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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史学家颇为迷惑。乾嘉时的赵翼以博学名，但在《陔馀丛考》中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皆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显烁於後，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卷三十五《关壮缪》）美籍学者黄仁宇至今亦认为“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其次是他居然能够融会三教，混一九流，甚至超越历史上的民族鸿沟，也有一联曰：“三教尽皈依，仰聪明正直，心似日悬天上朗；九流享隆祀，祝英灵昭格，神如水在地中行。”又把关羽崇拜普及九流，形成全民信仰的状况总结出来。据一项统计表明，随着清代华人移居浪潮的波及，现今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地区建有形制不一的关庙。跨越五洲，扬名四海。这在时、空两轴上都堪称奇迹。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任何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似都不应小觑。
但是悲哀也跟着就来了。别看现今供关公者众，但一问到“为什么”，典型的回答有三种：一曰“不知道，别人供咱就供”；二曰“讲义气，表示好交朋友”；三曰“财神，保佑发财”。
第一种属于“傻小子过年――看隔壁的”，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如果停留在这个层次，当然很容易解释文革中人家“打砸抢”你也“打砸抢”，现今别人“坑蒙骗”你也“坑蒙骗”。前苏联有一部很有名文献片叫作《普通法西斯》，在大量纳粹纪录片的基础上剪辑而成的，表现的就是普通德国人如何变成法西斯的过程。可见这种盲目从众并非中国独有，带来的后果也极其可怕。
第二种也异曲同工，因讲究哥儿们“义气”跟着折进班房，甚至断送小命的实例，也已经屡见不鲜了。
第三种也成问题，如果干的是坑蒙骗的勾当而又想平安无事的话，现实中需要用财色去用心打点的，恐怕是该是贪官污吏，而非神佛。
关羽是中华民族信仰最众的神祗之一。于右任先生尝题马来西亚一关庙联曰：“‘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就是这种现象的现代写照。至于后世种种传说故事，赋予他的多重品格和内容，实则是构筑宋明以来中华民族精神品德价值体系的一条线索。
目前论及关羽崇拜之书籍文章，大率以“历代统治阶级提倡”为立论要据，是以“阶级斗争”史观而笼统言之，未能深入研究的浮泛之议。实则关羽信仰源於民间，而且后来也主要在民间滋育发展，所谓“统治阶级”的介入，不但于时较晚，且为顺应民间之必须。
但历史遗存有时又会混入“阶级斗争”大潮中。湖北当阳关陵是传说中关羽“身靠当阳，头枕洛阳，魂归故乡”的葬身之所，那里立有一块“四好碑”，道是“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果你把“好”字置换为一个特定人物的称呼试试？恐怕四十岁上下人们耳朵，当年都曾经为之磨出过茧子。
但“好人好事”一语至今通行天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二甲编“好人好事”条：“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邹景孟表而出之，以为奇语。吾乡前辈彭执中云：‘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那正是理学以“伦常日用”构筑价值系统的时代。至于“好”字作何解释，代有不同。这种不同，正反映着中华民族整体提升的努力。
我想，沿着这个思路深入下去，庶几为解开“关老爷现象”之谜的正道。
“三分”与三角（陈酿三国之九）
三国故事里确实充满着智慧的光芒，如果只有一方有高超的智慧，或许还不明显，如竞争各方都有能人高士，势均力敌，就象看高手奕棋，迭出妙着，险象环生，精采纷呈，才越发能显示出各方智谋的高明。如果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那就不光是攻守易势，老是有一个未知因素混杂其中，这局势就更加变幻莫测了。
可惜棋类比赛都只有两方，只有跳棋例外。但《三国演义》写的却正是三方斗智。这里面就产生出无数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来。上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后，几位朋友在电视上大谈裁判公平问题。照说足球比赛透明度已经无以复加，双方球员的攻防技战术，包括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用电子技术放大，反复，昭示于天下。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裁判，所以才产生了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说词。裁判就是比赛的第三方。
三角是个奇妙的组成。从几何学上说，三点决定了一个平面，还因此派生出“三角”这门学问；物理学则认为三点是最稳定的支撑，所以照相机等支架都是三角架。文学艺术中，表现人际方面三角关系的作品相当的多，从《红楼梦》的宝黛钗到《安娜。卡列尼娜》、《雷雨》等，都是从这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展示出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有人以为写三角恋爱是创作的不二法门，其实未必，《三国演义》就没有写什么恋爱，主要写政治上的三角关系，更见精采。
