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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也不容易走出这个怪圈。他实行论资排辈安排干部的办法，虽然老套，却也是梁山泊这个刚刚成长壮大的企业的权宜之计，或许晁盖也知道这样做会挫伤一些职工的积极性，可是其正面效果却是避免了干部队伍中的人事纠纷。对于王伦集团的留用人员，除林冲外（因为林冲在铲除王伦的政变中，是立了大功的），晁盖基本采取了让他们坐冷板凳的措施，统统放到了基层。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朱贵他们大概也深知这个道理，自己历史上有追随王伦的污点，被留用也就不错了，从没有闹过关于级别待遇的意见。梁山后来上山的人，各自有各自的特殊情况，或许是晁盖没有考虑到的。这些人都有些入股的味道，因为他们都是一股一股入伙上来的。这样，晁盖原来安排干部的办法就有了松动，也就有了另外一个标准，即看你入股多少。这样，花荣就钻了一个空子，按照书上的情节，本来是宋江带着花荣王英燕顺黄信秦明等一大帮人上山的，可是半路上宋江回家了，他就把带路的事儿交给了花荣。这样花荣就成了这一帮人的领头人了。所以，他的位置也便靠在了前边。写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忌妒，你花荣这个带路人纯粹是拣来的嘛，要是宋江让别人带路呢？这里边不就没你花荣的戏了嘛。话是这样说，花荣带路是偶然的，可宋江让花荣带路却是必然的。老宋就信任花荣啊，这么多人上梁山，谁带队啊？交给你们别人我不放心啊。大家都别眼气。宋江当了第一把手之后，干部政策随之改变。对晁盖的老班底，宋江做了一些局部调整。他留下了吴用，这是一个技术型人才，梁山上的一些经济政治布局，离不开他的谋划。他是必须留在常委里的。还有一个公孙胜，原也是常委里的成员，但是排座次之前，他就告过一段长假，说是去看他师傅，打高唐州的时候李逵和戴宗费大劲才把他请回来。公孙胜这是闹情绪，其中原因一定是人事上的，他或许不满意宋江的干部安排。如果按照一个聪明人的心态来分析，公孙胜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掺和过多，矛盾会更加深了。所以他不管事，想请假就请假，落得一个自在。如此分析，公孙胜是有大聪明的。宋江也乐得这位道爷不管事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余下的晁盖班底，如阮氏兄弟，就没有安排高级别，但是也不太低。总归他们弟兄三人，人多，不好都得罪。还有一个刘唐和白胜，都是参与了黄泥岗劫生辰纲的老同志了。刘唐的位置向后排了，白胜大概因为有在狱中变节的那一段历史问题，虽然向上级领导都说清楚了，可这是不能原谅的，干脆做了一般的基层干部，倒数第三，跟时迁一个级别了。
而这场权力重新分配中，花荣的位置是第九位，明显是进入了核心领导班子了。这是宋江的刻意安排，是宋江用了心思的。可是，依他的作为与贡献，他是不应该坐到这个位置的。可是这是宋领导的安排啊，别人能怎么着？你能说宋领导任人唯亲？宋领导说了，你莫非还让我任人唯疏不成？
我们日常生活中，花荣这样的干部不少。其实他们并不用干什么，他们的待遇总是很好。一些出头露面的事情，他们也都能赶上。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与第一把手，或者董事长关系密切。你绝不能眼气这些人，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马屁精不同。他们大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他们比一般人的能力强，他们的人格也不低下。提拔他们这类人，只是领导的意愿，或许他们自己并没有努力地争取过什么，但是领导总是把好处给他们。现成的例子，我认识的一个同事，他参加工作比我晚得多，他的机关工作经验也未必怎么样，可是领导就很赏识他。于是，他的官路走得很顺当，尽管他进入领导班子之后，只是一个位居第五的人物，可是领导把人事权力给了他。而且单位里的一些重要的活动，一次也少不了他。单位的人都很尊敬他，可又说不清楚他到底什么地方值得大家尊敬。他能力一般，水平也一般，这的确是一个不好说明白的人物。
