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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整治，其中重点地开凿了北京到通县的一段、通县到直沽的一段以及
山东境内的运河。这样一来，由于连年内战而长久淤塞不通的大运河，又恢
复了全线通航，承担起每年以百万石计的漕粮运输任务。
隋朝和元朝对大运河的整治开发，当然是为了更便于对人民进行军事统
治，为了运兵运粮进行战争，为了加强对人民财富特别是粮食的掠夺，以及
为了封建帝王个人的游乐；但在客观上，却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促进了生
产的发展和物资交流。正如唐朝诗人李敬方所写的“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
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说：
汴水与淮河相通，好处很多，但对民生也有害处；通过这条河，剥夺了东南
广大地区多少人民的财富呵。这首诗说明，运河是封建帝王为了吸取民脂民
膏而开发的吸血管；但运河的通航，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对于物资交流和文
化交流，对于促进沿河城市的经济繁荣，也有很多好处。就漕粮运输来说，
通过水道，比旱路来得经济，而且运输量也大，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畜力。
这条人工开发的南北大运河，一直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漕运的
主要干线。一千多年来，通过大运河运输的粮食以及其它物资，不知有多少。
1855 年，黄河改道北徙，山东境内的运河水源发生困难后，这条大运河逐段
淤塞，不能通航，渐渐变成了一条死河。
运河淤塞后，腐败的清朝政府和以后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都曾嚷
叫过要整治运河，但都不过是为了骗骗人民和趁机舞弊发横财罢了。光绪十
二年（1886 年），山东巡抚张曜〔yào〕曾经用高价聘请了一位英国工程师
摩利生来中国整治运河，但毫无结果。1918 年，北洋军阀段琪瑞掌权，为了
欺骗人民，也嚷着要根治运河，并特地用高价聘请了美国工程师费礼门、李
伯来、卫根等来中国鬼混了两三年。他们以“治运”名义，趁机和美国广益
公司订立借款合同，结果连测量表、工程计划表也没发表，白白浪费掉八十
五万美元了事。直到全国解放后，大运河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才开始获得了
新生。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已提出了整治运
河的宏伟规划，并且已经开始进行这项艰巨的工作。根据整治规划，不但要
①。。 河北境内的白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运河五条大河在天津汇合，从天津三叉口以下到海的一
段，名叫海河。
拓宽某些过于狭窄的河面，而且还将裁直许多弯曲的河道，并加固河堤。将
来京杭大运河恢复通航后，在这条古老的河道上行驶的，将是各种新型的客
货班轮，用这些近代化的运输工具，代替那千多年来一直行驶在这条河道上
的漕船。
四、唐宋时代的漕运
前面曾经讲过，隋朝对运河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开发整治，使我国中部
东部的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通过人工河道而连接起
来，不但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而且为隋朝以后的漕粮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以到继隋统治中国的唐朝（公元618—907 年），漕运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时建都长安，漕运干线主要由东往西，就是由扬州经淮河、汴河、黄
河、洛水等河系而转往长安的这一段水道。远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 年），
隋朝政府就先后在今河南、陕西等地的卫、洛、陕、华等州，设置黎阳（今
河南濬县东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常平（今河南陕县附近）、广通
（今陕西华县附近）等仓，储存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运转来的粮食。隋灭
陈后，取得了盛产稻米的江浙地区，从此京城长安的粮食，大部由江淮输送，
水路运输更趋发达。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统治后，漕运线路基本未变。因为那
时对漕粮的运输是采取“接运”的方法，在黄河通汴河之口，设武牢仓（今
河南荥〔xíng〕阳县西北），又在巩县东北设洛口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
河船不入洛水，而分别由各该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所以唐初的漕粮年运输
量，仍不过二十万石。如遇水位跌落，船只不能畅通时，则将粮食储入仓内，
以待水涨船通时再装船西运。到了唐高宗以后，洛阳以东才改为“直运”，
即规定江南漕船于每年二月到扬州集中，四月经由淮河进入汴河，六、七月
到达河口（黄河通汴河的进口），这时正逢黄河涨水季节，须等到八、九月
黄河水落后，船只才能转入洛水运达洛阳的含嘉仓。这样，一次漕运需时半
载。洛阳以西，因有三门峡的险要地形，船只上驶困难，则改用陆运。因此，
当时的漕粮年运量仍只有一百万石左右。但是，当时的长安城，却已经是一
个拥有一百万左右人口的大都市了，关中（指今陕西省）地区又时常发生天
灾，农产品是不足供应长安城帝王、官吏和军队的需要的。如何克服粮食供
应的困难，曾引起唐朝统治者的极大重视。据说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
多次“巡幸”东都洛阳（武则天曾长期居留洛阳），除去另有政治、军事的
原因，或者是为了狩猎、游乐外，还包含有东去就食的目的。根据历史记载，
在唐中宗景龙三年（709 年）关中地区遭遇大灾，文武大臣曾建议中宗迁都
洛阳。中宗坚持不肯，但大臣们还是一再请求。中宗气愤地说：“岂有逐粮