当然，现实中还有更多情况不止三角，而是四角，五角甚至十角八角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无论多少角，最终都可以简化为三角。比如战国时七雄争霸，说到底只是秦的“合纵”和六国的“连横”，以及对待“连横”六国态度的差别和前后不同，构成大的三角关系。其实，三国也是“合纵”“连横”之争，曹操势大，用的是“合纵”之术，千方百计要打破吴蜀联盟；吴蜀是用“连横”之术，必须合力以抗强曹。围绕荆州得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可以说，一部《三国志》，核心就是荆州的得失。三国时期三次大战役中，有两次与荆州有关，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刘备是在赤壁之战后从东吴借得了荆州，而失荆州又直接引发了彝陵之战。蜀汉势力的消长是和荆州的得失关系非常密切。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和诸葛亮《隆中对》“借力打力”的大战略关系极大，所以常言他“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
说到“借荆州”，倒想起一句歇后语来，“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刘、孙两家因借荆州而结盟，又因失荆州而成仇。有人想，要是当时刘备不要借荆州，或者“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那么历史的发展或许会有些不同吧？
其实赤壁大战前，荆州是本来也不是在东吴控制中，而是在曹操手中，赤壁之战后被刘备取得，也谈不上从东吴手中借的。所以清代一位史学家赵翼认为，“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于吴人语也”，只不过是东吴的一家之言罢了。荆州位于魏蜀吴三家交界处，与今天的湖北荆沙市位置略同。刘备当年要从河南入西川，建立根据地，最简捷的途径是经荆州；要北伐中原，直逼曹操的首府洛阳，最简捷的路线仍然是出荆州，所以诸葛亮的《隆中对》把“跨有荆、益”作为战略任务提出来，还特别说明“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曹操南下统一全国，第一步就是得征服荆州，或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荆州地区的范围内。荆州的地理位置对于曹、刘两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他们的目的针锋相对，都要统一天下，所谓“汉贼不两立”。
孙权则不同，事实上是惟求偏安自保，无意天下争雄，所以他就成了天平上的砝码，放在哪一边，那边的份量就重。但甘宁等人也向孙权献策：“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要把荆州当作东吴的西部藩屏。当时曹操的现实威胁最大，所以联刘抗曹，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了。而促成这一局面实现的，在刘备一方是诸葛亮，在孙权一方则是鲁肃。
小说戏曲中的鲁肃是个忠厚好人，好象老是在被诸葛亮利用似的。史书记载却非如此。鲁肃绝不是个窝囊废，相反非常精明。他最初劝孙权与刘备结盟，是要让刘备以汉帝宗室的身份统带刘表部众，顺利“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刘表部众降曹后，又是他亲自到当阳见刘备，“劝备与权并力”，主动促成了刘孙联盟。当时荆州并不在孙权管辖之中，而是曹操据有，所以刘备寄人篱下，不得不以“借”的口实向孙权要求“都督”荆州时，又是鲁肃竭力劝孙权答应下来，把这个“画饼”给刘备聊以“充饥”，达到“共拒曹公”的战略目的。当时周瑜、吕范等人主张趁机扣留刘备，鲁肃认为应趁曹操在荆州立足未稳时，借刘备的力量安定荆州，给曹操多树强敌，为自己多结盟友，才是上策。（“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三国志。鲁肃传》）
但荆州是在刘备还是在孙权手中，作用可是大不一样的。史书记载，曹操听到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的消息时，正在写字，大吃了一惊，笔都掉在地下了，可见荆州到了刘备手里，对曹操意味着多大的威胁。
赤壁大战中，孙权自认为是主力，也觉得荆州作为胜利成果，当然属于他所有。但实际上他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治理，也不能有效的防止曹操卷土重来，所以暂时要借助刘备的力量和声望管理守卫荆州，作为他的一道屏障，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借”。鲁肃、诸葛亮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就象高明的棋手，看的不是一步两步，而要看到十步八步，以至更多才行。所以诸葛亮知道荆州可“借”，而鲁肃也是真心实意的愿“借”。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实际上也在斗智斗谋。看来这个“借”，还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互相借助，互相利用。后来鲁肃单刀赴会，要求归还荆州时，关羽说：刘备也参加了赤壁大战，“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并非毫无道理。
有人会说，两家既然有结盟抗曹的大局，何必闹的这么张扬，协商一下不就得了吗？事实上鲁肃是顾全大局的，他一方面积极交涉，使刘备答应以湘水为界，后来还把长沙、零陵、桂阳等荆州的大部分郡属都给了东吴，但仍然保留荆州作为刘备北伐的基地，还特别向孙权指出曹操还在威胁双方，吴蜀应当同仇敌忾，不能闹矛盾（“曹公尚存，祸福难构，宜相协辅，与之同仇，不可失也。”）。但他一去世，情况就变了。曹操利用荆州归属相争造成的矛盾，需要借助东吴力量给他解围。关羽在荆州攻克樊城，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曹操不得不商量着要迁都到许都以避其锐，蜀汉势力空前强盛。司马懿建议并许诺孙权“割江东以封”，让他派兵抄关羽的后路，鲁肃经死，才发生了吕蒙用计，白衣渡江，使关羽兵败麦城的事。
曹操对刘、孙的争夺，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所以关羽闻讯急忙回军救荆州，曹操下令不许追击，就是想看到关羽、吕蒙鹬蚌相争，久峙不下。没想到关羽失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孙权收回荆州后，也害怕刘备兴兵复仇，想引祸水北流，于是把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暗示刘备，这是受曹操指使的。没想到曹操比他更明白，将关羽的头以诸侯之礼葬于洛阳，撇清干系，表示与己无关，果然把刘备的怒火引到东吴方面去了。看到曹操玩了这么漂亮的一手，孙权也赶紧在当阳礼葬关羽遗体，这就是为什么当阳有个关陵，洛阳又有个关林的缘故。
