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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对之深信不疑，故有近数年来因绥靖政策而肇成的几许错误。在局面已经完全改观的今天，敌人不再是敌人，友人不再是友人，《我的奋斗》势非完全改写不可了。记得早两星期曾有德国停止该书发行的消息，在修正版的《我的奋斗》里，此君究将如何自圆其说，倒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而今天说过的话明天不算，希特勒也真可谓“圣之时者”矣。
注1：《我的奋斗》是希特勒为标榜自己所写的书。
注2：“鲍尔希维克”即布尔什维克。
日本的迫切要求
（1939年10月30日）
日本方面宣传，中国政府不能继续抗战，希望美国政府出场调解中日战局；但在明眼人看来，那只表明日本政府，不能继续对华作战，所以希望有一第三国的政府，出来调解，从速结束“中日事件”。日本政府在过去多次声明中，从不允许第三国的政府，干预“中日事件”，如今在其故意造作的谣诼中，却提出第三国斡旋一点，这可算是日本求和姿态上的一个媚眼，也可表明目前日本求和心理的迫切。然而第三国的政府，不肯受其利用，从中斡旋，又怎样好呢？于是又来一个谣言，宣称苏联进兵新疆，并对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其言外之意，一似第三国政府，这时候若不去从速斡旋中日和平，苏联就要赤化全中国了。这样的宣传，又只表明了日本求和心理的迫切。日本的这种表示，乃是给予努力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大好消息，瞧着吧，再隔若干时候，日本真正对付不了，那么除了恳求第三国的斡旋外，也许不得不接受中国所再三声明的“除非日军全部撤退，中国决不言和”的先决条件了。
美日关系的基本认识
（1939年11月2日）
日本真是太苦闷了，对于中国政府所取的“和平攻势”，既然一无成效，而在对美的外交上，尤其显出他手忙脚乱的一副情急的可怜相。一会儿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地宣传野村格鲁的谈话即将举行，一会儿外务省又来了一个彻底的否认。倘不是日本报纸在白日见鬼，那么一定他们的外交当局有些神经错乱得语无伦次了。
当然他们的苦处我们是不难加以谅解的。宣告废止的日美商约，三个月后便要正式失效了。我们知道日本由外输入的军需原料，最大多数是取给于美国，这样一来，他们的侵华迷梦势将无法做下去，也难怪他们要寝食难安地企图使该约复活了。
然而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毅然的举措，其原因为日本侵犯了她的在华权益，破坏了她的“门户开放”及“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基本政策。废约的动机既然在此，那么现在日本的态度和行动有没有改善得可以使美国重行考虑再订新约呢？倘若没有，那就根本谈不到美日关系的好转，所有日本的种种哀告恳求或甚至无聊的恫吓，亦终归于徒然而已。
日本与“中国新政权”
（1939年11月3日）
《朝日新闻》载日本对于汪精卫行将组织的“中国新政权”，其政策有十要点（见今日本报路透社电），我们不难从这十要点里看出这所谓“新政权”者，究竟是什么东西。固然表面上的好听话不会缺少，什么“尊重中国主权”啦，“避免干涉中国内政”啦，然而这种话的价值，不会高过于写着它们的纸。也许说话的人自己听了会因自己的宽宏慷慨而感动得流泪，可是要拿来欺骗别人，那世上似乎还没有这样易于受骗的人。第一我们看这所谓“新政权”是在日本“无限制的援助”及“期望”下产生的，那么它除了仰承鼻息之外，要说是能独立自主，岂非强其所难？一面希望“新政府”进行其独立政策，一面又说是在“需要”时“不吝予以任何之援助”；一面因避免发生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而不遣派政治顾问，但“新政府”如“愿意”时，仍准备派遣财政顾问。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说的“需要”，是谁的需要？所谓“愿意”，又是谁的愿意？
