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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沃尔的《弗兰肯斯坦》体现了恐怖影片的一切好处和坏处。悬念、刺激、暴力和反暴力使整部片子始终扣人心弦，同时，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损害了片中疯狂科学家人物的道德形象。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他的动机并无恶意，但在这部影片中，他纯粹是一个自大狂，恣意贬损批评他的工作的其他科学家。至于懊悔和责任，弗兰肯斯坦把它们全推给了华德曼博士。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弗兰肯斯坦内心矛盾的描写，在快节奏的电影中，则根本没有时间容他进行自我反省。这位科学家的成熟程度，改编后也变化很大，从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一个大学生因无知而产生的怪念头，变成了亨利·弗兰肯斯坦凭借丰富的科学经验所作的精心策划。根据道德品质的三个个性特点来判断，这位用来代表科学罪恶的科学家，在这部影片中变得比在原来的小说中明显地更加堕落了。后来再出品续集，情况更糟。《弗兰肯斯坦的新娘》是沃尔在1935年为全球公司拍摄的又一部影片。那部影片在一开始，还让亨利·弗兰肯斯坦博士看起来像是认真在作忏悔：〃我遭邪魔，竟要去探究生命之秘，死亡也许是神圣的，我却亵渎了它。〃然而，很快，他就拜倒在塞普蒂莫斯·普里托雷斯（Septimus Pretorius）博士的门下，后者就成了他在医学院时期学坏的老师。普里托雷斯通过操纵那个人造的恶魔来控制弗兰肯斯坦，而且还绑架了弗兰肯斯坦的妻子埃丽扎贝丝（Elizabeth）进行威胁。对于那个恶魔，他则许诺送给它一个同类妻子。这个科学家是个真正的超级魔鬼，他掘坟盗墓，而且像帕拉赛尔苏斯那样在钟形缸中培养侏儒。他当然比弗兰肯斯坦更加吓人。
在《弗兰肯斯坦的儿子》中，主人公是沃尔夫·冯·弗兰肯斯坦（Wolf vonFrankenstein）博士，他又让那个假人重新复活。此人十分愚鲁，不听从一些老实农民对他的警告，对那个假人的暴力倾向不甚在意。在这部片子中，那个假人已不是受这位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控制，而是为一个叫做依格尔（Ygor）的瘸腿盗墓人所操纵。于是，这位科学家成为旁观者，只好眼睁睁看着他的科学研究引起的道德冲突。
在《弗兰肯斯坦的幽灵》（The Ghost of Frankenstein）中，主人公路德维格·弗兰肯斯坦（Ludwig Frankenstein）博士是沃尔夫的兄弟，亨利的儿子，他对那个假人进行实验。然而，他的动机不明，实验方向受到一位叫西奥多·玻默尔（Theodor Bohmer）博士的人的左右，而后者是一个同塞普蒂莫斯·普里托雷斯博士一样的教唆犯。玻默尔诱使弗兰肯斯坦博士把依格尔的大脑植入那个假人，结果，〃我制造出一个比我父亲造的假人还要凶残百倍的恶魔！〃
全球电影公司接着还陆续出品了好些让那个恶魔一再复活的影片。在《弗兰肯斯坦遇见狼人》（Frankenstein Meets the Wolfman）中，制造恶魔的是弗兰克·曼纳林（Frank Mannerling）博士，还有爱莎·弗兰肯斯坦（Elsa Frankenstein，路德维格的女儿，亨利的孙女）帮助他；在《弗兰肯斯坦的房子》（House of Frankenstein）中，是古斯塔夫·尼曼（GustavNiemann）博士（一个盗墓的疯子）；在《德拉库喇的房子》（House of Dracula）中，是弗兰兹·埃德尔曼（FrantzEdelmann）博士；在《艾博特和科斯特洛会见弗兰肯斯坦》中，是桑德拉·莫尔奈（Sandra Mornay）博士。所有这些制造生命的影片中人物，有的从一开始就是坏人，有的则是经不住科学光环的诱惑，很快便失去良心而堕落。
有意思的是，在那些把弗兰肯斯坦处理成有较丰富的道德个性的影片中，也接受了这样的传统。那是哈默（Hammer）公司出品的一组影片，由特伦斯·费希尔（Terence Fisher）担任导演，彼得·库欣（Peter Cushing）担任主角。1957年出品的《弗兰肯斯坦的报应》（The Curse of Frankenstein），把关注点从恶魔移开，回到了那位科学家。那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偷坟掘墓，策划谋杀，制造生命，同时，他又是〃一个拜伦式的、放荡不羁的、贵族阶级的反叛者〃。