政治、外交上的三角关系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彝陵之战，火烧连营八百里，东吴虽然取胜，但也闹了个两败俱伤，最后还是让曹魏“合纵”之术坐收渔利了。所以刘备死在白帝城后，诸葛亮很快就派人与孙权通聘修好，再结盟誓，才能够专意北伐，“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可惜国势已经伤了元气，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这么瞎聊，可又应了一句歇后语：“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但是直到现而今，大到国际政治，贸易格局，小到人际关系，这种或明或暗，微妙复杂的三角关系还是到处可见的，能不能处理得成功，确实需要智慧胆略。三国的经验教训，是否还有一定的教益呢？
三国的经济战（陈酿三国之十）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迷上了《三国演义》，成天捧着书看，啥事也不管。一天，老婆对他说：“家里快没粮食了，咋办？”他正看到“群英会蒋干中计”周瑜领着蒋干察看后营粮草一段，便随口回答：“帐后粮食堆积如山，何谓无粮？”第二天，老婆说：“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快想个法吧！”，这位仁兄正看到“出陇上诸葛亮装神”，又用诸葛亮的话答道：“陇上麦熟，可就食了。”
这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魅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国演义》化了不少笔墨来写粮食问题，还有什么“乌巢劫粮”啦，“许攸问粮”啦，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啦，等等，连曹操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颁布的命令都该斩首，后来是“割发代首”，以示惩戒。这些有名的故事，都说明在军事竞争中粮食，后勤保障机制，或者更扩大来说是后方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是无法赢得胜利的，现代战争更明确指出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了。
三国群雄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抓紧发展各自的经济，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农业，实际上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从现在看来，正是由于三国时期的竞争局面，才加速开发了长江流域地区，使它们具备了与一直发达的黄河流域地区争雄的某些经济实力。
三国时期，原来比较发达的中原经济因为连年战乱，破坏得很厉害。据统计，东汉末年中国人口有五千六百多万人，到三家归晋后，才剩下一千六百多万人，不到三分之一，当时曹操的诗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应断肠”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实写照，正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三分之初，东南、西南的经济和中原相比，显然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蜀国人口只有九十多万，吴国也只有二百三十万，士兵约占十分之一左右，还不算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吏，在实力上自然难以与曹魏抗衡。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而谁先掌握充足的经济实力，谁就有希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
三国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组织军队和农民屯垦，好象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生产体制。三国都先后搞过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为中原受到的战争破坏最大，严重缺粮，长安一斛谷子卖到五十万钱，“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国民生计已是大问题，何况还要进行战争。曹操最早实行军屯、民屯，表现出极大决心，并特别设置了“大司农”“典农中郎将”等独立的官职系统，规定屯民将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给政府，以充军粮，司马懿则更明确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们广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用具，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兵粮充足，胜券也就在握了。
蜀汉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战乱中受到的破坏也较少，刘备入蜀之初，原准备把大片良田沃土赏赐功臣，赵云劝止说：“益州人民刚刚经过一场战事，还是应该把田宅归还给他们，使其安居乐业”，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诸葛亮在汉中也实行过军屯，主要是解决北伐中军粮运输的不足，后来姜维屯田，则是为了躲避宦官黄皓的猜忌。
大概是诸葛亮曾经“躬耕于南阳”的缘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视水利，尤其是秦汉时期修建的著名工程都江堰的维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