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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才使他虽然劳师远征，仍然以攻为守，坚持到底。所以尽管后人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认他属于“内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业有成的典型。
诸葛亮不仅名垂后世，而且当时就受到民众的爱戴，《三国志》记载他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处都在开追悼会。成都的祠堂，就是当年建起来的。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灭蜀以后，晋武帝还派专人去了解总结诸葛亮的治兵之法。能得到敌手这样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据说东晋时大将桓温到蜀，还找来一位当年曾是侍候诸葛亮的小童（犹今日所言“身边工作人员”）的百岁老翁，想问自己比诸葛如何，老翁回答颇妙：“诸葛在时，不觉其异。自公殁后，无人能比。”（殷芸《小说》）可见他确实是以“肉身”成圣，而不是后人认为的“近妖”一流。
中国传统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两大系列：一种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类圣贤；另一类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丰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两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这符合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样自强不息，效法地那样厚重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后来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的校训）；象流水一样灵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样坚实的品格（所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有人突发奇想，认为既然《三国演义》里常说“视时务者，方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要是诸葛亮辅佐的不是刘备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该如何？
这当然是无数个“历史上的如果”命题中的一个。我看这种“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诸葛亮在襄阳的一帮朋友中，没有一个帮曹操的（亲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诸葛诞），就连“走马荐诸葛”的徐庶，被逼进了曹营依然“一言不发”，可见有政治立场的对立；第二就是为人的差别了，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请，的确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象曹操和司马懿那样，自己个加“九锡”，“挟天子以令诸侯”，留着让儿子当皇上。退一万步说，交诸葛亮这样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朋友，糟心！
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个“价值系统”的问题。在一个有系统的价值体系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有伦常作为保障，也就是相互间具备“期望值”：你“仁”我“义”，敬我一尺，还你一丈。小到居家过日子，大到治国安社稷，无不如是。价值系统如果变乱了，你不仁我不义，君“不君”，则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骗我，我骗你，伦理常情没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干什么好事都白干，交什么朋友都白交。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哲学，而嫌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亮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离着乱世也就不远了。
当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时，人人折腾得够够的了，那又是猴年马月的事，你我还赶得上么？
如果我们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在超乎一时得失之上的东西，价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响比功利远。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诛心”的意义。
“老不看《三国》”——陈酿三国之六
电视剧演关羽“大意失荆州”，有吕蒙设计，白衣渡江的场面。连剧组中都有人拍完后一直在疑惑，那么一彪人马，都穿着整整齐齐的白色衣衫，好嘛，这不整个是一支白盔白甲的军队吗？荆州守卫者再傻，能这么放心地让他们过江吗？
这的确是电视剧无数令人遗憾的错误之一。其实《三国志·吕蒙传》裡说得很清楚：“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舟＋冓）艣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三国演义》“演义”这段故事，说得就有点含混了：“选会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摇橹，即将精兵伏于（舟＋冓）艣中。”（毛宗岗批本）《三国志》里说的“白（读如bó）衣”是指平民百姓，所以特别有“作商贾人服”的解释，传统戏曲里是搞清楚了的。中央台的电视剧虽说不愁经费，但总不值得白花置装费，专门去犯错误吧？这是当今“搞文化而不懂文化”的又一例证。
