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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厌恶阿谀、粉饰、假大空；我的诗观没有那么偏激；我也从来没有对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李季、何其芳、公刘诸位前贤的诗“严重歪曲与否定”；对近二十年的现代诗“乱吹一通”；诸葛先生是大手笔；用不着为了论战的方便；在此处耍小聪明。
《华夏诗报》发表诸葛先生的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同一期第四版；有《流沙河笑话连篇》一文；介绍流沙河先生以打油诗做对联；其中尤以“琴瑟四王爬到高处；魑魅二鬼站在左边”一联最有味道；建议诸葛先生闲来无事时；品读品读；于作人作文或许有所裨益。
三、答沙无藓先生
成都有一张很不起眼的油印小报《琴与剑小诗》；近期中缝刊登一则“诗讯”；说广州、重庆、北京有三几家与之志趣相投的报刊纷纷载文；“批驳《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申张正义；保卫革命诗歌”云云。该小报自己也接连载文“遥相呼应”；“旗帜鲜明地驳斥《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一副“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样；煞是可爱。
譬如其中连载的署名沙无藓的文章说：“《桂林山水歌》前已有对民歌体的无理诟病；但谤者意犹未足；便力图从创作该诗的时代背景上打开缺口；指责此诗写于一九五九年七月；整理于一九六一年八月；这一时期正遭天灾人祸；诗人还歌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岂非有意粉饰？岂非毫无心肝？……究其实；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那个时候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只道是‘暂时困难’。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抗灾之举方兴未艾；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更重要的是；有政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自然令人痛心；但对祖国大好河山；仍秉赤子之情；同时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也是古今诗家常有的事。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能说他没有时时‘挑灯看剑’吗？显然；攻其一点；为的是在你鼻子上涂白粉；诬其伪；乱其真；如此而已！”
领教了！（在下就是那个谤者。）原来“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当时并未“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可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大明白：既然顶着诗人桂冠；以政治抒情诗为业；就该对时代风云政治得失有自己的独立观察、思考和判断；从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是甘做弄臣；惟龙颜是瞻；一味高唱谀词颂歌。未能洞悉人祸；便来粉饰太平；这粉饰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祸；便来讴歌人祸；事后就可以毫无歉疚和忏悔；就可以永远盘踞教科书了？彭德怀元帅没有诗人桂冠；他在一九五九年却“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有一首与“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迥异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与彭德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位心有良知、面无佞色的血性汉子；你的辩护还能气壮如牛吗？
诗人为什么要写诗？诗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白居易说：“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听见了吗？“保卫革命诗歌”的沙翁们；诗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阿谀和粉饰；还在于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使君臣亲览；修废补阙；乐忧逸劳；进而使社会臻于至理；致于升平。阿谀粉饰未必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一味阿谀粉饰；使君臣不能亲览而斟酌焉；招致欺君误国之罪；也可能让“尔曹身与名俱裂”的。
“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这就能成为我们的诗人在饿殍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理由吗？辛弃疾戎马一生抗敌救亡；写过多少壮怀激烈之词：“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才是辛词的主旋律。如果没有这个主旋律；面对国忧民患无动于衷；年年沉溺于“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辛弃疾就不成为辛弃疾了。可我们的诗人除了阿谀与粉饰；面对饿殍遍野的惨象（桂林山水所在的广西就够惨的）；可有一句半句太息掩泣怜悯苍生“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品？
“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整理旧稿；将笑容改成愁容又有何妨？我们这位诗人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写下的《中国的十月》；其中有些句子；如“《炮打司令部》；/伟大新战役的号令”、“‘走资派还在走’；/路线斗争呵；/复杂激烈”、“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挥手”等；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的修改稿中不是删改殆尽了吗？何以在哀鸿遍野的年头绽放的这一朵灿烂的笑容；就是铁定不能改呢？
