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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然。他稍事停顿之后，一板一眼地说：
“指导员是一个族类。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葆有特殊的兴趣，特殊的凶狠。要探究其中的秘密，还得细细梳理。作为一个族类，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原初的身份低、文化浅。他们中的多数是农民，少量是城市高中生、初中生。他们的素质普遍比较低。即使是初、高中学生出身，虽然相对好一些，但也都是没有升学希望的末流。我们高中参军的同学大抵全是这个样子。这一特征决定他们最容易接受简单、粗野的东西。”
“不错。”我想起考大学前班级三个参军的同学。他们都是当年的体育棒子，有的是蛮力气，但回回考试需要打小抄才能过关。
“另一重要特征是……”纪成思清了清嗓子。他的嗓音有些沙哑，颇像八十年代的歌星景岗山。不过他的咬字非常清楚，所以像景岗山一样吸引人：“他们皆有对时代感恩戴德的心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文明为前提的。没有文化很难成为社会的上层。像他们这一群人，如果社会按照正常方式发展，多半要在底层受苦受穷。现在的发展方式和传统的发展方式相逆而行，一个‘出身穷苦高贵论’把他们从地上抬到了天上。他们不但永远结束了‘风吹雨打日头晒’的苦日子，而且荫蔽子孙。所以他们和那些纯朴的农民不一样，属于真正融进了统治者机体的一部分。他们从心底拥护时代的统治术。没有这个时代，不会有他们的现在。时代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时代的血液就是他们的血液。愚昧者原始欲望的满足可以使他们产生最原始的偶像崇拜。他们能为这种崇拜献出一切，包括生命。这就是教徒为什么会比文明人蛮勇的原因。”
“对！对！”李双高叫。
付军也点头称赞：“还是这小子厉害。”
“再有一层原因是本能的忌妒。这一群人拥有强劲的体能。但是在文明社会里体能的创造力远远不如智能。即使在他们处于优势的社会里，智能对他们依然充满威胁。不管社会怎样为他们正名，可在实际使用上，有知识总比没知识升的快。十四团一个六二年入伍的大学生升为正营职，成为他们挺长时间的话题。那里有羡慕，更多的是忌妒。对于文化所产生的威胁，他们本能的反应是清除。上面有一分戒备和惩罚，他们得有两分。他们特别希望你倒霉，身边好减少一个竞争对手。”
“我还不明白，这帮小子整起知识分子怎么都像行家里手？”李双问。
“你还不明白专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含义。整人是他们的专修课。他们实际是政治特工、思想特工。其主要任务就是巡查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时代不合谐的东西，随时清队。这一群体的出现是古田会议对军事结构和未来社会结构的创造。和指导员相应的工作者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组织者。整人的训练天天进行，整人术处处相通。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整治，从主要问题的所在到具体的改造办法已成全社会耳熟能详的经典。再笨的人都能背出几条来，何论经常整人者？在农场他们是少数插到我们多数堆里，一碰到异议他们就收敛些。现在是我们单个人进入他们的地界，收拾我们很容易。我看咱们还是小心点。”
“高见！高见！一篇精采的政治社会学论文，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我情不自禁地出来捧场。
“不，不。传世之作还得由你来写。”
“我已写败，在大家面前自愧不如。”
在大家的追问下，我把怎么站哨、怎么被指导员套住，一一说了。
“你太投入，太参与。应当做散人，争取自由状态。也别往前冲，越想表现好越增长他们的权力，越受他们的控制。只要不出大事，挨到锻炼结束，就是成功。”纪成思补充道。
纪成思说的有理。但从另一方面看怎么都是难，除非他们不找你别扭，要找怎么都找得找。李双、张竹林就给团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其他连队或许是因为干部不多事，因而显得天下太平。
而不管怎么说，经过纪成思的开脑，大家普遍升起势单力孤的恐惧感。跳高了是问题，跳低了也是问题。思路于是又回到锻炼时间，我们所能期待的只有“快”了。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周伟一直没有发言。这时他拿出一封信叫我们看，那是一张小纸条，是他女朋友写来的。上面说周伟从上大学答应到大学毕业结婚，从大学毕业答应到农场锻炼结束，现在又答应到下连队结束，时间九年过去，至今遥遥无期。一个二十九岁漂亮的女人因为长期不结婚已遭尽了污辱。她不再相信他的欺骗，决定跟他断绝关系。她随信寄来两根火柴，叫他看后把信烧掉——以此结束过去的一切。