“白衣渡江”是三国争雄无数谋略奇计中的一个。《三国》多奇谋，谚语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我想是因为老年人阅历本多，再弄上一肚皮谋略，操心不利于养静。而青少年血气方刚，学梁山好汉拔刀相助、使勇狠斗那一套，容易惹事。这当然是旧时世故之言，今天的人们未必会同意。
书摊上的“谋略热”已经火了好一阵了，听说看《三国》电视剧，又掀起了一轮新潮。商场本是战场，虽然时与势移，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也简单模仿“白衣渡江”，但是“兵不厌诈”的原则，总还是通于古今中外的。外国人看《三国》，也有这方面的关心。澳大利亚搞《三国》的女学者马兰安就说过，外商希望从《三国》里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好到中国来赚钱，可见易地而皆同。前几年一位瑞士汉学家把中国的《三十六计》中的十八计翻译成外文，在西方世界引起相当反响，认为从中可以知道东亚在世界商战中致胜的奥秘，证明有类似想法的老外，决非孤例。
中国谋略文化确实源远流长，非常丰富，老庄孔孟都谈到过。而且也泛化了，实际上中国人在在娱乐方面的发明，如围棋、扑克、麻将也都是这方面的思维训练。至于经商方面最早的故事，恐怕要算范蠡用韬晦计和美人计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兴兵灭吴，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又以谋略成为巨富陶朱公。至今无锡的蠡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现在猛然间讲起市场经济，大家都开始重视用谋略搞经营管理，这当然不是坏事。但是也有一种误解，以为知识分子下海，以高智能高计谋经商，就可以称为“儒商”了。前一阵有一部电视剧叫《儒商》，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还有新闻界以此许人的报道。其实“儒商”是指以商为业，怀“儒”（经世济民）之心的有识之士。比如清末状元张骞，他愤于国事日非，痛于外侮日甚，而惩于当时士大夫侈谈无根，束手无策，遂提倡“实业救国”“工业救国”，并身体力行，开始募资在家乡南通建立新式纺织企业，从而掀开近现代民族资本新篇章的。他自奉甚俭，从不以聚敛私财为目的，这种风习曾影响过一代民族资本家。往早了说，则孔夫子的入室弟子子贡就是富商，他发了财又来执礼问道，说不定当年夫子周游列国就是他赞助的。
又有论者以汉代有”士农工商”的”四民说”为等级划分观念，论证中国儒家一向轻视商业，恐怕也有误解。至少明代新理学的代表人物已经明确提出了“新四民说”，讲过“异业同道”的道理。实际上中国的谋略文化从来不是单纯提倡用计用谋，更不是用高智商，高技能，高“谋略”去坑蒙拐骗赚黑心钱。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也许有人不信，日本自“明治维新”走向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思想武器是朱熹的“尊王”学和王阳明的学说。鼓吹富国之说的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则大力主张以“《论语》加算盘”作为兴建企业的起点。据说日本人认为松下幸之助无愧“儒商”，他创办的高层经理人员研修学院里指定的两部教材，就是《论语》和《三国志》。
记得前几年“谋略热”初起时，书摊竞相卖过一本“奇书”《厚黑学》，大概说《三国》人物里刘备脸厚，曹操心黑，故能成大事。如果对刘、曹兼收并蓄，做到既厚且黑，则“事业”当更上层楼矣。一些人读后深以为然，似乎还有好事者作续。其实这部书是李宗吾在抗战期间痛恨于政府腐败，和官员无耻而作的激愤之语，正话反说，骂起来尤其酣畅淋漓。也因之很快就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留下“奇书”之名。他本人虽然自称“厚黑教主”，赏识“以骂成名”（这一点却颇类“击鼓骂曹”的祢衡），实则仁厚君子。参看南怀瑾一篇回忆文章《李宗吾与〈厚黑学〉》。
当然，秋风萧瑟，换了人间，今天退下来的老同志希望发挥余热，多为社会作贡献，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他们身当的时代变迁大，起伏多，既经历练，已不必从《三国》里面讨教智慧谋略了，我相信。
（原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陈酿三国》）
既生瑜而何生亮？（陈酿三国之七）
《隆中对》是了解诸葛亮和一部《三国演义》的核心关键。这个大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跨有荆、益”。荆州当时辖有九郡，包括了今日之两湖全部和两广的北部，无论处于中国腹心的地理位置之重要，还是面积之广大，都足以使“有志图王者”“心摇旌迷”。赤壁一战的核心问题就是决定荆州归属，连夷陵大战也是因荆州易帜引发的。其中周瑜和诸葛亮又联合又斗争的故事，不但成为赤壁一役成败的关键，而且还为决胜以后情节的发展增添了袅袅不绝的余韵，留下最著名的的警语，便是周瑜临终前发出的感慨：“既生瑜而何生亮”。
用金庸小说的套语（“套语”为话本小说的语词系统之一，颇近古意）来说，周瑜用尽心机谋害诸葛亮的种种打算失败之后，应该取的正确态度是“学艺不精，技不如人，认栽。”何况“小时候胖不算胖”，“退后一步天地宽”，“留得青山在”，“躲过初一，还有十五”等等，为自个想开点的说词道理有的是，何至于气死呢？
说气小量狭，其实冤枉了历史上的周瑜，《三国志》反而特别赞许过他的“性度恢宏，大率得人”，“惟与程普不睦。”裴松之裕А度尽芬督泶吩虿钩渌担骸埃ǔ蹋┢掌囊阅瓿ぃ晡觇ぁｈふ劢谌菹拢詹挥胄！Ｆ兆跃捶字刂烁嫒嗽唬�'与周公谨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歉让服人如此。”可见历史上的周瑜和小说戏剧中的周瑜差别之大，远胜于曹操。奇怪的是却没有热心人替他翻案，后人作翻案文章，说不定也有势利心作祟。