这似乎就是花荣现象。
有一个学问很大的朋友对我分析过这种人物情况。这种人物，一般来说都很忠于上司，如果不是人品上出问题，一般来说是不会给某个环境带来危害的。可是话反过来，如果这种人物品质上出了问题，那么他们带来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谈歌想，花荣应该在人品上是靠得住的，因为他的脑袋一直长在宋江的脖子上。自从结识了宋江，他的脑子似乎就没有思考过。宋江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以至于宋江死了，他活得也就没大劲了。这应该是他上吊的第一原因。
南国“就食”
程绍国
程绍国１９６０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１９６１年９月底，郭小川派人把林斤澜叫到中国作协。郭小川那天脖子上锁着一条鲜红的领带，领带结粗大。人很有精神，很有激情的样子。他吩咐林斤澜和刘真一起，奔赴四川成都，会合前辈作家沙汀、艾芜，访问贵州，主要是访问云南。日期行程，到地或分或合，一概宽松自由。郭小川又用闲谈口吻，说到沙汀、艾芜都是短篇高手，艾芜抒情，沙汀乡土，刘真不是也短篇也抒情吗？而且指出，林斤澜着重跟沙汀，刘真跟艾芜。
后来的作协官面文件上，有“让青年向前辈学习”、“给两代作家交流的机会”云云。林斤澜当时心想，这不是到西南“嘻嘻”吗？——“嘻嘻”是温州话，当年“旅游”这个词还没有生产出来。
不料，时隔３６年后的１９９７年，林斤澜又访问贵阳，当年负责接待的胡维汉，已是贵州省文联主席。胡维汉说当年中国作协给他们的介绍信中，有两个字一般不见于公文，因此入脑不忘。这两个字是“就食”，“就食分会”云云。林斤澜说，“就食”，当是郭小川的笔墨，看来不仅是作家活动，解决“吃”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小川诗人用心良苦。
林斤澜说，郭小川比他大４岁，但政治资格老。延安时，在三五九旅当过王震的秘书。１９５５年担任中国作协秘书长，次年兼任党组副书记。是作协中比较天真、正直的一个人，还认为“在作协工作就要有创作”，他和时任作协一些负责人有隙，因此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或者说，他是作协高层中比较痛苦的一个人。林斤澜说，１９６１年，郭小川正急着离开中国作协，他却干了这件事。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四人帮”已经完蛋，郭小川即将仰天长啸的时候，可是他在河南安阳的一个招待所意外死亡。他长年痛苦的积习，是喝酒、猛吸烟、吃大量的安眠药，那天药后烟头点燃了衣被，窒息身亡！
林斤澜认为郭小川死得可惜，因为中国出色的文艺官并不多。
林斤澜说，刘真是个特殊的人，特殊的作家。１９３９年，她９岁当了红小鬼，曾被伪军抓过、打过，折磨过。建国前一直过戎马日子。但她每天坚持学五个字，后来便坚持写日记，１９４８年，写了两篇通讯。１９５２年，进北京的文学讲习所进修，当时每个学员都有一位老作家指导，刘真的老师是严文井。林斤澜说，和他一起访问西南之前，刘真已经出名，那时她有影响的作品是《好大娘》、《春大姐》。她后来的代表作是《长长的流水》，这是西南回来以后写的。女作家中，刘真的成就，在茹志鹃之上。
林斤澜说，刘真是个责任感、创作欲很强的作家。她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性格直率、单纯、大爱大恨，动不动告状。她告过好多人，包括她的首任丈夫，她丈夫是文学讲习所的一个行政股长，材料竟是对她说的私底话！她似有一个神经质的毛病。西南回来后，刘真状告林斤澜叛国出逃，“文革”中林斤澜被弄得苦不堪言。这是后话。
林斤澜又说，大体上说，刘真是个好人。
