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进《中美日报》社，初任本市新闻版编辑。从1940年2月起，改任《堡垒》副刊主编。这是因为詹文浒从他光华大学的同事姚璋教授那里，知道我在1937年曾经主编过《作品》半月刊，并且看了我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后作出决定的。从这时候开始，随着我职务的改变，我工作的办公桌也改变了，我坐在朱生豪坐的一张双人写字台的对面，开始和朱生豪交谈了。
朱生豪非常平易近人，见面时总是笑笑，点点头，好象怕羞的女孩子，腼腆地埋头工作，很少说话。和他接触的时间久了，我才逐渐认识到他是我们编辑部里唯一的一个“老好人”，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绝不参与编辑同事们对热门话题的争论，更不会对某一具体问题表示一点点褒贬的意见。即使在半夜一起吃稀饭点心的时候，他还是对人天真地笑笑，算是跟大家打招呼，什么也不说。但是第二天，我读到报上他写的“小言”，却是爱憎分明，语言流畅而泼辣，很难相信这些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笔。
跟朱生豪正式交谈，由少而多，由一般而逐渐深入到某一专题，甚至后来我还和他一起出去逛书店看电影，那是从我住在报社过夜、第二天下午在报社编辑部从事日文翻译的时候开始的。我当时先后翻译的是日本川端康成的《文章》和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朱生豪坐在我的对面，他正补译在“八一三”事变中被毁的那几个莎翁喜剧剧本。我们既然面对面工作，而且在空无一人的编辑部偌大的房间里，也就很自然地交谈起来，甚至还谈到他和总编詹文浒在世界书局的同事关系，谈到詹文浒的为人。
詹文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在上海解放时，他是《新闻报》的总经理。他不去台湾，等待解放，将新闻报社的全部资产（包括印制设备）点交给上海市军管会。人民政府给他自由。但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他又企图搭乘火车，转道香港前往台湾，而终于在他上车时被逮捕。当时在报上宣布他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判处无期徒刑，押送青海劳改。他在劳改农场悉心研究中医学，为劳改犯治病，居然一举成名，他解改后，被接到西宁市，专为全省劳改系统的病人治病。大约在1978年前后病殁。
在担任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转至《中美日报》总编辑这段时间，詹文浒肯定已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和朱生豪加入国民党。当时我们看他还是学者风度，非常爱才，能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不仅介绍朱生豪与世界书局签订了译莎的出版合同，将写作“小言”的重任基本上放手交给朱生豪去大胆尝试，还在我因副刊文章得罪三青团而被阴谋暗杀时设法解救我，在我因“共党嫌疑”而被撤消副刊主编后，他为我证明为无党无派，并在后来又聘请我任另一副刊《集纳》的主编（因原主编被汪伪特务绑架），从当时的这些情况看，我们确实看不出他是国民党特务。朱生豪甚至还对我说：“他可能还没有加入国民党。“
1941年12月8日报社被封后，我们都各自东西，互不往来。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詹文浒去了重庆，在报社和高校工作过，还曾当过国民党中宣部普教处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他以“中宣部驻沪特派员”名义，乘飞机来到上海，当了“接受大员”。初来乍到，他曾找到我家里来看我，说要成立办事处，希望我参加，并告诉我朱生豪已经病逝。我因早已在资本家的企业永祥印书馆担任编辑部负责人，任务繁重，无法分身，也就婉言谢绝。此后他成立了办事处，仅仅只有两个人：他请世界书局同事施瑛当了他的秘书，另有一位负责接发电报与重庆联系的，姓盛，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才知道）。三个月后撤消了办事处，詹文浒转任《新闻报》总经理，施瑛也转往新闻报社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的施瑛，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曾经为该社撰写并出版过几种通俗文艺读物。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谈起詹文浒。他说他也不知道詹是特务，也许是在重庆时加入了特务组织吧。他还说，在和詹文浒共事时期，常听到他念念不忘朱生豪的才华，说朱生豪只要能够活着，肯定还会在我国翻译界作出一些前无古人的惊世创举。
