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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协会上要多用脑子。要想一想历代皇帝以及袁世凯、蒋介石为什么坐不稳江山的教训。共产党要坐稳天下，就是要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民主人士。
刘少奇告诫大家：我们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的分子，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不讲代价的！不要因为自己劳苦功高，就不满意有些民主人士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
作为中共政协党组书记，周恩来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周恩来说：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
面对掌握全国政权的重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十分注重统战工作。
陈毅率领华东代表团来到北京饭店。华东团里，有战将许世友，有老保卫周兴，有文化人夏衍……
各地同志云集北京饭店，少不得交往频繁。柳亚子来看夏衍，还要发上几句李济深的牢骚。战友们见面，更是要数落数落那些国民党将领。一时间，陈毅周围热气腾腾，全是共产党员。
突然听说，傅作义从绥远赶来出席政协，军队代表更是议论纷纷。
有人说，别看傅作义把我们一野打得很苦，那是兄弟部队装备不好，要是碰上我们三野……
有人还说，最好不要碰上他，见到这些国民党将军，我就想起牺牲的战友！
陈毅却悄悄搬家了……
儒将陈毅懂得应该如何同民主人士打交道。
政协会议通知上海：因住宿紧张，代表最好不要带家属。但上海的民主人士包达三偏偏提出自己要带子女，工作人员不同意，就在茶话会上僵起来。多亏副市长潘汉年出面缓和：既然包先生要带，那就带吧。
事后，老统战潘汉年向工作人员解释：统战工作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区别对待，我们不能为这点儿小事同朋友伤感情……
陈毅在上海同民主人士经常来往，常向下面干部交待：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要礼贤下士。
这次陈毅从上海赶到北平开会，毛泽东见面就说：“对不起啊，我没去接你！”
陈毅诧异：我陈毅来北平开会还要毛泽东接？
当陈毅得知毛泽东曾专程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程潜之后，就理解了毛泽东的用意。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聊天常常旁征博引：清朝之所以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就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订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以少数团结了多数。《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此人并不高明，对同盟军搞关门主义。
谈到统战，毛泽东风趣地说：做统战工作是党内少数派，要宣传呼吁。孟子说“大而化之谓圣”，我们今天的“大”就是统一战线，而“化之”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化到社会主义去。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我们不怕“美援”，只怕“左援”！
陈毅深知：在统战工作中，党内的“左”倾情绪危害最大！
陈毅听说，傅作义来得晚，北京饭店的宽敞房子已经分配完了。陈毅认为，自己的住处不算什么，傅作义住得委屈可就是政策问题。于是，陈毅把自己的住房让给傅作义。
后来，陈毅还两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开会，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批驳“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之说。陈毅说：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程潜、傅作义和平起义为人民避免牺牲，立了大功！
傅作义并不熟悉陈毅。不过，傅作义在共产党内也有了些朋友。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与共产党方面就解决绥远问题展开谈判。共产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先是林彪、贺龙，后来又换成聂荣臻、薄一波。中共华北局负责人聂荣臻、薄一波可以说是傅作义的老对手，但两位老对手现在相当和气。他们为绥远工作确定的总方针是“打通思想，换帽子”，就是打通傅作义与绥远当局的思想，也打通共产党干部的思想，而后，以不流血的方式，让对方换成解放军的帽子。薄一波特别要求华北局的干部：不能把绥远看成“敌占区”，抓一把，破坏一下，而应当把那个地方当成我们自己的。在发表傅作义“九一九起义”通电时，有人把其中关于绥远官兵抗战功绩的一段删去，薄一波发现后立即作了检讨。
经过解决绥远问题的相互了解，老对手成了朋友。傅作义在给薄一波、聂荣臻的信中写道：“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起义后，傅作义对自己去处、地位的疑虑，曾向薄一波通气。薄一波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之后，对傅作义的部下说：傅先生是全国闻名的人，似应在政治协商会议后排列，不应太快。
这样，傅作义就以高兴的心情参加政协会议了。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要薄一波在中共党组会上介绍了同民主人士交往的经验。
9月23比政协会议进入第三天，毛泽东、朱德特意设宴，作陪的是民革李济深、民促蔡廷偕等，客人，则为政协代表中的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等二十六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中共高级将领周恩来、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握手言欢。
3．喜庆的会议期间，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