天子耶？”意思是说：哪有为了就食而迁都的皇帝啊！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一月，陕郡太守李齐物开凿了三门峡附近的
开元新河，运输比较畅通，以后漕运量逐年增长，年运量最高达四百万石。
但是这种局面不过维持了十多年，到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①后，由
于烽火连年，洛阳一带甚至东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徐州，北到安阳、新
乡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悲惨景象。国都长安城的宫殿、官署、佛寺
①。。 公元755— 761 年，大军阀安禄山、史思明为夺取封建政权发动的叛乱。
和民房也被烧去十分之七八。整个关中地区田地荒芜，十室九空。由于战争
的影响，不但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漕粮运输也不能正常进行。即使运到一点，
费用也高得惊人，当时曾有一斗钱才运一斗粮的说法。不要说军需民食十分
缺乏，就是皇室贵族的粮食供应也很困难。例如唐德宗时，太仓（皇室仓库）
的存粮，曾经出现不足十天食用的紧张状况。宰相韩滉〔huàng〕由外地运到
粮食三万斛，连唐德宗都感激地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公元907 年，唐朝灭亡。接着出现的是“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在这
个时期，由于战争的摧残，农业生产还是十分萧条的。但在后周时，这种情
况开始有所转变。周世宗对于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比较重视，他曾经征调数
万民工疏浚了汴河、蔡河、五丈河等，借此便利漕运。在他的奖励下，农业
生产也开始有所恢复，这为公元960 年建立的宋朝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北宋建都开封。从地理位置说，这个都城更接近了当时盛产粮米的地区，
并缩短了漕运的路线。北宋政府，根据“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精神，对
当时首富地区江浙（相当于现在江苏省南部和浙江全省）的水利，进行了大
规模的建设。先后建成捍海堰、江南海堰、钱塘江堤等，使江浙地区的农业
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宋初还采取了许多奖励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
并且鼓励农民垦荒。宋太宗末年，全国垦田三百一十二万顷；宋真宗末年，
全国垦田增至五百二十四万顷。这些都大大有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此外，
宋朝的造船事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北方的东京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都
设有官办的造船场——船务、船坊；在南方的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
温州、广州等地，也都设有这类官营船场。民间的造船业也很发达，有些船
场具有很大的造船能力，如浙江处州（今丽水县）的造船场，在真宗天禧五
年（1021 年）就曾奉命承造船只六百零五艘。当时的大型海船，有的可载客
五六百名，载货二千斛，船上设有罗盘针等导航设备，造船事业和造船技术
的进步便可见一斑了。
农业的发展、水利的开发和造船技术的进步，都为北宋的漕运事业创造
了有利条件，所以宋朝的漕运量很快地超过了唐朝。每年的漕运量，一般都
在五六百万石，多时还曾到八百万石。为什么宋朝的漕运量这样大呢？这主
要是由于当时北方各省的农业生产，在长期的战争中受到严重摧残，由本地
取给的粮食数量愈来愈少，而仰赖外地供应的数量愈来愈大。不仅都城开封
的粮食需由南方供应，就连南京（今河南商邱）、陈州（今河南淮阳）等地
也开始仰赖于漕粮。其次也由于东京等大都城里聚居着的都是些不事生产的
统治阶级——皇帝、贵族、文武官吏和军队。在这批人中，不仅皇帝消耗着
大量的粮食（光祭祀用酒每年即需糯米八万石）；而且宋朝的官僚机构重叠
庞大，常有一个官五六人共做的现象，做官必须食俸禄，高级官员每月要支
禄米一百石。官吏一多，国家支出的粮食自然就多了。宋朝政府还养着大量
军队（宋仁宗时最多曾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军队的给养也大多仰赖漕
米。有了以上的客观需要，再加上北宋的漕运线路比唐朝要近一半，由淮入
汴，水道畅通，滩阻较少，而且不需接运，所以宋朝每年漕运量，成为我国
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
宋朝主管漕运的官员，在中央政府内是三司使。三司使，是中央政府主
管财政的大员，他的地位仅比宰相（主管行政）和枢密使（主管军事）低一
等，号称计相，职权很大。各路（略等于后来的省）都设有转运使掌管漕运，
因此转运使又称漕司。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 年），北宋的国都东京被金兵攻破。同年五月，
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后来又将国都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
这就是南宋。
南宋控制的疆土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国家每年的岁入却与北宋相
等，甚至高于北宋。这说明农民的负担比过去加重了。同时，南宋的统治者
曾大量扩占官田和公田，土地兼併十分剧烈，使得不少农户失去土地。另一
方面，南宋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也曾采取某些鼓励农业生产
的措施。在农田建设上，曾多次倡办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所以南宋的农业
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尤以江浙等地区最为富饶，有“苏湖熟，天下
足”之称。而南宋的国都就处在这水利发达、土地肥沃的江浙地区，漕运路