汪精卫之为华人所共弃，已是一件铁铸的事实。在日人卵翼下的任何傀儡政权，都绝对不能代表中国，也已经为举世所共喻。如果以为掮出一个汪精卫来便可以收拾这场无法收拾的“中国事件”，那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马相伯先生的精神
（1939年11月7日）
马相伯先生之死，全国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一致震悼，国家少了一位元良，后生失了一位楷模，在此时此日，尤其使我们感到斯人的溘逝，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然而我们所要纪念他的，并不因为他是一位百龄人瑞。一个人倘使偷生苟活，无所贡献于社会国家，那么他的长寿无宁是一种浪费，根本不值得我们的重视。然而我们纵观马先生的一生中，如一手创设复旦震旦两大学，兴办各种慈善事业等，孜孜兀兀，无时不以造福社会为前提，作育人才为职志。抗战军兴，他老人家以垂暮余年，翊赞政府，松柏之志，老而弥坚。以视利令智昏，变节事仇之流，其贤不肖真不可同日而语。马先生现在死了，然而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堂堂的人。他在未死之前，时时以国事为念，我们所可以告慰马先生在天之灵的，也惟有益自惕厉，努力当前的责任，以求最后胜利的早日实现而已。
日本西园寺将晤阿部
（1939年11月15日）
日本盲目发动侵华战事，中国固然蒙受无可计数的损失，但他自己也食到了恶果。既没有大澈大悟立放屠刀的勇气，倘再继续前进，非但力有所不能，而且泥足愈陷愈深，势必至于全部崩溃而后已。眼看着欧战这一个绝好的浑水摸鱼机会，苦于受到中国的牵制，简直动弹不得，其心中的焦灼，不言可喻。
我们看看他所谓“结束中国事件”的方策是怎样的？一面提出一个无聊政客汪某来组织所谓“独立自主”的不三不四的“中央政府”，一面哀求与恫吓双管齐下地希望与第三国成立妥协；然而前者既不足以代表中国，后者在日本未放弃其独霸东亚的野心以前，也决无成功希望。要知中国是抗战的主动者，要结束战事而撇开了合法的中国政府，却去假手于傀儡，求转圜于第三国，其根本观点也陷于重大的谬误。即使傀儡政府成立了，第三国也和日本妥协了，而中国抗战如故，则日本终难自脱于泥淖，“结束”云何哉？
据说日本元老西园寺公，因忧虑日本现时的形势，将与阿部会谈国事。西园寺老成谋国，其识见自当高出于浅薄浮躁的柄政诸臣及叫嚣跋扈的少壮军人之上，我们希望他能看到根本症结所在而谋真正的解决之道。所谓真正解决之道者，无他，尽撤在华军队，归还所有属于中国的领土。能如是，则中国亦必将释嫌修好，共谋东亚真正的永久和平。
毒质极重的烟幕
（1939年11月25日）
汪精卫机关报《中华日报》二十三日社论，从表面看去，好象汪精卫对于自己的迷梦，渐知醒悟，渐次从日本顺民的地位，转变过来，而敢和主子说几句良心话了。实则，汪精卫的一切，包括汪精卫的生命和灵魂在内，都在日本军部掌握之中，日本军部不授意，汪精卫决不敢大胆。昨日日本陆军发言人声称，认为该论的“其他各点，日本方面之意见，与汪精卫相近”。更显明汪报的言论，实为奉命而行，其目的无非欲使汪精卫，因此一段漂亮话，略得一点民心，乃是毒素极重的一个大烟幕。汪精卫倘真正替中国人民和中国主权着想的话，就该立即悔悟，放弃其主和谬论，回到中国全民族一致的抗战到底的立场上去。大丈夫知过能改，未始不“回头是岸”；不此之悟，反用其阴险手段，作进一步的蒙蔽，汪精卫能蒙蔽自己的天良，其如不能蒙蔽全中国人民的耳目何！
如此“新秩序”
（1939年11月27日）
据南京金陵大学副校长贝芝博士报告，南京及其附近一带在日人的毒化政策下，吸食鸦片海洛因等毒物的人数，占市民总数三分之一以上，毒发身死的人，在南京一地每日就有二三十人之多，可谓惊心怵目。根据调查统计所得，南京有公开售毒所三十处，每日售出鸦片六万六千元（实际销耗量还不止此数），纳税烟馆共一百七十五所。伪当局挂着“禁烟”的牌子，每月由鸦片方面获得的进益，达三百万元。海洛因虽为伪当局所禁售，但仍在日本浪人的包庇下大批销售，受毒者不下数十万人。
