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于国徽，大家的发言都对现有方案不满。毛泽东当即建议：“国旗定了，国徽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国都，建都北平，改名北京，大家一致赞同。
关于纪年，大家都同意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民间会有其它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乐意采用其它纪年，包括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我们也不能用法律处罚。但是，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
黄炎培接着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黄炎培还解释：“有些人说，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开始，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基督教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经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
这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助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讨论，大家也同意采用公元纪年。
会议在各项问题上都取得一致，最后，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指挥，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国号，也是政协会上热烈争论的问题。
关于新中国的名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初，又几次在党内文件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从8月1日复香港民主人士电至筹备会召开，毛泽东在新政协有关文件中又改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筹备会上，大家认为：“人民”与“民主”同义，“民主”又与“共和”重复。黄炎培、张志让主张“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大家同意后者。
但是，民革陈劭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应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这就引起争议。
国号之争，连毛泽东也难以定论。
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主持讨论达成一致意见。26日，利用大会休会时间，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进行最后讨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六国饭店举行另外一个特殊的会议……
9月25日深夜，一些政协代表收到周恩来、林伯渠署名的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受邀人诧异着来了，互相观看，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什么事情会专找这些人商议？
周恩来叫人关上餐厅大门，说道：“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各位看见《共同纲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对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政协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四个字也许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一年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是用许多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也不再坚持己见。”
下一个发言的周致祥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致样明确地说：“我反对仍要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跟着发言：“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我的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
司徒美堂说一段，司徒丙鹤翻译一段，司徒美堂目光炯炯，逼视全场：“我们试问，毛泽东先生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个庄严的东西，一改就改好，为什么要三年后再改呢？”
老人中气十足，声音响亮：“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你看看，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反对简称中华民国，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十老人言罢，听者无不动容！
马寅初立即表示赞同，还说：“加个简称，简直是不伦不类，不像话！”
张澜、陈叔通都表示同意。
车向忱还说：“关于人民群众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问题。慢慢教育，可以使人民认识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我看不见得！”
沈钧儒是个法律学家，从法律的观点阐述：“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文件的其它简称。”
陈嘉庚发言说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陈嘉庚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人们初时不习惯，久了就会成自然。”
先后发言十八人，十六人主张不用这个“中华民国”简称。
国有事，问三老。周恩来最后总结：“我要把大家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政协大会最后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
国旗确定，国号确定，新中国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面前，亮出自己的旗号！
后来，有的史学家说，出于中国统一的考虑，毛泽东对于完全不用“中华民国”，曾经有些后悔……
5．人民政协长期存在
诸多难题顺利解决，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令人佩服。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感叹：共产党在中国，真是古今无二！
那么，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
1949年春天，毛泽东到北平不久，就专程去北京师范大学拜访代校长汤操真、文学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这些人都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黎锦熙是九三学社成员，又邀来许德珩等人。故知相遇，交谈甚欢，不觉到了晚饭时分，黎锦熙当然要招待毛泽东。当年，毛泽东还是个穷学生时，没少打扰这个老师。毛泽东则乐于有机会回报，坚持由自己请客。
席间，许德珩说：新政协即将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九三学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
毛泽东却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后来，九三学社成为新政协党派单位之一。
执政党鼓励其他党派继续存在，其他党派不作为反对党而是积极参政。这种政治设计，在国际政治中，实属独创！
新政协筹备期间，有些党派打算自行解散。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在国民党内部反蒋的秘密政治组织，人称“小民革”。“小民革”比大民革成立还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周恩来赞其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后来，“小民革”成员大都参加民革等其他民主党派，主要领导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他们自以为，作为党派组织，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9月17日，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七人，代表该盟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结束声明。
新中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
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一般地说，能够被各党派接受，但是，社会主义，就不是人人都能跟得上。许多民主人士以为，建国之后中共肯定搞社会主义，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只有共产党一个党，所以，民主党派的寿命不会长。