话说林斤澜和刘真到了成都，见了沙汀和艾芜。沙汀对到黔滇去，兴趣不大。是艾芜动员了他。他总是显得勉勉强强的。沙汀艾芜齐名，沙汀原姓杨，艾芜本姓汤，两个姓氏都带着《易经》的“易”。后来用的笔名都是两个字，一位两个“水”旁，一位两个“草”头。两位同是四川人，同年（１９０４）生，同年同月（１９９２年１２月）死。青年时，是成都师范学校同班同学。困顿时曾教书，又同是混饭吃，志趣从来同在文学上。三十年代，同在上海参加左联，“出道”就同是左翼作家。
１９３１年，一同给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回信，成了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两位说，因为他们“熟悉”“小资产阶级”，或“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
鲁迅回信，除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云云，还说：“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不必硬造一个突变性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在上海，沙汀艾芜亦步亦趋，很难分离。艾芜爱上一个女工，而这个女工到南京去了，艾芜写信叫她回上海，她反而叫艾芜到南京。艾芜非常苦恼。沙汀自告奋勇到南京做说客，可是无果，艾芜大哭。沙汀慌了，和同乡、“左联”秘书长任白戈商量，后来是任白戈介绍了写诗的蕾嘉，和艾芜结了婚。１９３４年１２月，艾芜厌烦了上海，携妻到济南，沙汀去送行，艾芜一再对沙汀说：“无论如何，你也要到济南来！”后来，沙汀真的去了。
艾芜曾经被捕，沙汀非常着急。后来得到鲁迅捐助五十元钱，沙汀才和任白戈到律师史良那里，让史良把艾芜营救出来。
林斤澜一生，第一个崇拜的作家是鲁迅。鲁迅那封信建国后经过多次各取所需的诠释，几成经典。林斤澜对前辈作家向来尊重，又更加尊重重艺术的作家，当年对沙汀和艾芜是真心佩服的。便是现在，他还说起沙汀的《记贺龙》和《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得好，艾芜的《南行记》写得好。他举例说：“《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兵役问题。可他有巧思，是个短篇，却写出众生相、社会的多个面目，深刻，小说有多层的寓意。”（林斤澜认为总体上，沙汀写得比艾芜要稍强）因此，在成都，遇见两位前辈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激动。他说：“我凡事不论大小，都问了这位又问那位。”林斤澜毕恭毕敬。
林斤澜很快发现，两位性格和地位区别很大。沙汀外向耿直，犹如烈火，艾芜内向平静，好像秋水。艾芜沉稳，少言寡语，沙汀骄纵，哇啦哇啦说话，毫无顾忌。——沙汀是周扬的左右手，是西南文艺界的领袖，封疆大吏是也。艾芜也有虚衔，曰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当然不是实职。沙汀四十年代在重庆曾家岩喝酒，周恩来就笑劝：“沙汀啦，少喝两杯啊！”而艾芜木讷，不善交际，与高层很少往来。
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沙汀和周扬关系就很铁。比如沙汀拮据，周扬就叫他写个剧本，让夏衍交给电影公司，预支来５０元钱，周扬和夏衍是知道的，这个剧本是不会拍的。周扬穷的时候，沙汀叫老婆黄玉颀借钱给他，黄玉颀不肯，理由是周扬与娇小玲珑的苏灵扬重婚，而黄玉颀和周扬的高大的前妻关系密切。但最后沙汀还是说服了她。苏灵扬回忆说，“１９３４年暑假，我与周扬同居，……我这个家，沙汀是第一个知道的。”周扬有一次得痢疾，接近“赤痢”，也是沙汀去请的“彭浪人”给治的。周扬生活上比较无能，要靠沙汀；周扬强政治，而政治上，沙汀信赖周扬。周扬负责“左联”，沙汀是“左联”常委会秘书、小说散文组组长。胡风和沙汀关系原也不错，胡风对沙汀的小说大加赞赏，沙汀和妻子曾陪胡风上街买布料，找裁缝，帮他缝起了中式长袍。胡风与梅志结合，生了孩子，还请沙汀吃过满月酒。后来胡周矛盾，沙汀就认为胡风不对。他只是劝周扬，多多去见鲁迅，以消除胡风给鲁迅的蒙蔽。——林斤澜认为，“左联”那段文学史，给文学艺术本身带来的利弊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周扬晚年有些反思值得肯定。沙汀一生政治上在周扬这条船上，但他比周扬人性，而且他埋怨过周扬空理论太多。他自己有好作品。林斤澜记得茅盾说的一句话：“沙汀同志的短篇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