看后我们觉得无限压抑，有的建议周伟找团里师里。可他告诉我们全都找过了。答复是一样的：既然黄了就没有必要回去了；革命军人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现在应安心扎根连队锻炼。
压抑让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所能发出的声音只有李双那句“*他妈的！”
时间已经不早，该吃中午饭了，吃完中午饭还要洗洗澡，每个人还要办点私事，于是大家踅回招待所。
晚饭后，剩下的十几个人聚到了一个屋里。大家最担心、最恐惧的仍然是怕锻炼时间延长。突然从大铺里边发出一声喊：
“施展，你那卦书带来没有？”不用看就知是李双。
“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敢带那玩艺儿？”我说。
“什么书？”许多人问。
“诸葛孔明巧连术。”我答道，并向他们概略地介绍一下它的玩法。
“准吗？”大家问。
“根据我个人经验说话，准。”
“都给谁算过？”
“给政治要人算过。”
“说说，说说，没事。”都催促。
“关于毛泽东，书上说‘蜻蜓飞舞，蝴蝶穿花，青草池塘处处蛙’。”
“什么意思？”齐声问。
“我猜想，是描述了天地合一、气度恢宏的帝王相。”
林彪的是“一轮明月高悬中天，半途而废，可叹可怜。”江青的是“螟腾茅贼，陡生四野。恶之不尽，去之不得。”但我没敢说，也没等我说，王新民悄悄走过来把我叫了出去。
王新民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毕业生，说话一贯神秘兮兮的，带有某种精神病特征。其父曾是南方某省的秘书长，副省级待遇。在高干子弟如林的军工，他的身份使他领不着多少风骚。不过他还是经常被表达欲所激动。尤其他的父亲解放得较早，他的消息来源较多，他更愿意享受这种优越性。只是由于他的诡秘，他的小家子气，军工学生大都不认他。他很孤独。
他和我认识也是偶然。在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学生，除了一大批“可教育好的子女”（所
谓黑五类及走资派的子女），就是全国分到本省、但暂时不能安排的人。只有我和另一个同班同学内定分到省革委会核心办、后来又转到省军区，据说给政委和司令员当秘书。因为“可靠”，所以在连队呆不长时间便被抽到场部办《再教育》简报了。做了“上层人物”，结识的人多了，所受尊敬也多了。王新民和我结识，是因为我采用了他两篇稿。他很有一种知识分子普遍贬值、自我却增值的感觉，不时找我交谈，送来点新消息。我虽然不喜欢他神秘兮兮的样子，但觉得他本质不坏，其消息也还有根儿。一来二去他总把新消息准时送给我。我知道，他这次又会让我欣喜、让他自己流露点优越感了。
可是王新民的耳语，在我的周身撒下了厚厚的冰霜，我几乎能感到皮肤冻僵后的冰冷。他说温玉成总参谋长可能要被罢免，他殃及了我们。因为听说，全国有一大批学生在农场锻结束后被吸收到部队。这是温玉成的主意。他违背了中央从工农中间提拔干部的路线，对知识分子评价过高，安排到重要部门的过多。由此上面做出决定：延长锻炼时间，分配不走大帮哄，成熟一个任职一个。不知为什么，听了这消息我有点信。来前我用《诸葛孔明巧连术》给自己算过一卦，给的结果和林彪的一模一样。我一直挣扎，想摆脱这个命数。但内心里总觉驱不散它的阴影。
王新民和我说完后，一再拍着我的肩膀叫我保密，说这要传出去会惹一场大祸。我口里答应着他，心里觉得他有点神经病。消息能传到他这一层就已经不是秘闻，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瞩咐我一遍就可以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拍我的肩膀特别引出我油腻腻的感觉，以为他像《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商人西普。王新民不觉，临分手又趴在我的耳边秘语：“今天大家说的有点过头。付军只引导别人发泄而自己不说。纪成思形容的未免有点阴森恐怖。真有一天传出去，大家难辞其咎。往后别和他们搅在一起。”好心倒是好心，但我实在听够了。
我不知怎么走回屋的。大家正在玩一种游戏：由于找“银币”找不到，只好掷扫炕笤竺测时运。“把儿”冲下意味着如期分配；“头”冲下意味着期限茫茫。掷的结果多数都是“头”冲下。命运之神真是这样安排的吗？大家悻悻然，再无兴趣谈天，各自回屋躺下，在被窝里品尝黯淡的心情。
十六、 熬住
九月，四栋房屋在狭谷的北山脚下落成，我们锻炼的日期也该结束了。可是分配却毫无一丝动静。干部复原学习班办起后，老连长一走，我的心更显得无着无落。有他在，我的心里相对踏实些。那时我不怕背后有人打我的小报告，我相信，只要这种事情发生，他一定会出来为我说话。他一走，我总觉得陷入到一种充满敌意而又无助的环境里。
其实我和连长并无更多的接触。由于担心其他干部的忌妒，老连长所在之日不多，我甚至避免单独和他在一起。就是他走的时候我都没送给他一点礼物。为此我一生都在内疚，这是我做人的重大失败。
但每次和连长碰头，我都无法抑止自己的亲热和尊敬。连我自己过后都觉得异样，对于其他人，更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印象。原来的副连长代理连长，他和指导员是老乡，脾气投合。他们完全可能联手制造我的难堪。小战士李雪华从通讯员的位置上被打发回来就是个信号。他们对于心路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是绝不手软的。