政协会上，《共同纲领》中的“新民主主义”问题引起代表的关注。
《共同纲领》就是“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的“主义”，就是新中国的政策总纲啊！
一些民革代表提出：还是应该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其他党派代表就说：三民主义被国民党蒋介石搞臭了！
那就提“革命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民革代表还是留恋自己的主义。
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都不妥！民盟有人主张：就提“民主主义”！
别人看出：去掉“新”，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副组长许德珩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将来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总纲中应规定这个前途。
众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响应，都要求在《共同纲领》中写上“社会主义”。
现在，反倒要由信奉社会主义的中共来解释：《共同纲领》为什么不写上社会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阐述：中国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
共产党在《共同纲领》上都不写社会主义，岂能不要民主党派？
参加政治协商的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前途走向何方，也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尊重民主党派的诚意。
大家共同奋斗，利益一致，前途一致，本属好事。可是，有些人却因此觉得无事可作。
致公党一向崇尚功成身退。
民进成立时就规定：国民大会召开即解散。
现在，政协大会胜利召开，一些党派酝酿解散。
周恩来立即警觉，与统战部及时劝阻，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等党派才放弃了结束意图。
周恩来反复强调：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非但不能“无疾而终”，而且还不应消极。
后来，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政协会后自行宣布结束。毛泽东访苏回来听说这个决定，大不赞成。
一些党派一些人士主张结束组织，另一些人却另有想法。
有人排斥进步分子，主张把民盟搞成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继续当反对派。有人要求民革登报号召国民党员“归队”，发展成员不问政治面貌。
南京有九个民革市级组织，其中一个由过去为军统工作的土豪领导。农工民主党在南京也有两个市级组织并行，成员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提出：凡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过去既有合作奋斗的历史，今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更有合作奋斗的必要，在政治上各民主党派皆不存在存废问题。但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上应有适当的分工，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可作适当的调整，各民主党派内部更需要作必要的整顿与提高，以期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
共产党还特意为民主党派解决党员失业、党务经费等问题。要求各地政府把解放前入党并经过整理登记的民主党派失业党员，全部包下来。
各民主党派也承诺，不在军队、公安中发展党员、从事活动，并派出得力干部到各地整顿地方组织。
毛泽东总是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即使在人民的天下，有些人还是要搞反对派的。与其让他们秘密活动，不如让他们公开。
毛泽东常说几句口头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有点儿反对意见好！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一再强调：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说明：在全国普选之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结束了，但中国仍然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机关，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只是，首届政协与后届有些不同：第一届政协有三层结构——政协代表、政协代表选举出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从第二届政协开始，政协就不再有“代表”这个层次，由全国委员会委员出席全国政协大会，选举常务委员。
1949年的中国政治形成一个长期政策：
统一战线长期存在。
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期存在。
6．有争议的副主席人选
政协会议按程序进行，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议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而后，进入人事议程。
政协会议要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六十五人。
工农兵基层代表也许不明白这些职位的意义，许多民主人士却是政坛里手。政协委员，相当于上议院议员。政府委员，相当于内阁成员。议员、阁员，都是国家级政治地位，堪称位高权重、高官厚禄。而且，还要从这些人中产生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还要配备各部正副部长，那更是实权职位！
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翠明庄、远东旅店，到处气象蒸腾……
“路边社新闻”走出客厅，流入走廊，弥漫大堂，到处风传“某某要当副总理”、“某某出掌某某部”……
琉璃厂的文物、长安戏院的京戏、东来顺的涮羊肉都生意兴隆，社交活动空前活跃。
梁山泊英雄都要排排座次，我们支持共产党多年，总得安排一下吧？
这一排座次，就相当麻烦。
安排起义将领，有人说这是卢俊义夺权……
安排海外华侨，也有人比较：美洲华侨抗战捐款最多，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最早……
罗隆基叼着烟卷晃荡。人们议论：当今中国，能和美国、苏联都说得上话的，首推Doctog罗！论口才笔才，论中文英文，外交部长舍罗其谁？
黄炎培则深居简出。旧政协时期就声明不做官，现在七十二岁了，更不能凑热闹。
这位听说自己被安排当副部长，声称要跳楼！民革、民盟影响大，出个副主席未尝不可，我们党也总得出个正部长吧？
部长职位未必就令人满意，有人还想当副总理呢！
人们忧虑：人民政协怎么流散“官场之风”？
周恩来左右为难。
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共产党三个，民主人士三个。共产党内部也有意见：“我们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
民主人士三个副主席，宋庆龄众望所归，另二位就有争议。
有的共产党员说：李济深原本是个军阀，杀掉的共产党人少说也有十万！李济深投身民主运动也不算早，凭什么当副主席？
周恩来最了解李济深。
周恩来向共产党代表解释，不要总是计较民主人士的错误。李济深先生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曾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当时如果不是中央领导的“左”倾，就能形成江西与福建的扩大割据，也许就不用长征……
周恩来认为，革命不革命，也是变化的。过去不革命的人现在革命了，是进步；过去革命的人现在不准别人革命，就是落后……
对张澜也有意见。
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记得，当年国民党“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澜是四川省“剿抚委员会”委员长！
人民共和国选个戴瓜皮帽的副主席？
朱德了解张澜。张澜曾是朱德、罗瑞卿的老师。
别以为只有自己才是老革命。张澜老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代表，五四运动期间他办报赞扬社会主义，他的儿子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张澜在四川担任那个委员长，实际在暗中掩护革命。而四方面军在当时的一些过火政策，也确实给党的工作带来被动。
对于张澜，毛泽东有言评价：老成谋国！
环顾政协领导人，民主人士有个发现：怎么都是南方人？
于是，北方人高岗被选作副主席。
中央政府中的中共人选，毛泽东是当然主席；三位副主席中，朱德总司令众望所归，刘少奇于七大后在党内地位上升，惟有对于高岗的重用，党内干部也有不少意见。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能忘记北方的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地，陕甘宁边区是解放全国的出发地。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人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