于此我们可以知道，日人所宣传的“东亚新秩序”，实在就是灭亡中国民族的代名词，其手段的恶辣凶狠，殆较杀人放火为犹甚。而现在在那里附和日人，高唱和平论者的居心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
无法沟通的苏日关系
（1939年12月5日）
日本因国际地位完全孤立，不得不虚心下气地向苏联进行勾搭，照他们自己方面的宣传看来，好象一切均可迎刃而解的样子。可是看吧，他们自己的报纸已经吐露出谈判前途棘手的暗示来了。据东京《都新闻》评论，苏联要先在基本原则上获得谅解而后可解决具体问题。而日本的希望，是先解决具体问题而后再谈基本原则。所谓基本原则上的谅解者，无非要日本放弃反共的标榜。苏联在谈判上处于较日本有利的地位，如果说一面缔结协定而一面仍容忍对方反共，当然世上不会有这种噱头。可是依仗“反共”二字的符咒以催眠国内民众，欺骗国际视听的日本，如果一旦出尔反尔，非但无以自解于国内及举世之人，而两年多来毫无结果的对华战事，也变成师出无名了。日本的军人为了维持其濒于没落的命运起见，决不会容许此事的发生。然则苏日谈判之能否顺利进行，也就不问可知了。
英国畏惧日本吗？
（1939年12月8日）
日本报纸揭载须磨所发关于英国截留中立国船只所载德国输出品的谈话，中有英国对日本深抱畏惧，如与日本发生冲突，直如磁器之不经一击之语；并称英外次勃特勒于答复日本抗议时，曾声明英方将尽力对运日的德货作适当的处置。该段谈话的记载，虽经须磨本人认为渲染过甚，但日方蔑视英国的狂妄态度，可见一斑。按前两天曾有一个消息，称英政府已决定不截留运往日本之德国军火。当初我们以为这消息如果属实，则也许是英国外交上的一种手段，因为不说“德国输出品”而单提“军火”，事实上德国正在作战，如何有多余的军火可以供给日本？但现在伦敦负责方面已对此消息根本否认，可见英国立场的坚决，断非日方几句恫吓所可变更。而所谓“英国畏惧日本”者，无非是一种夜郎自大心理的表现耳。
日军发言人谈话
（1939年12月9日）
日本军人之看不起英国，由来已久，当然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英国政府一贯的退让容忍政策的结果。欧战发生，尤其使日方跃跃欲试，认为将英国逐出远东的机会已经到了。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容易，英国虽然受到欧洲方面的牵制，而在远东方面的政策却依然一本既定原则，并无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而奉之日本的意思，这当然使那一方面大不乐意。甚至于日本因运日德货遭英国截留而提出抗议，声称将以同样手段加诸在远东的英国商轮，以为报复，所得到的结果也只是一个不理会，难怪他们恼羞成怒，而有昨天日军发言人在北平的另一次反英谈话。
那位发言人在接见傀儡报纸的记者时，除申斥英国的“自私”与“可怕的阴谋”而外，还自夸曾在美国大学毕业，旅外多年，熟悉世界情势。我们所为他感到可惜的，是他不曾用同样长的时间在日军枪刺势力所不及的中国内地旅行，那么他也许会对中国情势也可以熟悉一些：他要是看到了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涨，一定会明白战事的结束不结束，决非任何外国政府所得“左右”。中国看破了日本灭华的野心，为求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奋起抗战，以求主权领土的完整。英国人之以相当程度支助中国国民政府，无论其为出于人类同情或仅系为自身着想，但因利害一致，中国当然将视之为友。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认得清清楚楚的真理，只有日本军人现今还在执迷不悟之中。
傀儡戏的幕后
（1939年12月18日）