顶替新疆遇难代表的赛福鼎，匆匆赶到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当晚，赛福鼎与其他代表正在怀仁堂看京戏，突然有个大个子挡住了视线。原来是毛泽东走到座位来问候这个少数民族代表。
年轻的赛福鼎，在会上得到多位中共领导人的关照。
朱德到赛福鼎的住处探望，还摊开中国地图，与赛福鼎讨论新疆的自然地理与战略地位，介绍解放军进疆的任务。
周恩来多次与赛福鼎交谈，周恩来说，新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刘少奇与赛福鼎谈到，要大量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地方干部。
这就触发赛福鼎的长期心愿。以前，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想加入中共，但在新疆找不到党组织。这次赛福鼎抓住机会，就在政协会上向毛泽东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政协会上特别照顾少数民族的习惯。周恩来特地布置北京饭店为穆斯林代表开素席。西藏代表天宝来到北平，周恩来发现他的牙坏了，特地批了金子给他镶牙。
喜庆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听说，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
民国推翻满清统治，不少满族人隐瞒民族身份，直到新政协召开，满族人才有些盼头。可是，他们却没有在政协少数民族代表名单中找到满族代表！他们不知道以其他类别出席的齐燕铭是满族人，他们不敢提意见，他们只是悄悄地哭……
尽管曾经表扬政协代表名单堪称“天书”，毛泽东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失误。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多次提起这个教训。
政协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
苏联实行的是联邦制度，民族国家有脱离联邦的自由；而国民党则把少数民族看作是汉族的“宗支”，不给少数民族地方自治的权力。政协代表们讨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少数民族人口不到全国的10％，除了几个民族居住比较集中以外，一般与汉族杂居。因此，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好。
共同纲领草案中原有“思想上扫除大汉族主义”的提法。宁夏回族代表杨静仁认为：就全国来讲，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固然是占统治地位的，但在个别地区，如在西北各地，同样也存在着少数民族之间的压迫，如回马（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之于青海的撒拉人、藏人。杨静仁建议修改为：“废除民族间、首先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的一切压迫。”
9月24日政协全体大会上，赛福鼎代表少数民族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头戴维吾尔族小帽，接过宁夏回族代表赠送的锦旗，全场热烈鼓掌。
9月25日，新疆通电起义。祖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为政协送上一份厚礼！两位蒙古姑娘在大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花……
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宗教界代表认为，只是保证“信仰自由”还不够，应该写明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这个意见被大会采纳。宗教代表感到，作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对宗教也是尊重的。
周恩来还与政协代表中的基督教领袖吴耀宗、邓裕志商议，鼓励他们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和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传、自养。后来，吴耀宗等基督教领袖征得广大教徒同意，公开发表《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
政协会上还集中讨论了华侨问题。
作为一个主要联系华侨的政党，致公党特意提出关于侨务的议案。
周恩来认为，华侨问题最重要的是华侨大团结。周恩来还就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华侨技术人才回国效力、照顾国内侨眷。保护华侨利益谈了看法……
9月26日晚，毛泽东突然想起明天大会发言就要结束了，尽管已是凌晨三时，还是提笔给周恩来写信：“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毛泽东草拟的这个名单中，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等是国民党海空军起义军官，张元济、柳亚子是著名文人，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杨拯民是杨虎城的儿子，章伯钧、罗隆基一向主张独立见解……
入不讲话不行，民主政治的规则包括发言权。毛泽东一向主张在党内畅所欲言，现在是政协会议，共产党应特别给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讲话的机会。
4．新中国的旗号
引起全体代表极大兴趣的是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国号的讨论。其中，争论最大的是“国旗”与“国号”。
“旗”与“号”，新中国的旗号，必须鲜明响亮。所以，争论多也是自然的。
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由第六小组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方案，组长是民进负责人、教育家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沈雁冰。
第六小组报请筹委会批准，面向全国人民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并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
