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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家里的物证有些反常。靠近后门有扇窗，既没窗帘，也没上锁，但米勒一家说这窗一直都这样。警方认为即便是强行入室，也不大可能通过后面这扇窗进来，更何况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是强行入室。
从马洛里在二楼的卧室开始，血滴顺着楼梯往下延伸，里屋有扇门可以通往厨房和其他房间，离那扇门几英尺的地方，血迹突然没有了。对血迹的DNA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初步判断这正是马洛里的血迹。楼上马洛里与里斯共用的那间浴室乱得一团糟。据报道，里斯曾告知警方，“即便对马洛里来说” 浴室那么乱也是少有的。
血迹与乱糟糟的浴室能否证明那儿曾发生过搏斗呢？显然，那得看你问谁了。
电话录音显示，从她家人出去吃饭到8：50她
爸爸打电话回来，马洛里一直在家。她爸爸在出门这段时间里一共打了四次电话回家。他们大约在9：20左右到家。
马洛里留了张字条在厨房台面上，感谢圣诞老人让她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字条上写她已经上床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要去滑雪，她得早点睡，这样明天才能有个好精神。
字条里没有提到肚子疼。
米勒先生和他儿子一致认为字条写得很急。马洛里平时常在信件和学校作业本上画满花和心的符号，还常常有XXX——吻你，吻你，吻你——然后再签上名字，而她这次只草草地写了个M，平时她的签名要么全部是小写的花哨的“mallory”，要么就是小写的充满自嘲的“mall”。
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米勒先生关上房门，关掉圣诞树上的彩灯，10点前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比尔·米勒就进了他女儿的房间——他说是4：30——因为他计划开车去斯廷博特温泉，而且里斯坚持要在索道开动前排上队，因为这样，他就能在新鲜干净的雪地上试试新滑雪板了。但马洛里不在房间里。从今年夏天她开始在外面扩大交际圈起，她就常常很晚睡觉，而且不叠被子，所以根本无法判断她是否上床睡过觉。
她为滑雪准备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包里，搁在了地上。
米勒先生的第一反应是他女儿在前一天晚上溜出去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然后由于某些原因，天亮前没能赶回来。他猜她可能是在某个姐妹家睡着了，他正想打给她的好姐妹卡拉时，里斯发现有血迹从她卧室一直滴到浴室。
比尔·米勒找卡拉的电话号码时，里斯打911报了警。
据她的两个好朋友，卡拉和塔米所说——她们因为要对着摄像机被采访开心得不得了——马洛里有个泪滴状的背包不见了，这个包常被用来当作手提包，而不是书包。还有她的手机、钱包和记事本也统统不见了。这本记事本很重要，因为马洛里把什么都往上记。上面很可能记有她朋友的电话号码、周末安排，还有她最近的心情故事。这两个女孩子还告诉警方说马洛里有写日记的习惯——她们看过一些，但最近没有看——警察没能找到日记本。
找不到记事本和日记本，就意味着失去了有关马洛里生活状况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手机也很关键，因为里面存储着马洛里认为重要的电话号码。
街对面的邻居克兰德尔一家报告说在圣诞夜还没下雪时，他们看到有人在米勒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溜达”。他穿得厚厚实实，一直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他们知道的也就这些了。
表面上看来，这仅仅是桩青少年出逃案，媒体对此案进行了大规模报道。而其中也有新奇又有趣的杂闻：不少全国知名的主持人都迫切希望能对米勒先生进行一次专访，但他统统拒绝了。比尔曾在一个慈善长跑的组委会中认识了当地一位名叫斯蒂法妮·里格斯的电视记者。比尔只接受了她的两次简短的录像采访，偶尔也会有人拍到他独自站在门前院子里的镜头。每次他都表示自己很爱女儿，并且恳求她回家，至少打个电话回去。
他又说，如果有人抓了她，请把她放了，拜托。
他没有每次都想上报纸电视，这点让我很钦佩。
我觉得他的语气就像很肯定女儿是自己跑掉的一样。
主要负责此案的两个侦探都已上了年纪，萨姆对这两人印象不错。但我一个都不认识。另外还有几支小分队帮忙。
贾里斯·斯洛克姆和达雷尔·奥尔森负责向附近邻居询问情况，查找线索。
另两个侦探负责弄清案发过程中具体的事件及时间。他们是萨姆·珀迪和他的搭档露西·坦纳。
9
我们一家三口去滑雪的那几天，由黛安娜帮忙打点诊所事务。