程也比北宋短得多。至于湖广、四川等地，当时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这些
地区的粮食，就大多运往沿江各军事重镇，供应军队的需要。
南宋的造船业，比北宋时更为发达。当时的造船中心是临安、建康（今
江苏南京）和平江（今江苏苏州）三个地方。其它扬州、明州、温州、潭州
（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赣州等地也都设有造船场，所造的
车船有的长达二三十丈。
五、以海运为主的元代漕运
公元1234 年，我国北方新兴的蒙古族，攻灭了女真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
金国，1271 年改国号为元，又于1279 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
元朝建都大都，京城的粮食需要量大，同时元朝初年还不断进行对外战
争，也需要供应大量的军粮。这些粮食，主要取自江浙地区。根据史料，元
朝政府一年的粮食征收额为一千二百零一万石。除去腹里地区（现在的河北
等地）的二百二十七万多石以外，各行省共征收粮食九百七十四万石，江浙
行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江西的一部分以及浙江、福建两省）即
占四百四十九万石。这就是说，江浙行省征收的粮食数额将近全国各行省征
收总额的二分之一，占全国总征收粮食数的三分之一强。所以元朝统治者，
对于江浙地区粮食的北运（漕粮运输）极为重视。元朝初年，就着力开发运
河，并注重建造船只，充实漕运机构。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灭宋到至
元三十一年（1279 至1294 年）去世的十五年中，在开发运河方面即有以下
几次工程：
至元十六年（1279 年）派了五千名军人并征调大批民工，开凿大都至通
州的运河。
至元十七年（1280 年）调侍卫军三千人，再次开发通州运粮河。
至元二十年（1283 年）开凿直沽新河。
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疏浚神山河、滦河和扬州的运河。
至元二十六年（ 1289 年）开会通河，从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安
山到临清，与运河相接。会通河全长二百五十里，建闸三十一处，动用民工
三万人。
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开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
百六十里。这条河东连白河（通州至直沽），南接北运河（直沽至临清段），
并接会通河，再南连扬州运河（自三汊河〔今江苏邳县南〕连会通河）和江
南运河（镇江至杭州段）。从这时候起，南北大运河从大都到浙江杭州，又
恢复全线通航。
在船只制造方面，只就漕运船舶说，也有以下几次大批建造：
至元十六年（1279 年）在隆兴（今江西南昌）、泉州等地共造大小船只
三千艘，其中有一部分投入漕运。
至元二十年（1283 年）在山东等三省共造船两千艘，投入漕粮运输。
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又增加济州（今山东钜野）漕船三千艘，并增
加漕丁、漕夫一万二千人。
漕运机构方面，至元年间先后设置南北漕运使司、都漕运司等机构；海
运则设海运万户府、海道运粮镇抚司、都海运万户府等。
运河漕运，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不通，致使漕船不能如期到达。为
了克服河运的困难和補助河运的不足，元朝统治者便对另一条漕运干线——
海道，给予更大的重视。至元十九年（1282 年）元朝政府命罗璧、朱清、张
瑄〔xuān〕等监造海船六十艘，招募漕丁漕夫，开辟海道运输。朱清、张瑄
都是海盗出身，曾替元朝从海道运送过宋朝库藏的图书到直沽，对现在上海
天津间的海道线路比较熟悉。他们所招募的漕丁漕夫也大都熟悉海运情况。
元政府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每人按每户五口计算，发给口粮。这样一来，
海道粮运便逐年增加，由至元十九年的四万六千石上升到二十七年的一百五
十九万石；到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 年）增加为二百四十六万石；元文宗天
曆二年（1329 年）更增加到三百五十二万石。
实行海道运粮后，便利了江南地区粮食的北运；漕船返回时，又将北方
的豆、谷和土特产品（梨、枣等）载运到南方，这对当时南北物资的交流起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对海上气候的变化还不能有效地掌握，
海道线路的情况也不够熟悉，因此，海道运输是十分艰险的。在风、雾和海
盗的袭击下，每年都有大量的漕丁漕夫葬身海底，运粮船只大量沉没；粮食
损失，平均每年以十多万石计。
特别严重的是，在当时的漕运制度上，曾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运粮
过程中，如果因为船只损坏以致损耗了漕粮，损耗由押运官员赔偿；如果船
只漂沉，以致造成船民死亡时，则可免赔。这样一来，许多押运官员就利用
这个规定，每当发现粮船漏水损坏时，宁可置之不问，让它沉没，以逃避自
己的责任。这样就更造成许多船民的无辜牺牲，并增加了粮船的沉没数量。
为了寻找经济、安全的海运线路，从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128—1293
年）的十二年内，海道漕运线路一共变更了三次。第三次的线路是：从刘家
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去经成山角折而
西北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这一条新线路比较以前
的线路短些，快些，顺风时十几天就可以到达。
此外，为了克服海道运输的困难，元朝海运机关曾在至大四年（1311 年）
接受船民苏显的建议，在西暗沙咀设置航标船，竖立标旗，指挥长江入海口
的船只进出。延祐元年（1314 年）又接受船民袁源的建议，在江阴的夏港、
需沟等九处，设置标旗指引行船。延祐四年（1317 年）十二月，又在龙山庙
前高筑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块砌垒；土堆上从每年四月十五日开始（春季漕
运开始于四月十五日），白天高悬布旛〔fān〕，夜间悬点灯火，以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