我的丈夫陪在身边，我早就中途逃掉了。但中间我还是开了一会儿小差，在敬酒的途中跑到酒店的厨房，让厨师给我做了一点吃的，是一碗西红柿蛋汤和一碟炒咸菜。这两样东西比满桌的大鱼大肉对我的胃口。我恢复了体力，重又精神抖擞回到婚宴大厅。
因为替李姒打抱不平，我没有邀请厂里那些同事参加我的婚礼，可我的父亲却给厂里的领导发了请柬，而且安排他们坐在显要的位置。路英海也来了。作为新娘的我虽然很紧张地应付着婚礼中那些繁琐的程序，但我还是注意到路英海的目光很专注地停在我的伴娘李姒身上。看样子他老婆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这个男人对李姒的欣赏不仅仅在她的工作能力上。李姒那天穿着我为她挑选的长裙，平常的马尾巴变成了披肩长发，她原本就轮廓分明的脸淡淡化了妆，更显得明眸皓齿。记得我曾经把李姒介绍给我的未婚夫，问他对李姒的评价。他说李姒是一颗天然珍珠，机理细密，色泽圆润，只不过还被包在蚌壳里，没有开发出来。我开玩笑地问他为何不做一个开发人。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深情款款地说，我嘛，已经找到一颗钻石，从此眼中再看不见别的光。
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被巨大的幸福包围了。我已经遇到了欣赏我爱我的男人，并且和他结了婚，从此就要像童话中的女主角一样，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我绝对不能让我惟一的朋友还像灰姑娘一样生活在困境中。那一刻我做出一个决定，我要随着我的丈夫到南方去，把李姒也带去。在那个观念开放人才云集的地方，李姒不仅能施展她的才华，也一定会遇到一个欣赏她爱她的优秀男人。
当我在新婚之夜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丈夫时，他那两道像剑一样的眉皱了起来。本来我们已经商量好，把家安在滨海市，我们甚至在一块依山面海的地方选中一块地，准备建一栋别墅作为我们的家。我的丈夫不同意我到南方去，他说那里的气候和环境不适合我。而且，他正准备在滨海市投资，把他的事业扩展过来。
可又有谁能改变我王毵的决定呢？蜜月过后，丈夫回南方处理业务，我很快就办理了辞职手续，在父母的责骂声中找我的丈夫去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李姒也不赞成我的决定，她说我和她一样都是地域性很强的植物，如果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恐怕适应不了那里的水土。我看着她的书桌上因为没有那本厚厚的说明书而空出来的地方，说恐怕不适应你生长的是这里的水土。李姒要我不要考虑她的事，先考虑好自己的处境。因为我的婚姻基础建立在滨海市，我和我的丈夫是在这里认识结婚的，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在这里，就算我的丈夫有着丰厚的资产和过人的能力，但在滨海市这个地方，我因为有强大的社会背景，所以在婚姻的天平上我们能够保持平衡。但到了南方，我就成了无根之萍，必须依附在我丈夫身上，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影响我们婚姻的质量。李姒就是这样，她对什么问题都要从理性上去分析。当时的我可不相信这一套，我太自信了，我的魅力和爱情绝对不需要背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相信我都能抓住我丈夫的心。
4
如果我能未卜先知，就绝对不会拿我的青春去冒险。在南方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使我一生的幸福成为泡影。我首先感觉到了孤独，由于语言不通，也由于没有经济压力，我没有去上班，成了一个伺候丈夫的专职家庭主妇。丈夫在南方和在北方完全不一样，在南方他是一架工作机器，我一直没有摸透他的生活规律，当然也无从调整我自己。我们没有时间交流，也无法交流。在北方他可以陪着我走亲访友，可以听我讲述我在我一直生活的城市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可以用一些我没见过的东西让我惊喜异常。可在南方我们又能做什么呢？除了身体上的接触，我发觉我们很少能找到共同的话题。这里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而他又没有时间陪我熟悉这一切。最后是我体内那些不安定的因素起了作用。我卷起舌头学起了当地的“鸟语”，靠着一张地图熟悉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我疯狂地购物，尝试每一种消费方式，当然也忘不了进出各种人才中介机构，为李姒找一份工作。
我没想到南方汇集了这么多人才，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每个人手里都握着许多闪闪发光的证书。相比较而言，我和李姒那张普通大学的本科文凭就像废纸一样。我先找了一些大型公司企业，无一例外全被拒绝，中型的偶尔有几个感兴趣，听说想工作的不是我本人，马上翻翻白眼和我拜拜了。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一家一家去找那些小型的私人企业，才发觉原来机会多的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私人企业太多了，只要走进一栋写字楼，迎面碰上的人都有可能是一个老板。我马上和李姒联系。当时手机和传呼还是身份的标志，李姒又被孤立在一间小黑屋里，公用电话也普及不到她那里去。我就只好给她拍了电报，让她速速和我联系，并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电报上。几天之后我收到李姒的信，问我有什么事，可以在信上交流。这一下我可算知道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姒通起了信，可这种交流进行得并不顺利，我写给李姒的信总是莫名其妙地失踪，这当然是那些张丽的马屁虫干的事。虽然路英海现在很不得意，可毕竟还有着副厂长的身份。再说，厂里那台德国引进的机器运行得很不畅快，说不定有一天路英海又会被推到前线，重新成为风云人物。巴结张丽是一件不亏本的买卖，而巴结张丽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击李姒。因此我们的联系就显得很艰难。
有一天我收到李姒的信，那封厚厚的信拿在手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它的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