整天地处于戒备、整天地等待瑞珊的来信和分配的消息却又等不着，我的心几乎枯干了。没有镜子观照自己的脸相，但我感到我的两颊塌陷到只剩下皮包骨了。我形同死人，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同班的几个战士都到博克图逛街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看守营房。一种孤独感强烈地袭上心头，我想借睡觉的机会把它们排遣掉。但一闭上眼睛，各种生活欲念一起涌来，实现不了的渴望加倍使人痛苦。我索性爬起来，靠着行李向外张望。左侧东山坡上杨树、桦树、长满荆棘的灌木丛脱光了叶子，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棵针叶松还留着满头绿发。忽然从草丛中、树根下冒出一股股、一团团白气。它们聚拢、汇合、翻滚奔腾，有如大海的波涛。不一会它们迅速上升，没过了山顶，向四面扩散，弥漫了好大一片天空。起初我还以为起了山火，并离开行李准备下床。可是往远看，同样有白浪奔涌，它们和东山升起的白气扭在一起，冲撞着、交迭着，形成厚厚的一片，最后遮住了阳光。我这才明白，原来以为的烟，实则是云的形成。而不一会儿，整个狭谷的上空全部阴沉起来，一阵阵冷风灌进屋里，让人周身感到早来的寒凉。再过一会儿，从天空中急骤地飘落下雪花。雪花大大的，看样子也软软的，落地后随即融化。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十分惊奇，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竟是如此之早。人置身在每一个时间的皱褶中，总觉得它爬行得非常缓慢。可是每当回首时，恍然中又觉得它流逝得太快。我伤叹起时光无情，还有生命的短促。一个到了三十岁的人不但渴慕事业的成功，而且急切希望世俗生活的满足。而我，一个到了而立之年的人，竟依然困在这里，无所事事。孝敬父母的心愿，接触瑞珊肉体的饥渴，全部都归于空想。我想到古代诗人被贬黜到边塞的痛苦，泪水模糊了眼睛，不由得吟哦：
叶落满地黄，
雪飘漫天白。
流光似水拦不住，
困守边陲又一载。
须长如蒿莱。
只配金甲，
不系绶带，
锤筋炼骨无绝期，
心血熬干难忍耐，
怎奈是秀才。
抬头风刮脸，
举目立山崖，
借问：
父母妻子今安在？
空谷深豁无应声，
泪湿胸怀。
1970年9月13日
随着诗句的流泻，滚烫的泪水顺着两颊下淌。但想到被人发现不好，我止住了激动，擦干了眼泪。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长期耽于此种心境，不要说精神难以振作，就是锻炼的合格证书也难以拿到。那样不但为歧视知识分子的人提供了口实，而且无法向瑞珊交待。我是向她保证半年就回来的。如果不能按期返回，她肯定认为我欺骗她，要重新考虑和我的关系。想到此，我感到十分可怕。我劝自己应当像二连的张竹林那样练就“断念”的功夫。对于未来全都当它是无，或只有信其无。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解脱，走出不安全期。
正当我出神的时候，屋里走进一个人问：
“老施，发什么呆？”
回头看时，是团里的黄参谋。黄参谋比我高不了许多，但敦实得很。宽宽的脸盘，粗大的骨架，憨憨的声音，他的一切都标示着纯朴和厚道。我从心眼里愿意和他聊天。
见他来，我急忙爬下通铺，让他坐下。他没坐，反让我躺到铺上。说着他自己先躺到了铺上，枕着战士的行李，说这样闲谈舒服。我于是重新爬到铺上。他仰着脸对着天棚，我侧着脸对着他。
我和黄参谋只有几面之交，但觉得他十分令人亲近。团里来的人多半都管我叫施大学，可他从不管我叫施大学，而叫老施。说心里话，我讨厌“大学”的称呼。那里看似尊称，实际是立了一座山，把你隔到了外面。其间还很有异类的意思，就如现在所说的另类，但又不如另类。现在的称呼“另类”，不乏对“追求特别”的赞赏意味，那时的异类只指与工农兵不相和谐的人，与时代不一致的人。“大学”的称呼在戏谑之中把你推到了社会异端的位置。因此我很喜欢黄参谋对我的称呼。“老施”意味着消除了一切隔阂，把我当作自己人、家里人。
我问他星期日为什么不回团部。他道：
“凑热闹啊？”
“不好吗？”
“有啥好？平日里嘻嘻哈哈。遇到事不是踢你就是踹他。”
“那你不亏了个休息日？”
“自己找啊！”
“不明白。”
“这就是你不懂了。平时要是在连队呆腻了，我打个招呼就回去了，比别人还多休一天哪！那多舒服，静静的，没人打扰。我就愿意独处，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像现在，两个人聊聊天，多好。跟政委一起回去，不是搀着，就是扶着。再不就得陪着唠嗑儿，找些话题请教，只能装傻，当听众。太累。”
黄参谋辽宁籍，58年参军，与同级干部相比时间较早。后来因为家庭出身是上中农成分，加上自己很爱跟领导提些不同意见，一直不受重用；别人至少是副营职，他还在正连上挂着。对于他这一点，我很好奇，一直想问而没得问。见现在没人能听到我们说话，我终于提了出来：
“黄参谋，不合群，不伺侯领导行吗？我一直纳闷，你参军那么早，职务被压这么久，不想吗？将来怎么办？”
“说不想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