在第二年出品的《弗兰肯斯坦的复仇》（The Revenge ofFrankenstein）中，仍然把观众的视线从人造恶魔引开，对弗兰肯斯坦的双重人格作了更多的渲染。影片中的弗兰肯斯坦是位富有同情心的尽职的外科医生，但是，他为了给一位可怜的驼背人矫形，为了给病人重做一个新的躯体，竟然利用职务之便，丧心病狂地偷偷切下其他患者的身体部件。究竟什么是弗兰肯斯坦的真实性格？我们该如何评价？他是一位披着熟练外科医生外衣的伪君子，抑或是一位应该受到谴责的利他主义科学家？费希尔把这个难题留给他的观众，但非常不容易回答。戴维·皮里（David Pirie）评论道：〃在（弗兰肯斯坦的）性格中，于是残忍和高尚并行不悖。〃
在费希尔和库欣的另一部影片《弗兰肯斯坦制造女人》（Frankenstein Created Woman）中，这位姓氏依旧的科学家也是动机很好却做了非常坏的事情。有一对情人克丽斯蒂娜（Christina）和汉斯（Hans）不幸双双去世，为了留下两人的一些优点，弗兰肯斯坦博士把汉斯的灵魂移植到克丽斯蒂娜的身体中，从而把二者结合成一个新的人工生命。人工生命成功了，同时也用外科手术改变了男女性别。
费希尔和库欣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弗兰肯斯坦必须被消灭》（FrankensteinMust Be Destroyed）。由于费兰肯斯坦干的那些坏事，出现了谋杀、绑架和敲诈勒索。除了那些坏事，他似乎也做了一件好事。他把一位死去的科学家同事的大脑保存了下来，然后把它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上去。不幸的是，那个旧的大脑非常不喜欢它所在的身体。弗兰克斯坦是否应该做这件事呢？〃关于弗兰肯斯坦的人品和行为，观众再次遇到了进行复杂道德判断的困惑。他为他的同事所做的手术的确荒唐，可是我们知道，他毕竟拯救了同事的生命连同同事的聪明才智。〃
在上面介绍的这四部影片中，弗兰肯斯坦博士干了大量坏事，但似乎也多多少少做了一些好事，也许可以减轻一点他的罪孽。他唤起了观众对他的好奇心，或许还赢得了他们的同情。而且，希望如此，他还迫使观众去认真思考，每一个人该如何调节他心中衡量好与坏的那杆秤。不过，在那些更为典型的关于弗兰肯斯坦传奇故事的影片中，对于这位科学家的性格，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刻画。大多数这样的影片，并不去挖掘人物的性格，而只是把这位科学家当作科学罪恶的一个简化了的符号。在全球电影公司晚期出品的电影中，这个特点尤为突出。电影中的那个恶魔只是把一位科学家当作一种陪衬，以表明它的一切暴行事出有因。吉柯博士的符号生涯和性经历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曾经长期为人性中的二重性所困扰。他在苏格兰度过的青年时期，曾受到基督教加尔文派和维多利亚式道德思想的深刻影响，相信在善良文雅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骚动暴力的王国。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始终充满着这对矛盾冲突。
斯蒂文森在1886年出版了他的小说《吉柯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案》。小说中，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未能抑制住他的人性中的邪恶的一面。起初，他被那个阴暗的自我陶醉，后来终于觉悟到后果的严重，为自己的实验悔恨不已，企图压制那邪恶的欲望。他拼命想找回自己的善良，可是，他的实验仍导致了他的最终毁灭。去世前，他曾经重新担起过自己的道德义务，积蓄全部道德力量面对自己的邪恶一面，进行不懈的斗争。
斯蒂文森通过吉柯的利他主义思想来表现他起初的善良。如果人性中的善良面和邪恶面〃只能分别存在于不同人的身上，那么生活便不会有那样多难以忍受的痛苦……正直的人将会迈着坚定的步子放心地向上走去，他能够享受做好事带来的愉悦，不用担心这外来邪恶之手会使他蒙受耻辱和悔恨终身。这对立的两类品性被如此紧紧地捆在一起，实在是人类的悲哀。……那么，怎样才能把它们解拆开来呢？〃