公开征集激起广大群众的热情，截止8月20日，一个多月间，共收到：
国旗：一干九百二十件，图案二千九百九十二幅；
国徽：一百一十二件，图案九百幅；
国歌：六百三十二件，歌词、歌谱六百九十四首；
意见书：（未附图案或歌词）二十四封。
投稿者上至总司令，下到中学生，全国各省区包括未解放地区都有来槁，还有不少港澳与海外华侨来稿。
评选委员会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审阅来稿，有些问题很快达成一致。
关于国都。
大家一致意见建都北平，将北平改名北京。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争论。
关于纪年。
起初有新中国纪年、中华民国纪年、黄帝纪年三种方案，通过查询资料发现，世界各国很少采用本国纪年，绝大多数采用公元纪年。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
关于国徽。
投稿者都把国徽误认为国标，在国徽设计中把国旗设计为标记，请专家另行设计的几个方案也有不同意见，最后决定暂不确定。
关于国歌。
应征歌词相当多，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著名人士都有作品。评选小组印发一些歌词、曲谱，还进行了试演奏，但是听来都不满意。专家承认，在短时；司中创作出理想的作品很难，倾向从现有歌曲中选用。
周恩来提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大家认为，这首歌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人民呼声，雄壮有力，广为传唱，同意采用。但是，也有人提出原有歌词是否适用。于是，小组委托郭沫若修改歌词上报。
关于国旗。
这是来稿最多，小组讨论也最热烈的项目。应征稿件大致分为四类：
1、镰刀锤头交叉并加五角星。有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
2、麦穗齿轮并加五角星。图案复杂，难以做到简洁美观。
3、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左上或中央置放镰刀锤头或麦穗齿轮或五角星。好像一半仿美，一半仿苏。
4、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
评选委员会与专家反复商议，倾向于第四类，从中选出几十幅，印发给更大范围讨论。
华侨老人陈嘉庚对国旗格外关注。
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时，确定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到了蒋介石政府，却用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换作国旗，陈嘉庚对此十分不满。1940年，陈嘉庚去重庆，还带上自己请专家设计的国旗方案，但国民党官员毫不理睬。这次可有了机会，他向评委会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还提交自己的设计方案。
经过反复讨论，初选三十八幅方案，印制出来供进一步研究决定。其中还有朱德的设计方案。
兹事体大。9月17日，新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五十五名委员，马叙伦为召集人。
9月23日，各组分别讨论。起初，大家倾向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方案，这是一个名叫陈联松的普通职员设计的。设计方案的解释是：大星代表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可是，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于是，注意力转向复字一、四、三号方案。这几个方案都是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加一条横杠代表黄河或加两条横杠代表黄河、长江。其中有幅原抗日军政大学的旗帜预选领先。可是这些方案也有人反对：一条横杠，是否意味分裂中国？张治中还就此专门找毛泽东反映。
争论越来越激烈，一时难以统一意见。周恩来专门向审查委员会秘书彭光涵了解讨论情况，还布置将五角星方案制作成一面大旗。
9月26日大会将休会一天，头天晚上八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会议，协商国旗、国歌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十八人，每个人对国旗、国歌都十分关注而且又具专业知识。
毛泽东说：“关于国歌，大家都赞成《义勇军进行曲》，那就定下来吧。”
马叙伦介绍：“个别人还是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说：“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但是，大家为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毛泽东发言了：“虽然，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有歌词为好。”
居安思危？
毛泽东的解释征服全场，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关于国旗。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总要求在国旗上体现中国特征，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都没有国家特征，苏联、美国的国旗都没有什么国家特征。国家特征也可以放在国徽中表现。”
毛泽东拿出五星红旗方案说：“许多人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个设计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至于有人考虑四个阶级的提法今后是否适用的问题，那么，四颗小星也可以表示全国人民大团结，也能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
大家又热烈鼓掌。陈嘉庚第一个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梁思成也进一步解释设计思想，其他人发言也都赞同。于是，全场又热烈鼓掌表示通过。
关于国徽，大家的发言都对现有方案不满。毛泽东当即建议：“国旗定了，国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