唐宋以前，历史上认定赤壁之战的主帅是周瑜，如李白的《赤壁歌送别》诗就说“二龙相争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还特别强调“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两位都是川人，却都没有提到诸葛亮什么事，就是明证。北宋以后理学提倡尊王学说，朱熹在《通鉴纲目》中首先遡刘备为正统，诸葛亮地位也大幅上升，说话戏剧艺人讲述三分故事，东吴患得患失的私心被张扬出来，尤其是他们趁关羽北上宛洛，威震华夏之机偷袭荆州，致使诸葛亮《隆中对》恢复中原的策划功亏一匮，尤其为南宋盼望“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士民所痛诟。主题一经确立，元人《隔江斗智》杂剧描写诸葛与周瑜间争斗，周的形象因之被改塑。
这也有艺术上的需要，否则就衬托不出诸葛亮的智谋气度的高超。衬托人物一般都以常人常态为基准，如《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华生，《堂。吉诃德》中的潘，以及《西游记》中猴哥儿的兄弟猪八戒的设置，都使主人公或因智谋之高妙出人意表，或因理想之虚幻令人回味。《三国演义》情况略有不同，它先用才智相若的周瑜，后以韬略相捋的司马懿来衬托、突出诸葛亮，以使诸葛亮一线贯穿。以至有读者认为《三国》自五丈原后可以不读，《红楼梦》自焚稿后不忍卒读的感慨来。周瑜不幸被选来担任这种尴尬角色，自然要写成嫉贤妒能，偏狭忌刻的人物了。
嫉贤妒能，偏狭忌刻的人物，古今中外恐怕都免不了。如果是这种人是你的上司，就会是“武大郎开店”；如果这种人是你的同事，就会“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如果是你的对手，就会阴毒狡残，无不致极。这种际遇，难免防不胜防。在赤壁大战前后，诸葛亮与周瑜的关系，正好兼有以上三种。要作到不卑不亢，应付裕如，而且每出奇招妙想，使聪明绝顶的周瑜计计失算，招招落空。实际上正是他们间的这种斗智，才使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一下子光彩过人，“智绝”的形象也矗立起来。我们不得不佩服无名艺术家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嫉妒无疑是恶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莎士比亚笔下的雅戈，因为嫉妒挑唆奥赛罗怀疑爱妻，而奥赛罗又因嫉妒而误杀妻子，最后悔恨自尽，以至《奥赛罗》成为不朽的悲剧。周瑜因嫉妒而一再寻衅谋害诸葛亮，最后含恨病殁。都是现成例子。
现代人在婚姻观念上大概看得开一些了，“协议离婚”的兴起就是明证，但在事业上能否看开，就很难说。体育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不服输”是运动员最基本的品格之一，比对手“更高，更快，更强”已经成为奥林匹克口号。我国跳水女将高敏参加国际大赛，从未输过一场，不知同时的各国女将会不会生出“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触？相反，男队谭良德始终被美国的洛加尼斯公平不公平地压住，以至始终与金牌无缘，也颇令同情者扼腕。但无论从体育精神来说，还是从观众审美需求来说，“瑜亮一时”，也就是“既生瑜，也生亮”，才能出现精彩的对局。如果让美国职业明星“梦之队”和业余队赛一场，肯定不会激起球迷的兴趣。
这就形成了一个永恒的悲哀：冠军反正只有一个。如果“世无英雄”，让你“庶子成名”，独步一时，难免会产生一种落寞感，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从社会底层最终走上当时文坛的颠峰，结果看到一片空漠，觉得失去了奋斗的乐趣，于是自杀了，像他笔下《马丁。伊登》的主人公那样。如果“世有英雄”，竞争激烈，但老是被“山外山”，“人外人”略胜一筹，压上一头，又会产生“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慨，于是气死了，像《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一样。
一时英杰，在这两难境地中何以自处呢？我想胜负观应该多元化，社会竞争并不等同于体育比赛，不但可以并列，而且可以在激烈对抗中双胜。钱锺书与曹禺、华粹深大学同班，当时亦有“龙、虎、狗”的戏称，后来一在学术界独领风骚，一在戏剧界占据鳌头，一在教育界著名教授，各擅其长，传为美谈。又如美日汽车大战，各集谋士，竞出奇招，斗智斗技，忽而此长彼消，忽而此消彼长，结果是美国汽车注意了经济性，日本汽车提高了档次，现在还看不出瑜亮之别。
差别是永恒的，那怕一点点，一丢丢。正是这点差别引发的良性竞争，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学术进步和社会整体发展。关键在于看重差别不等于小肚鸡肠的嫉妒，更不要变成铲除异己的暗算。
说到这里，想起鲁迅一篇文章的著名题目《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在今天激烈竞争中，我主张”费厄泼赖”应当实行。
“关老爷现象”（陈酿三国之八）
还是十几年前，我夤缘在香港游荡了几个月。独步港九，穿街走巷，发现店铺差不多都供着关公的像，心中忽焉一动，觉得这位神道不但经历了“五四”文化选择的巨大冲击，而且眼看就要随同（或者引导）我等“跨越世纪”了，居然穿透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必定有其非同寻常的魅力。后来留心收集了一些资料，又有机会到各地（后来还包括台湾）的著名关庙走走，更觉得其中大有名堂。中央电视台约我做几期有关三国文化的节目，第一期的题目就是“关老爷现象”。
“关老爷”是清人传下来的非正式尊称，适用面比较宽泛，不象佛教徒称“伽蓝菩萨”，道教徒称“关圣帝君”，或儒士称“武圣人”、“关夫子”那样专门。“现象”是现今常用的术语，是指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偶见或习见的事物或状态。这种名目，颇像瓜皮帽配旅游鞋，新旧搭配，其实颇为抢眼，“髦”得正合“时宜”。
“关老爷”确有被称为“现象”的资格。作为“刚而自矜”（陈寿传记评语）的“败军之将”，为什么他会在千载以后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护国保民”神？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