正当吉柯成功地拆解着他的两个自我时，由于纵容了那海德人格，他又堕落了。〃从获得这次新的生命的最初一刻开始，我就知道我变得更坏了，十倍坏于从前，我被当成奴隶出卖给我原来的邪恶。〃但是，在海德无缘无故杀死一个人之后，他感到了深深的悔恨。作者写道：〃亨利·吉柯满面泪水，既感激，又悔恨，他跪下双膝，紧握双手举过头顶，感谢上帝……海德今后再不会冒出来作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如今我只固守在我生活的善的部分里。啊，想到这里我多么高兴！不管我过得多么谦卑，我要重新接过自然生命对我的限制。〃
从那以后，吉柯顽强地压抑着海德的人格。不幸的是，由于转换药物的积累效应，海德再冒了出来，尽管吉柯十分后悔。随着海德力量的增加，吉柯的道德警惕性也有提高。然而，海德人格终于占了上风，压倒了吉柯。
当这个故事在1887年经过改编搬上舞台时，增加了浪漫色彩，添加了一个人物，吉柯的女友。于是，斯蒂文森的双重人格主题，借助吉柯的纯洁与海德的色欲两者对比，有了直观形象的表现形式。斯蒂文森反对这样的性诠释，无奈在各个改编戏剧作品中，都保留了这一情节线索。从1908到1920年，先后改编拍摄过十几部无声电影。在1912年汤豪瑟（Thanhauser）公司出品的影片中，那种浪漫被劈开，出现了两个女人，让吉柯被这两个女人纠缠。在1920年约翰·巴瑞莫（John Barrymore）主演的影片中，仍然保留了这种性诠释方式，突出了两个女人的差异。一个女人名叫米丽森特（Millicent），是一位有教养的淑女；另一个女人叫吉娜（Gina），舞厅妓女，即后来海德的太太。卡洛斯·克拉伦斯（CarlosClarens）对此评论道：〃引入后者（吉娜）……延伸了海德的性格，使原来的一个向儿童施虐的杀人犯又具有了一种更复杂的性心理。〃
毫不奇怪，一涉及性，事情就起了变化。起初，这种浪漫纠葛，由于有纯洁和色欲的反衬，的确加强了双重人格的主题。可是到后来，浪漫纠葛反而破坏了这一主题，因为对性问题的伦理观有了改变：吉柯的性欲不应该按照老观念受到抑制，海德的性欲是解决吉柯性需要的一种可以理解的解决方式。另一部主要影片是在1932年由罗本·马莫尼安（Rouben Mamoulian）摄制的《吉柯博士和海德先生》，饰演主角的是弗雷德里克·马奇（Fredric March）。摄制该片时，美国公众正在纷纷谈论关于性欲和癔病的西格蒙德·弗洛依德学说。虽然弗洛依德学说经常被误解，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识到了，人的许许多多行为，冷静加以分析，都可以解释成是性紧张造成的，并非像进行道德评价那样不可理解。在这部影片中，亨利·吉柯博士有一个未婚妻，叫做穆丽尔·卡露（Muriel Carew）。两人的交往循规蹈矩，一本正经，只有爱，而没有性。后来，吉柯遇见一个名叫艾菲·皮尔森（IvyPearson）的风骚妓女，他用转换药把自己变成海德，于是便能与艾菲鬼混，风流一番。在过着吉柯的生活时，特别在与穆丽尔的交往中，他彬彬有礼，很有教养，克制着自己的性欲；而一旦转换成海德的生活，他便挣脱那些不愉快的枷锁，恣意享乐。按照这种逻辑，观众恐怕难以责怪吉柯要变成海德。
吉柯初次见到艾菲，便成了他自己性欲的俘虏。他以海德身份犯下的两次谋杀罪行，都与他为了占有艾菲有关。而在那以前，穆丽尔还要抱怨他性冷淡。按照这部影片所遵循的对弗洛依德学说的通俗解释，这些情节意味着吉柯博士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斯蒂文森原来故事中的〃道德剖析和清楚的寓意〃消失殆尽。在这部影片中，吉柯不但没有变得更坏，相反，经过完全不加批判地按照通俗弗洛依德学说进行改编，他的道德品质倒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虽然也出品过《吉柯博士的儿子》和一组《吉柯博士的女儿》系列片，但在总共好几十部改编片中，大多保留了原来那个医生身份的人物，但对他的人格却有新的诠释。《吉柯博士的两副面孔》（The Two Faces of Dr。Jekyll）也是特伦斯·费希尔为哈默公司导演的影片，于1961年出品。片中医生是一个木讷的已婚男子，他的妻子正在与人私通。当吉柯把自己变成海德时，他与一个舞厅妓女出双入对，同时也发现了妻子对他不忠。