至于“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我想还是免了吧！一天等于二十年；砸锅化铁说疯话；勒紧裤腰带反右倾；我们的心够“勇往”的了；何用再来“振奋”？
“诬其伪；乱其真”？果真岂可乱；实伪何须诬！鼻子上的白粉；自己不涂；别人涂得上去吗？
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些沙翁们平素写的分行文字质地很差；不登大雅；常常被《星星》退稿；于是对《星星》怀恨在心；总想找茬；这回总算找到了一个搀和的机会。不过；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我觉得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自编一张“琴与剑”小报；抚琴弄剑（琴艺差一点没关系；剑法一定要狠毒）；老有所乐；且“申张正义”；不是很好吗？人家才不屑于去凑那个散布“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的什么《星星》的热闹呢？
四、答金绍任先生
又有一位唤作金绍任的拍马出阵；在《华夏诗报》总第一百二十九期发表一篇《“轻薄为文”的典型》；其中有“毛翰们奇谈怪论的大暴露”一节。其意犹未尽；又将此文作了一些增删；改题为《〈星星〉的蚍蜉与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发表在《芙蓉》二○○○年第一期。古语有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星星》的蚍蜉”如何徒劳撼树不干我事；“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和“奇谈怪论”；且容分辩。
“毛文的一个奇离之处；是居然要将名作《周总理；你在哪里？》打成作者柯岩的一条罪证；一件赃物。”奇离与否；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还是把这两首诗全文照录在这里；劳海内外方家费心甄别吧：
先看王洪涛《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原载《诗刊》1963年12月号）：
遵照妈妈的嘱咐；/按照移灵的地址；/我擦干了眼泪；/来到太行山区。
我跨过千座高山；/叩问每一块岩石：/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石头不语；/向我示意：/你看！石壁上有她/刻写的标语：/坚决抗战！/减租减息！/她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她把火把点在人心里。
我穿过道道丛林；/摇着每一棵树木：/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树木肃立；/摇动树枝：/你看；树皮上有她/小小的指印；/树根上有她/晶莹的汗滴。/她在这里植树造林；/她在这里种谷采菊。
我涉过道道河流；/询问每一点水滴：/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河流不答；/浪花跳起：/你看；水面上有她/花白的头巾；/浪花上有她/划船的英姿。/她在这里送过游击队；/她在这里沉过鬼子。
我走过千山万水；/访遍太行山区；/我得到的回答啊；/都是同一的话语：/莉莉；在我这里！/莉莉；在我这里！
莉莉啊；莉莉；/我的好宝贝！/高山是你的形象；/树干是你的身躯；/花草是你的衣裙；/涛声是你的笑语。/太行在你的脚下；/你在太行的怀里。
再看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原载《人民日报》1977年1月8日）：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
我们对着大地喊：/周总理——/大地轰鸣：/“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周总理——/松涛阵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宿营地上篝火红呵；/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周总理——/海涛声声：/“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呵；总理；/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辽阔大地/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周——总——理——；/广场回音：/“呵；轻些呀；轻些；/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王、柯二诗构思雷同；并非我一个人的看法。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参与主编的《新中国50年诗选》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作协大楼召开；与会的诗评家杨匡汉先生对诗选的批评意见之一；就是“为什么要选《周总理；你在哪里》；这诗是模仿王洪涛的嘛！”众人哄笑；笑他大概很久不看《星星》了；全不知外间正为此事吵得闹热。我只解释说；此书的编选原则有别于课本；是七分精品三分史料。