我对朱生豪离开报社直到病逝前的译莎和生活情况，是在我看了他的夫人宋清如写的《朱生豪和莎士比亚》一文后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朱生豪1944年12月26日逝世后一周年时撰写，由当时在《新闻报》任总经理的詹文浒转给我。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读完了这篇情深意切的文章，立即只字不易地把它编在《文艺春秋》月刊1946年1月15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上发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宋清如还曾和我通过几次信，并在1996年8月28日亲笔签赠我朱生豪的书信集《寄在信封里的灵魂》。她希望我写一些有关朱生豪与我相处时的回忆录。我表示同意，准备在看望她一次，交换一些当时情况以后再写。但是因为我忙于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直抽不出时间去嘉兴看望她。在接到她的哲嗣朱尚刚寄来的讣告，惊悉她不幸已于1997年6月27日病逝以后，我才不胜内疚，后悔我没有及时抓紧时机去看望她。
我赶紧搜集并研究有关朱生豪的资料。
身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物质条件极差，高度脑力劳动的朱生豪，得不到最起码的营养，以至英年早逝。在朱生豪短短32年的一生中，除了将37个莎士比亚剧本呕心沥血地翻译出31个半以外，只有他夫人宋清如把他写的书信编成一集出版，再没有其它重要的整部著作留下。我想到了和他共事时期他不署名写的大量时政随笔，应该汇集成书。发掘这些以“小言”为总题的散文创作，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经意中创造了一种形式独特、爱憎分明、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战斗力又非常强劲的新闻文学文体，他冒着被暗杀和绑架的危险，为我国文学界和新闻界留下了一份永不褪色耐人学习的宝贵遗产。
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能够创作出这样的精品而感到自豪！
三
朱生豪创作的“小言”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与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汪精卫一伙的殊死搏斗；二是对日本的轴心盟国德意法西斯的刻骨嘲讽；三是向美英和苏联友邦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忠告；四是为一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件表态，如《所望于上海言论界者》（39/10/21）、《怠工事件平议》（39/12/3）、《工部局管理物价办法》（40/4/17）《注意囤积者》（40/5/5），等等。
编选出版朱生豪在60年前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创作的“小言”，主要是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够看到他如何在敌后第一线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敌伪以及敌人的法西斯盟国展开搏斗；欣赏他如何运用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又强劲得象利刃一般的笔，瞄准敌人的要害，予以致命的一击，使凶残的敌人猝不及防，措手不及，难以招架的新闻文学文体。为此，凡是涉及第四类内容的“小言”，以及明显不是（或不完全是）出于他本人观点的作品，都没有编入本书。这样，编选在这里的，仅存20万字左右，约合他“小言”创作全部字数的一半。
