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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了，而且，约瑟夫·门格尔（Josef Mengele）那样的人物形象也就反映了每一位科学家的部分灵魂。在以上四章中，我先讨论某些文化意义，然后探讨科学符号的产生过程及它们对那些文化意义如何进行形象生动的表达。我想说明的是，符号的作用取决于它们各自所代表的意义的需求，也可以说符号服务于意义。在科学狂人的情形，也是符号服务于意义，但在这里有很多的扭曲。有关符号的少许改变，会使它们所代表的文化意义面目全非：改编和接连抛出续集，极大地强化了科学即罪恶的那种情绪。在构造符号时人为地胡编乱造，当然要使意义受到某种程度的歪曲。
如果说弗兰肯斯坦的品性就代表了科学，而且那种品性最后连原本不多的优点都丧失了；如果说吉柯博士的道德品质同样体现了科学，而且那种道德品质最后连原有的勇敢品质也为暖昧的道德观所代替；如果说这种道德蜕化的过程是由于编造故事的手法造成的，那么，对于诅咒科学所用手段的这些变化，是应该弄明白的。
从技术手段上说，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在改编科学狂人故事的情形，与改编西部牛仔故事和改编浪漫情人故事的情形并没有两样。但是，改编的道德后果却大不相同。在后两类故事中也有坏人，但是，西部故事通常并不谴责牛仔的生活方式，浪漫故事通常也没有爱情即罪恶的的主题。既然科学狂人故事是对理性主义科学的实实在在的谴责，既然科学家的品性成了科学罪恶的主要符号，那么，故事中科学家品性的任何变化就会改变那种批判。如果科学家的道德品质在改编和续集过程中变坏了，那么，那正是一个特定的改编故事所要表明的，科学本身的道德品质也变坏了。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改编中的这种演进，表明对科学的反理性主义的批判在19世纪的舞台改编剧中变得比在原始故事中越发严厉了。当从舞台戏剧改编成电影时，那种批判再次升级，创造出一系列定型的电影人物性格，如弗兰肯斯坦博士、吉柯博士、格里芬博士、莫里奥博士，等等。此后再出品的那些续集，大多数都把这些人物的性格进一步简单化，从而按照续集电影的判断标准进一步贬损了科学的道德价值。如果说这些人为的过程使得科学狂人变得简直毫无人性的话，那么，不管真实的科学家有道德还是无道德，弗兰肯斯坦、吉柯、卡利加里等等人物的符号生涯实在让人担心，因为这些人物是凭空捏造，与科学现实毫不相干。其实，这个问题就像是一个私自逃走的机器人。科学家可能激活它，却无法控制它。
第四部分 咒唤科学
第十章 咒唤科学的手法
在此之前，我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人类学模型：当科学的符号脱离科学的智力实质，然后再贴附到文化意义上时，那些文化意义便有了一种貌似科学的外表。那些常用的科学符号，如精巧的显微镜、计算机、拉丁文签发的学位证书，以及诸如冷聚变烧杯一类的图像，非常容易被一些与科学毫无关系的争辩理由和思想意识形态接过去，用来为之服务。其结果是，各种各样的运动、派别和利益集团都可以利用科学的绝对权威，声称它支持自己一方的意义。只需在假充科学方面玩一点手法，任何一个集团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打扮得像是有科学根据。
我讲述了五个插曲来具体说明这个模型。我的读者在读过这五个插曲以后，想必还能想到说明这同一模型的其他插曲。我们在这些具体例子中看到了一些共同的东西。现在，我们来把这些共同点作一归纳，也就是把咒唤科学或者说冒充科学所使用的种种手法作一番描述。我对咒唤科学手法进行的描述，涉及到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九个特点。头四个特点谈的是使咒唤科学成为可能的那些文化条件。这些文化条件形成一个总体框架，我们只有在这个框架里，才能够仔细分析一个个具体特点。接下来的两个特点，涉及科学权威和个人声誉。最后三个特点，是关于知识和确定性问题。我先来谈构成框架的那些特点。我们无论怎样定义科学，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社会领域也好，一大堆知识也好，一批价值也好，一种智力过程也好，我们都必须明白，非科学家也十分关注科学，但我们又不能指望他们关注的就是科学家所定义的那种科学。人们总要把他们认定的那些文化意义看作是科学的属性。他们感激科学，似乎只是因为科学证实了他们认定的那些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当然也不一定就是反科学的或者伪科学的。但是，它们与理性主义、自然主义、世俗主义乃至为科学而科学这样一些科学家所认定的科学价值不相符合，所以它们是科学之外的或者说超科学的。把外在的文化意义塞进科学的这种现象总是一再地出现，在前面介绍的几个插曲中我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人们竟会把加氟化物的科学等同于勾魂术（在那种场合，反对添加氟化物的科学甚至成为一种英勇反抗的美德）；一些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医学知识，竟成了以权威自居、预言世界末日的一种政治主张的讲坛；对冷聚变的轻信竟然就能使一些人坚信可以有最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能源危机。同样，进化学说可以被指责为制造道德混乱的学说；一种关于罪恶的反启蒙运动的理论，可以在小说和电影中把科学家当成攻击的靶子。这种为我所用的现象也许会造成混乱，但却未必有太大害处。数千年来，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譬如宗教、政治和艺术，也一直有外来价值搀和，破坏了它们内在价值的完整性和内在知识的明晰性。尽管这种搀和不好，我们的这些领域仍然存续至今。在美国文化中的科学的情形，对于这种现象，即人们把他们自己的文化意义外加于科学，要数查尔斯·罗森伯格的观察最为透彻，所以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罗森伯格观察〃。