南北傀儡政府又在北平举行了一次阴阳怪气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汪精卫被摈门外，而所谓“新中央政府”者，也显然不是他们所热心讨论的题目。一般人以为汪某上台的如此不易，是南北两个既成傀儡政权作梗的结果，其实“事实并不如是简单”（梁鸿志答《北平新闻》记者语）。日人而果真有心扶植汪某，王梁之流即使心里不乐意，也只好委委屈屈地退让“贤路”。如果说他们能阻挠“中央政权”的实现，未免把他们看得太重，忘了他们是无意志无实力的傀儡了。大家都知道在所谓“临时”与“维新”的背后，都各自有不同的牵线人，他们都想利用现存的局面，巩固自己的地盘，而以太上皇自居，正象关东军在“满洲国”的地位一样。因此即使成立一个在名义上统一的傀儡政府，也决非他们所愿。明乎此，然后可知汪某这次甘受全世界舆论的痛骂，而干这种叛国的行径，结果除了自己封了个“主席”，聊以慰情之外，连王梁之群里都挤不进去，可怜也算是可怜到着底了。
日本军人的跋扈，已非政府所能控制，日本政府虽然一心希望“和平”，但在现时的局势下，非但和平杳不可即，自身崩溃的危机也只有日益加重。轻举妄动的结果，必然会走上毁灭的路。
乌拉圭海外的悲壮剧
（1939年12月19日）
德国袖珍舰斯比上将号，于十三日为英舰围攻，发生激烈海战后，避入乌拉圭港内。消息传来，该舰突于前日驶离港外，自行放火凿沉。毫无生气的欧洲战事，有了这一回壮烈惨剧后，自然使世人的耳目为之震动，而德国政府也无疑地获得了一个大好的宣传机会。按照国际公法，该舰不能在中立国港内久留（英国方面对于乌拉圭政府似乎也施过相当的压力），而港外英法军舰环伺，众寡之势悬殊，与其以舰资敌，还不如自行沉没之为愈。这种舍生取义的悲壮的心理，即使处于对敌地位的英法，也不能不对此感叹钦佩吧。
在中国的抗战历程中，表现出这种同样精神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已经不少。然而可为遗憾的是，尚有一批失败论者在发动抗战的时候，未尝不也是跟在别人后面高呼动听的口号，甚至比别人喊得更起劲激烈。可是因为认识不清，意志动摇，以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前，所以虽然光明的前途明明展开在眼前，却会丧心病狂地卖身投靠。在他们的心目中，看来也许斯比号上的人员都是其愚不可及的吧？
一句废话
（1939年12月20日）
“中日战事的延续，不但有害于中国，且亦有害于日本”，这是日本政友会领袖久原房之助说的话。像这一类话，我们已经从所谓“和平论者”的笔下领教过不少了。兵凶战危，当然谁愿意战争，然而战争有侵略与自卫之分，决不可相提并论。日本劳师动众，以图遂其独霸东亚的迷梦，在泥淖中转战了二年多，闹得民穷财尽，丝毫不能获到一点“战胜者”的利益，咎由自取，夫复何言？至于中国，虽然沦陷了一部分土地，牺牲了不少生命财产，然而这种牺牲是有光荣的代价的。一团散沙的中国民族，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为祖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日本愈战愈衰，中国愈战愈强，虽然明知战下去将有更大的牺牲，然而这许多月来艰苦抗战的结果，最后胜利的实现已一日近似一日。当然中国人决不会到这时候，再重新不战而听任日本支配的。
久原之流，虽然在日本政党中有相当地位，然而政党势力之在日本，已成强弩之末。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了这种表示，就认为日本真有诚意求和的意思，充其量不过又是一句废话而已。
日本的盛情
（1939年12月21日）
日本有一位众议员名叫笠井重治的，向美国作广播演说，称述美日合作的必要，请美国人“不要把日本驱进希特勒和斯丹林的怀抱里”。我们很怀疑这句话能否打动美国人的心。回想当初德日初缔防共协定的时候，日本那种捧着希特勒照片狂吻的情状，尚宛然若在目前，曾几何时，德国得新忘旧，弃之若遗，难道它还好意思钻进他的怀抱里去不成？至于苏日之间，本来只有利害上和主义上的冲突，虽因情势所迫，日本不能不向苏联大送秋波，可是苏联对于它却始终只有不即不离的冷漠态度。不但商约的签订至今尚只是一句空话，即小小的渔业问题谈判，也未有顺利进行的征兆，至于所谓缔结互不侵犯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