欣赏朱生豪写于1939年冬到1941年12月8日的“小言”，从宏观看，可以看到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如何因为结束不了“中国事件”而着急，而想方设法：利用汪伪组织、与德意结盟、签订苏日协定、去美国无休止地“和平”谈判，采取种种不可告人的措施，掩盖它偷偷南进，最终达到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对美不宣而战的目的。而在欧洲，可以清楚地看到：希特勒的闪电战在炫耀一时以后，一旦转向苏联，曾几何时，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坑，显示出德意法西斯那种夕阳西照，即将没落的晚景。
欣赏朱生豪的“小言”，从微观看，则需要细心地揣摩和品味。以1939年11月3日的《日本与“中国新政权”》一文为例。作者在谈到日本对汪精卫政权的政策中所说的什么“尊重中国主权”啦、“避免干涉中国内政”啦等等这一大套胡诌时，明确指出，“这种话的价值，不会高过于写着它们的纸”。作者用纸的重量来比喻说话的价值，多么实在而又绝妙的形象！再如那篇发表在1941年10月13日的文章《狗咬人的新闻》，作者索性把傀儡政权“满洲国”说成是一只咬人的狗。文章先表白一个前提：“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然而有时却也不能一概而论”。紧接着摆出一个事实：“例如轴心国承认僭（伪）组织不是新闻，‘满洲国’不承认波兰政府才是新闻，然而那新闻却是应该归入狗咬人中去的”。仅仅用了两个“然而”，寥寥数语，却毫不费力地勾画出了一副仰人鼻息，与狗崽无异的奴才相，多么生动而又自然！类似这样的“小言”，需要我们细心揣摩和品味：作者是通过多么敏锐的视角，从当天接触到的新闻中撷取题材，用最最精练的文字，最最形象的比喻，迅捷运笔成文，在传递信息的同时，给人以奇妙而惊喜的艺术震撼！
这正是朱生豪“小言”的独特之处，这也是朱生豪创作的“小言”能够冲破时间的界限，长期存留在世的生命力所在。
1999年3月8日
弄巧成拙
（1939年10月12日）
在恶势力笼罩下的“此时此地”，要说几句良心话确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报因秉持正义的立场，致为某方所嫉视，多方破坏之不足，在我们新复刊这几天，又发生了有计划的趸购和抢劫，人之无赖，一至于此，可怜亦复可笑。
于此我们可以向读者告慰的，卑鄙的阴谋和暴力决不能挫折我们向恶势力作战的勇气，反而促使我们与读者间的精神上发生更密切的联系，观于这两天来读者不惜以较大的代价争先购买本报，便可以证明某方的弄巧成拙，徒然为我们做了一次义务宣传而已。
昨天是本报复刊后第三天，某方仍有拦截布置，但因租界警务当局，保护周密，损失极微，我们为恐防读者向隅起见，继续添印至十时左右，务使暴徒奸计，无由得逞。这两天本报虽遭意外，销数始终在十万左右，读者的爱护，使我们感奋莫名，愈加相信正义的力量可以胜过一切。魑魅的伎俩，何足道哉！
正义自在人心
（1939年10月13日）
一个缺乏理性的人，在明知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往往不惜借助于卑鄙阴劣的手段以遂其中伤他人的目的，这种手段也许是十分恶毒厉害，然而明眼人一望而可知其无一哂的价值。据今日《大美晚报》载称，在本报复刊之前，汪派曾致函工部局西董，诬称本报为发动恐怖事件的机关，要求令本报永远停刊，可谓极荒谬之能事，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技止此矣。
我们曾一再声明，本报以正义公道为立场，对于任何一方无所偏爱，凡反乎正义公道的行为，一律加以抨击。在目前的中日战事中，无可讳言地我们是寄同情于反侵略的一方。我们知道在此时的环境下，发言有许多不便，为顾到租界当局的困难起见，我们始终愿意竭诚合作。过去虽连遭两次停刊处分，但我们光明坦白的态度，仍为租界当局所谅解，汪派的恶意毁谤及胁迫，也不能蒙蔽工部局董事诸公的灼眼，可知本报之仍得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和读者见面，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至于说到指使恐怖行为，那么试问孤岛上层出不穷的拥护正义人士的被暗杀事件，是出于何人之手？以漫无佐证之言作含血喷人之举，自欺欤？欺谁欤？