接下来，他利用海德去杀死妻子的情夫，并强奸了自己的妻子。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完全颠倒了斯蒂文森原著所安排的吉柯和海德之间的关系。在原著中，海德最终控制了这种关系，吉柯屈服了；但在1961年的这部影片中，吉柯最终控制了这种关系，操纵着海德，合在一起享受着性放纵和惩罚他的妻子。对吉柯和海德双重人格所作的最奇怪的性欲诠释，也出自哈默公司。那是一部在1971年出品，由罗伊·瓦德·贝克（Roy Ward Baker）导演的影片《吉柯博士和妹妹海德》（Dr。Jekyll and Sister Hyde）。这位科学家使用的转换药受到了性激素的沾染，所以吉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伪称是他的妹妹。利用他非常方便的性别变换术，他扩大了自己性爱生活的范围，既感受了男性的性，又感受了女性的性。还要提到一部戴维·维克斯（David Wickes）摄制的影片《吉柯和海德》，曾在1990年1月由美国电视台播出。在该片中，吉柯是一个鳏夫，与他的弟媳关系暖昧。当以吉柯的面目出现时，他会拒绝弟媳的挑逗，而变成海德以后，他粗暴地强奸了她。可是，当他向她解释了那种吉柯和海德之间的联系之后，她原谅了他的粗暴。在我看来，在〃吉柯和海德〃所有的因袭故事 要数这个故事处理性道德问题最不负责。它竟然认定强奸也未尝不可，似乎强奸犯与受害者彼此真心相爱。
斯蒂文森通过吉柯个性与海德堕落两者之间发生明显的斗争来描绘出道德二重性，但对吉柯和海德进行的性诠释却抹煞了那种二重性，使它变得越来越模糊。海德变成了吉柯性欲需求的释放口，他不再有吉柯这个道德对立面。当关于性行为的社会标准变得越来越宽容时，性欲克制便失去了在维多利亚式道德价值盛行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在吉柯和海德之间变来变去已不是什么耻辱，而这正是斯蒂文森要加以谴责的。我并非认为一切性主题都会带来危害。然而，在吉柯和海德的情形，一连串极其主观的性诠释颠覆了本来十分有效的展现道德二重性的戏台，正是凭借这个戏台，斯蒂文森塑造的那位科学家才得以找到自己的优良品性，并顽强地加以捍卫。那位科学家为什么反抗海德，与之进行斗争，又是怎样斗争的，这一切全被加以歪曲。本来，他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和其他丑行深感悔恨，勇敢地承担了责任，付出极大努力去遏制他引发的罪恶。后来，经过多次的改编，他与海德的关系已经随意到不必接受任何道德评判，不论赞成还是反对。对于吉柯的现代性生活所持的这种晦昧态度，使他再也体现不出斯蒂文森所主张的那种道德品质。符号的人造生命
科学体制周围存在着的强烈的敌视倾向，再加上那些关于科学狂人的故事（不论小说还是电影），于是便构成一种渲泄心中不满的十分有效的反启蒙运动方式。有关故事通过编造悬念、恐怖、暴力和英雄故事，通过把所有这些手法集中起来表达一个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危险分子的主题，极力煽动它们的读者或者观众。这种煽动或许并不真实，或许怪诞荒谬，或许手段卑下，但却十分有效。我们只有看透哥特式恐怖故事的险恶用心，才能知道这些故事怎样借助所编造的科学狂人形象来向世界宣告科学的罪恶。为了弄明白这些小说和电影的寓意，有一个办法是找出它们影射的人物原型，然后把它们看作是对真实事物稍作改动的艺术作品来进行分析。例如，《奇爱博士》就能够让聚在一起的朋友们在闲谈中争论起来，它的主人公的原型会不会是沃纳·冯·布朗（Wernher von Braun）、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赫尔曼·凯恩（Herman Kah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或者另外的某个人。换句话说，科学的文化形象取自科学的社会现实。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狂人故事就是实际存在的科学罪恶的放大了的模写。但是，如果科学狂人的故事基本上真实可信，那么，那些狂人日益堕落便意味着现实中的大多数科学家也变得越来越堕落了，而且，约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