如果我们从这种现象中观察到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那么，我们就要问：这种紧张关系是如何产生的？须知，在欧洲科学研究精神到来之前，关于自然和科学的新教徒模型毕竟在一个多世纪里并未有过这种紧张形势。有用知识哲学长期来与大众的价值，与科学的价值，也一直相处得很好，而且今天仍然如此。那么，这种紧张关系从何而来？〃本哈姆和拉夫勒特观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把这种新的科学精神大众化的过程中，由于使得公众对于那种精神的理解庸俗化了，从而造成公众的认识与专家的认识两者脱节。虽然大众化的工作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但它的坏习惯和恶果仍持续到了今天，其表现主要是平庸的科学教育和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在许多人眼里，科学成了一系列奇迹、怪现象和生死闹剧。大众化的作用把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变得支离破碎，似乎科学就是零零散散，琐细，希奇古怪（〃不连贯的碎片〃），与经验主义或者假说推理方法这样一些固有的传统无关。结果，我们的现状便十分奇特。美国人把科学当作一种宗教，十分敬重。在他们看来，科学具有一种绝对权威，能够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然而，在公众和科学的智力实质之间，却隔着一张障帘，使前者无法直接看到后者。高不可攀的专家和听不懂的技术行话就是今日燃烧的丛林和火刑柱，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在别处，我曾把这种观点叫做旧约全书式的科学；在这里，我把它称为〃托默观察〃。如果科学生活同美国人生活的其他部分不相干，独自地进行着，这种情况倒无关紧要。如果我们的科学家可以不管不顾其他美国人的想法、价值甚至恐惧而心安理得，也就是说，如果科学的精神自主的确是我们关于科学和社会的一种业已实现的理论，那么，自然不会有人为了罗森伯格观察、本哈姆和拉夫勒特观察或者托默观察感到寝食不安。然而，对这三种观察到的现象的确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美国的民主文化迫使科学和科学家必须要同美国人生活中的普通价值和主旋律保持一致。我在第三章中说过，那也正是民主主义科学最主要的特点。我把这种看法称为〃拉森观察〃，因为我关于民主主义科学的那些主要观点，曾受到爱德华·拉森观察到的现象的启发。〃拉森观察〃一点不错。当一个城市决定通过公民直接投票来确定是否要在城市的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时，我们看到了这种现象；当一个行政州，例如加利福尼亚，也采用同样的民主程序来决定该州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政策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现象。拉森观察也被民主文化的其他决策所证实：联邦政府迁就公众怀有的巨大希望，拨款数百万美元为冷聚变研究提供经费；地方学校董事会为了对付臆想的由进化学说造成的道德混乱，决定作为一门科学课程在学校讲授创世说。在所观察到的这四个特点所构成的框架内，我们可以来分析美国文化对待科学和科学家的一些具体方式。这里我先列出两个特点，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人们通常把科学的抽象的机构权威理解为个别科学家的个人声誉。头一个这样的特点，用加里·道勒的话来说，是〃美国文化中科学家公开身份的系统暖昧〃。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科学机构具有非常大的权威性，而个别的科学家，当他们在一场争执中代表某些特定观点时，他们在开始的声誉等于零。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十分费力地不仅建立，而且要保护自己的科学声誉。他们常用的办法，是利用那些标准符号（博士头衔、出版物数量、职位，等等），竭力为个人的科学声誉拼凑出一个适当的形象，同时想方设法否认他们的对手也具有这样的声誉。说穿了，这件事还未必有多难。在《无用的形象》（The Imaginary Invalid）中，莫列尔（Molière）写道：〃你只需戴上博士帽，穿上博士服，到处去滔滔不绝地演说，于是，夸夸其谈便成了学识渊博，胡言乱语也成了含义深刻。〃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人称〃福克斯（Fox）博士效应〃，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一位演员，他对于某个科学问题其实一无所知，但背熟了有关的一篇文章。他运用自己的演技，面对全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滔滔不绝地作了一次演讲。大多数听众反映，他的演讲〃鼓舞人心，很有意思〃。听众中有一个人还说他读过这位福克斯博士写的一篇论文。〃那些研究人员（他们安排了那次表演式的演讲）得出结论，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也未必能够觉察出宣传或者假信息。〃
我们可以把机构权威和个人声誉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叫做〃道勒观察〃：每一位科学家都必须建立起她或他与科学机构权威的个人联系。在莫列尔所举的内科医生和假冒的福克斯博士两个例子中，道勒观察到的现象也许使人感到好笑，可是，当公共卫生的官员们在1986年那场〃动议64〃运动中受到林顿·拉罗契一伙的人身攻击，从而使他们的专业权威性受到损害时，问题便不是这么简单了。