我们敢正告对我们怀有恶意的汪派：本报是有全上海数百万有良心爱正义的中外人士为后盾的，即使他们的诡计得逞，本报真的永远停刊，我们相信必有无数如本报的报纸，会继续发刊；更退一步讲，即使言论自由在今日的孤岛上已绝对无存在的余地，我们仍坚信每个人心里的正义之感也是无法将其扑灭的。中国人民受了这两年多来的教训，是非之辨，忠奸之分，正看得明明白白，纵令用尽种种威迫利诱的手段，也不过显出来自己嘴脸的狰狞可怖而已。
日军的敬意
（1939年10月19日）
据说大日本的皇军在完成“歼灭”华军的计划以后，居然那么慷慨地仍旧把湘北各县“还给”华军；据说他们的退出中山，是因为表示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想不到日本的军人经过这一次炮火的教育，居然变得那么宽宏大量。牺牲了多少士卒，损失了多少金钱，能够换到这一点“精神上的收获”，那么也许这次战争在他们方面还不是白打。
可是事实胜于诡辩，华军在湘北大胜之后，赣北山西，复有连续奏凯的捷报，华南方面，琼岛华军又有克复临高之讯，不知他们对此又将作何解释，或者又是在对什么人表示敬意吧！
保证与行动
（1939年10月22日）
日军当局最近又向《纽约时报》上海代表作了一次保证，说是他们的军队以后决将尊重美国在华权利。这种话不是第一次说，也许我们可以不必加以注意，可是我们看到日本对美国另眼相看，屡次把“日美亲善”一类话挂在嘴边的那种谦恭的态度，可见她始终对美怀抱戒心，不敢轻易开罪。然而保证自保证，事实自事实，嘴上尽管说得怎样好听，而侵犯美国权益的事，仍是不断发生。六百余件未解决的日美悬案，可以证明日方的保证始终缺少诚意。时至今日，它的话正根本无信用可言，格鲁大使前日所发辞严义正的谈话，可以表明美国对日的舆情，已经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决非一两句搪塞的甘辞所能了事。就近而言，沪西界外马路日伪的猖獗，不但对于该地各国侨民（包括美国在内）的权益是一种威胁，并且直接影响到租界本身的安全，美政府已表示准备以武力防卫的坚决态度。可见日人所作的种种保证，没有人再会去重视它，以后也尽可不必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无聊的恫吓
（1939年10月26日）
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青年文化反共行动委员会”的团体者，昨向本报广告户发出无聊的恫吓，并指称本报为共党份子所操纵。某方屡次用种种卑劣手段希图破坏本报，可惜公道自在人心，正气非可威屈，其阴谋诡计，终未得逞，失望之余，乃以流氓的姿态威胁本报的广告户。这一付穷形极相，使我们不觉其可恨，只觉其可怜！
本报在孤岛上与读者维持接触，迄今将近一年。我们的立场如何，宗旨如何，有过去一年来的事实，可为复按，读者早已了然在胸，也用不着我们再事反复声明。至于他们所说本报被租界当局认为非法出版物，则前次本报遭暴徒拦劫的时候，曾蒙租界警务当局出力保护，即此一节，已可以证明其为欺人的鬼话。好在本报广告户都是深明大义的人，对于这种恫吓，一定会一笑置之。上海租界虽处于特殊环境之下，仍然有完整的法治，决不会容暴徒任意横行的。
越界筑路交涉
（1939年10月27日）
僵持多时的沪西越界筑路交涉，至今尚未获得具体的结果。据说工部局已准备向伪市府当局提出具体建议，其内容如何，则尚不见公布。我们不敢妄揣工部局是否果真有向日伪妥协的决意，但这问题的关系实在太大了；影响所及，决不仅仅是沪西越界筑路一区的问题，整个租界的秩序与安宁，势将受其后果。“歹土”之成为“歹土”，尽人皆知是受何人之赐。要是再容彼方势力逐步侵入，则无异直接威胁到租界的心脏，租界内数百万居民的安全与自由，均将失去保障。某方过去对于许多手无寸铁的文人，如朱惺公吴志骞等所施的毒手，已经使正义之士同声愤慨，今后工部局如再向他们让步，则此辈势必愈无忌惮，恐怖案件更将层出不穷。我们希望租界当局为维持自己的权益与威信，能始终坚持不妥协的立场，拒绝作任何卑屈的让步。我们更希望全体市民，为保障自己的合法生存，一致促请当局予以严重的注意。
可谓“圣之时者”矣！
（1939年10月28日）
国际政治舞台上第一位偷天换日的魔术好手希特勒，他的出尔反尔的行径，早已把全世界人搅得眼花缭乱。从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起，一直到现在的积极反英，这一幕惊人的把戏，更把国社党圣经《我的奋斗》（注1）上的金科玉律根本撕毁了。我们回忆国社党的勃兴，可以说是经英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他们的东进政策上，始终认定鲍尔希维克（注2）为最大最凶恶的敌人，而屡屡以反共急先锋自命，英国亦唯其对之深信不疑，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