其实；就算没有模仿或雷同的问题；《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一首好诗吗？别的不说；用“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来概括周恩来的一生；说得过去吗？众所周知；毛泽东五十年代以后犯过许多严重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事实上；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乃至十年文革中；周恩来都曾有保留有抵制；尽量保护党内外干部；维护生产的正常秩序；力求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一口咬定周总理“步步紧跟”；究竟算是对周总理的赞美和歌颂呢？还是对周总理的讽刺和污蔑呢？对此；柯岩先生想必心有所虚；不然；此诗在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时；她为什么要把这两句改为“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向前不停息”呢？那么；这一改就改对了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中；在“文化大革命”包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征途中；周恩来都是“大步向前不停息”的吗？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某些诗人却“步步紧跟”；颂歌、战歌层出不穷。例如；当彭德怀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忧心忡忡早生华发的时候；贺敬之却豪情满怀唾沫横飞：“呵！点起来！/点起来！——/我们的/千万座/小高炉！”“看我们/几千万/钢铁大军；/伟大的创举——/‘小土群’！……”“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天空呵——/此刻/是更加纯净；/总路线的灯塔；/更加光明！/呵；山；/分外青；/旗；/分外红。/历史的车轮；/更快旋转！/跃进的战马；/四蹄生风！/……呵！公社的红旗——/满天高举！/高炉的火光——/遍地熊熊！/千里——/烟云滚滚；/万里——/汗雨飞空！/定额呵——/突破！/突破！……/产量呵——/上升！/上升！……/右倾分子们！/他们/是输定了！/现实；/对他们/那灰色的心/是这样无情……”（《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137－138页）可直到今天；陈年诸公还把这种东西称为“革命诗歌”、“社会主义诗歌”；不容他人有任何不敬之辞；相约“奋起保卫”！这帮人是不是吃错了药！金先生为《桂林山水歌》辩护；费了更多的口舌和心机。其辩护理由之一；是“桂林人民经过公议；将《桂林山水歌》刻于石上；立了一块诗碑。新诗作品获此殊荣是罕见的。”这一条似乎不大切题。江山也要文人捧；把一些捧场的诗文刻到自家山头；招徕天下游客；增加旅游收入；何乐而不为？不知那块诗碑上是否连“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字样也一并刻上了？不知桂林的导游小姐向游客们夸耀这首诗时；是否也讲解其中关于土高炉“遍地熊熊”、浮夸风“定额突破突破”和右倾分子“他们是输定了”之类的背景资料和象征意义？听说武汉大学校园内年年三月樱花盛开；游人如潮；但游人们都不愿提及一个事实；那太让人败兴了；这许多樱花树是当年日寇攻陷武汉后；在这里住院养伤的鬼子兵所栽。
“在社稷倾覆、生民涂炭的安史之乱期间；杜甫除了写有《三吏》《三别》等啼血之作；也写有不少明丽欣悦的风景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等等。”“被毛翰嘉许为‘真正的诗人’的屈原和秋瑾；都是终身没有见过祖国脱离苦难；可是除了‘太息’和‘愁杀’；也‘还能写出别样情怀的诗句’。”金先生在这里也一再运用类比法；试图说明在哀鸿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是正确的；是有先例的。用心良苦；忠心可嘉。但这种类比却显然是不严密的。“除了……也……”；这是一道小学生的造句题：“杜甫除了《三吏》《三别》；也……”“屈原除了‘太息’；也……”“秋瑾除了‘愁杀’；也……”这些句子都造得不错；可是我们的诗人在生民涂炭的年头；“除了什么；也……”呢？这个句子你金先生造来我们看看。别说《三吏》《三别》；就连《一吏》《一别》（如粮食亩产几十万斤的《浮夸吏》；右倾分子蒙冤刺配被扫地出门的《无家别》）也没有？《一吏》《一别》也没写过的诗人；一声“太息”、一句“愁杀”也不曾有过的诗人；有什么资格同人家老杜、屈子和鉴湖女侠攀比呢？没有“除了……”只有“也……”的诗人；难道也可以嘉许为“真正的诗人”吗？另外；“两个黄鹂鸣翠柳”并非写于安史之乱期间；而是写于安史之乱平定的第二年；正因为战乱平息；水路畅通；避难蜀中的诗人才能看到远道而来的“东吴万里船”泊于门前；“即从巴峡穿巫峡”、“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愿望就要实现；诗才如此“明丽欣悦”的。杜甫在战乱期间或许也写过别的“明丽欣悦”之作；但至少这一首不是。建议金先生找一本唐诗启蒙读本；悄悄读一下；免得信口雌黄；贻笑大方。
“《桂林山水歌》初发表时；我是一个早已忘记了吃饱饭是什么滋味；饿得两腿浮肿；既失学又失业的初中毕业生。偶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此诗；我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感染；原本暗淡的周围环境仿佛都亮堂了许多。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精神升华了。”哇！读诗还会产生如此奇效；真是诗家的光荣；读者的运气！看来；金先生饿得还不够；就算再饿三年；直饿得形销骨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黄泉路上走一遭回来；只须把“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符咒一念；也都能够诈尸还阳；升华精神；昂扬斗志。万幸的是；金先生没有偶然读到当时《人民文学》上不肯刊登的彭德怀的那首没有笑容的民歌；也没有读到蔡其矫的《雾中汉水》“……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否则；一定会两眼一黑；七窍生烟；精神崩溃；顿时气绝身亡的。
金先生此文标题所谓“毛翰的第九种自杀”；是对拙作《自杀的八种方式》的演绎。“写诗玩赏自杀方式；是毛翰对自己诗人价值的自杀；轻薄为文；狂妄而胡乱；是他对自己学人价值的自杀。希望毛翰先生能走出自杀的怪圈。”多承教诲；但毛翰写诗为文；恶习已经难改；先生不必再存希望。来而不往非礼也；本该有所回敬；但金先生显然也过了孺子可教的年龄；从免。
五、答柯岩先生
柯岩先生终于按捺不住了；她二○○○年二月十六日给《星星》诗刊主编杨牧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华夏诗报》总第一百三十期。这封信主要是以前辈师长的口吻；训斥、教导、恐吓杨牧先生；兼及其他众人；包括在下。
柯岩先生这样教训杨牧：“你在发表那些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那些前辈诗人和已故诗人的文字时；你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