同样，例如在保罗·费歇尔（Paul Fisher）、希尔伯特·里德曼（Herbert Needleman）和埃德姆·坎特金（Erdem Cantekin）等例子中，当科学家受到科学误导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时，问题也不仅仅是滑稽可笑而已。费歇尔曾调查分析过香烟广告对儿童的影响，里德曼研究过儿童遭受铅毒的危害，坎特金则试验过阿莫西林（一种常见的抗生素，用于治疗儿童的内耳感染）的疗效。在这三个例子中，每一位科学家的研究结论都威胁到有关生产行业的利益。因此，这三位科学家都曾受到无端的专业指控。三位科学家的行为和结论，虽然最终都得到了澄清，但是，这其间，费歇尔、里德曼和坎特金却不得不忍受旷日持久的调查，耗费了大量时间，精神上备受折磨。
关于科学家个人和机构权威之间的关系，还有我观察到的一种现象。我们的媒体，不论印刷媒体还是电子媒体，在报道一个产生了争论的科学问题时，通常总好像是不偏不倚，给予争执双方大致相等时间和空间去阐述各自的观点和批评对方。表面看来，我们的媒体似乎毫无私心，绝对公正，然而在我看来，恐怕不过是为了促成一场势均力敌的争论，让故事显得更热闹一些。（此外，电视和广播还要留出一定的时段让人们有机会对双方的互相攻击发表意见。）
媒体的这种作风非常容易对科学权威造成系统性歪曲。因为，当一位只代表了极少数人持有的异议或者反对观点的科学家同另一位代表了该领域大多数专家的观点的科学家，在媒体上受到相同的注意时，他们露面的时间大致相同，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科学界真的分裂为大致对等的两派其实并非如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在关于添加氟化物的争论中，这种现象非常突出。某个社区的一位反对加氟的牙科医生，正是由于媒体给他提供了与对立方相等的发表意见的时间，他一个人竟能够否决掉几乎所有其他牙科医生取得一致的十分强烈的专业意见。在1986年拥护或反对拉罗契提案的那场风波中，每当加利福尼亚电视的谈话节目简单地让双方的代表在电视上一对一地辩论时，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在刚过去的这30年中发生的创世说与进化论之间的争论，也证明了这种〃科学权威的假均衡〃现象的存在。创世论者曾一再地宣称科学对于进化的一致看法正在瓦解，他们暗示，科学界已经有很多人现时正在转而信仰创世说。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的。然而，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安东林·斯卡尼亚（Antonin Scalia），在关于路易斯安那州创世说法律的那个案件中，他仍接受了创世论者的那些似乎有理的说法，对判决结果表示了反对意见。〃这些（创世论者的）证言，〃他写道，〃一再向（路易斯安那立法机关的）成员们证实，'有数以百计的'非常受人尊敬的、在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相信创世科学，而且愿意为他们作证。〃
根据一个研究小组的结论，这样一种做法〃传送出……一方同另一方具有相同信誉的信息……可是，常常是一方代表着科学思想的主流，而另一方只是少数人发出的异议……这就使人容易对双方的状况产生误解，似乎他们都得到了同等的支持〃。这就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
接下来，我要谈就知识和不确定性观察到的三种现象。我们知道，通常，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生活中都需要对确定性进行判断，包括事实方面的确定性和道德方面的确定性。此外，我们还知道，许多美国人都把科学看成具有一种宗教那样的绝对权威。也就是说，他们指望在科学中也能找到某种确定性。在我看来，抱有这样一种期望是想错了。因为，它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人类生活领域科学和宗教。科学和宗教两者都是合理的，可是，两者存在着差异也是合理的。尽管如此，按照许多普通人的想法，科学还是应该给我们提供某种确定性，不论在事实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出于这种想法，于是便产生出判断科学知识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道德标准：知识只有以确定性的形式出现，那才是自然的、正确的和正常的。倘若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关于某个问题的知识尚带有不确定性的解谜成分，那便会使人不知所措，感到非常不自然。坦然承认不确定性，那是人们所不希望的。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一丁点不确定性便会成为我们难以承受的重负。当科学上的结论在确定性上稍有不足时，人们便会认为它们在科学性上也有不足。更进一步，稍许一点不确定性，便会导致对有关结论的科学有效性产生非常大的怀疑。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不过，本杰明·保罗（Benjamin Paul）在分析加氟化物争论事件时把他的这种见解用文字表达得特别清楚，因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保罗观察〃。流行病学家和其他公共卫生官员确信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他们当中无人敢郑重地打保票，以百分之一百的确定性保证不会有一人对氟化物产生不良反应。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于是便招来好大一股反对添加氟化物的浪潮。〃保罗观察〃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在实验条件下才能做到的可重复的因果演示，被认为在科学上具有可靠的确定性；而由统计概率导出的结论，则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因为那样的结论，按照统计的定义，就不是完全确定的。对于人们关心的一种现象所作的任何一种统计学描述，不论在统计学上如何可靠，几乎全都不具有百分之一百的确定性。从烟草业在吸烟和疾病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