在成都，四人还没开走，林斤澜找艾芜谈天。林斤澜发现艾芜说话，没有抑扬，没有顿挫，也没有用手势帮助说话，只是平声平调的。甚至没有扭头和抬头，那眼睛好像只是盯着林斤澜的第二个钮扣似的。——艾芜的女儿，花季时节精神错乱，不能出嫁。艾芜也不避讳，照旧平静又温和地说道：“一个家庭有了这种事，阴惨惨的。”好像是说别人家里的事。这是后来在西双版纳说的。
开始在成都刚接触，艾芜就说了一个“顶子”的事情。
“顶子”，是四川话，就是拳头。艾芜说，他和沙汀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次在北京，人大开小组会，沙汀是组长，主持会议。他因事迟到，走进会场，沙汀未容声明，也不询问，“一个顶子捶在桌板儿上。”
这一拳当然“出格”。人民代表大会是个斯文地方，可以想见沙汀是多么火爆，当时的艾芜是多么的尴尬。当时其他代表总得“哑默”几个拍子，才能缓过来圆场。因为这个会场闹崩闹僵都不好。
林斤澜说，艾芜对前因后果，场面动态，概不叙述。只说了“顶子”的事，语调平淡，神态安详。他略略带出一个苦笑，不作任何解释。
林斤澜说，艾芜后来和刘真也说了这“顶子”。林斤澜第三次听到艾芜说“顶子”的时候，明白这一拳非同小可，虽说起来不带感情色彩，但已是化不开的疙瘩。虽是至交朋友，沙汀这一拳是打到艾芜心里了。
林斤澜说，沙汀勉勉强强地出发，主要是由于他的地位。他在地方吃得好，喝得好，每天晚间一顿老窖白酒。居家外出，都有不招自来的侍候。他用不着“就食”他乡，也无意奔波。黔滇文艺界也是他的天下，他想什么时候走走就什么时候走走。郭小川还小，他的指令沙汀可以不管。
第一站是重庆。沙汀喝过晚酒，立即要听琴书，当地就立马组织。林斤澜１９４０年后在重庆读书、生活了五六年，对川戏有些爱好，但对曲艺琴书不会欣赏，刘真、就是艾芜也不会欣赏，可是大家都得陪着。名角一上台，沙汀戴上花镜，认真又安静。名角唱罢，沙汀当场议论，说这一句好，说这一句改了。
重庆作协也在他的麾下，陪同的都是“长”字号，乘机询问行程，好去安排。不料，沙汀一口回道：
“难（懒）得捡足板儿印。”
大家一震。民间相传，人死后，灵魂须到各处捡回自己踏下的足迹。不想“捡足板儿印”，那么，沙汀的意思，是不想再出去访问了。重庆作协的头头又问身边的艾芜，艾芜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说，下一站是去贵阳，哪一天，买几张飞机票，自然把沙汀计算在内。他也没有询问沙汀，沙汀明明白白听见，也无异议。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正是三十年代“左联”秘书长任白戈。任白戈当年写诗做文，后来偏重做组织工作，逐渐弃文从政。三个老乡老战友现在都回到家乡，市委书记虽说非同等闲，也要“偷得浮生半日闲”，请吃顿名掌勺的特色“便饭”。又坐车兜兜风，聊聊天。林斤澜只能旁听，静静地旁听。他们叙旧中间，说到旧人不在这个运动就在那个运动摔过跤。任白戈碍难沉吟，寥寥数语，适可而止。只是吩咐秘书，下顿如何，再如何。可惜沙汀不泛口福，艾芜不是美食家，反应平平。
林斤澜心想，他们谈文是谈不起来了。他希望他们谈文，谈艺术。
忽然，他们说起了公园，沙汀就说起了公园里的“笔柏”。“笔柏”是一种观赏柏树，枝杈上尖下大，树形好像毛笔头。沙汀说公园（不特指重庆的公园，好像是说所有的公园）的两行笔柏，单调，枯燥，呆板之极，弄得公园即不像寺庙，又不像监狱。
沙汀对笔柏发很大的牢骚。林斤澜就不懂了，公园里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