我从邻居阿德里安娜那儿领回我们的狗，把滑雪工具从车上拿下来放好，然后连忙打了个电话给黛安娜，告诉她我们回家了，我也要开始工作了。“我们已经下山了。没你的事了。有谁打过电话来吗？”我问。
“没有电话。你的病人表现都很正常。玩得怎么样？”她敷衍地问。
“好极了——雪积得很厚，天气很好。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你跟拉乌尔圣诞节过得不错吧？”
“不错，你现在有空吗？”
“有空。”我说。我察觉出有些不对劲。黛安娜的口气有些严肃。几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猜我们又要提到汉娜以及为什么有人要谋杀她的事了。
“我想向你咨询些事。”她说。
“像临床诊疗那样？”
“对。”
“好啊。”
“我不是开玩笑的。这次咨询不是闹着玩的，要认真对待，艾伦。我今天对你说的话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当时正站在厨房里，看来得找个凳子坐下了。因为黛安娜的口吻听起来是要坐下好好谈一谈。
“当然。”
天哪，我想。会谈些什么呢？
“这次咨询的内容就是有关一次咨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这样。”
“我准备好了，黛安娜。”
“你知不知道过去汉娜常常跟我谈起她碰到的病例？她吃不准时就会拿来问我。”
“这点我不吃惊。你很出色嘛。”
“我有经验，但这不是关键。她出事前几天曾在下班后叫我一起去喝酒。当然这没什么，我们每个月都会出去喝一次。”
“很好啊。”
“她想跟我讨论一个病例——是前一个星期五她看的一个孩子。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现在也不确定。”
黛安娜讲的事并不罕见。心理诊疗师们经常相互咨询，而且不透露病人的姓名。
“然后呢？”
“奇怪的是——也就是汉娜想问我的——这
孩子是自己来的。她父母并没有事先预约。这孩子自己来到她的办公室，在候诊室里等着，想要咨询。”
“没有预约？”我问。据我所知，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都是需要预约的。
“没有。”
黛安娜不为青少年做心理诊疗。我倒是偶然会做做。我说：“一般都是父母来联系，然后先来谈一会儿。那个孩子一个人来，这本来应该引起注意。”
黛安娜清了清嗓子，她不喜欢我老说些废话打断她。她说：“这我知道。”她的口气不只是责备我故作谦虚，她其实还想说，就算没吃过肥鹅肝，还能不知道鹅长什么样吗？
我努力回忆科罗拉多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法案，我记得不需要父母事先同意，独自接受诊疗的最低年龄为十五岁，但我不肯定，得查一下。
“这孩子多大？”
黛安娜回答说：“十四五岁——我不肯定。但我能保证汉娜说的是‘青少年’，只是……”
我突然猜出了接下去要谈什么。但我不喜欢这个谈话的方向。相当讨厌。我感到黛安娜在暗示汉娜·格兰特曾给马洛里·米
勒进行过心理诊疗，之后不到一星期，汉娜就死了，再过一星期，马洛里就失踪了。我说：“你该不会觉得汉娜的那个神秘病人就是马洛里·米勒吧。”
“可现在看来正是这样。”
其他许多疑点开始像伞兵一样空降到我的头脑中。为什么马洛里不跟她父亲说一声就寻求诊疗呢？为什么她要找汉娜？汉娜有没有为她做第二次诊疗呢？汉娜做出诊断没有？马洛里有什么烦恼的事呢？马洛里想自己跑掉，汉娜有没有说过什么呢？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不要再听到关于这件案子的任何消息了？
但是黛安娜似乎非得把我拉到这件案子里，我没料到她会接二连三地问我问题。“我不能跟别人说这事，对吧？汉娜跟我讨论的就是这个。我建议她静观其变，看看这孩子接下来会怎么样。现在，我想问问你，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想了想她描述的特殊情况。正当我沉思时，黛安娜打破了沉默：“方圆一千英里，你是最疯狂的诊疗师。如果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没人会知道了。”
我没理会她的话，并不介意它是褒是贬。我说：“你应该不能再对别人提起这事，但最终还得看这个小女孩对汉娜说了些什么，还有她到底几岁。为了遵守法律，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把自己当成汉娜——你跟汉娜一样从看到那个小女孩起就有责任为她保密。你是不是在考虑要不要告诉警方？是吗？”
“是的，我还在想是否还要去看看马洛里的父亲。我想他有兴趣——”
“也许你不能告诉他。除非出现虐待儿童的情况，否则你不能告诉他人。即便现在你可以肯定这孩子就是马洛里——看来你也不能肯定——我觉得你不能向别人提起这孩子来过诊所的事。”
我以为她会跟我争执。但她没有。她问：“你想知道她说什么了吗？为什么会去诊所吗？”
“要我给你出主意，也许我必须先了解些情况。”我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想知道。”
黛安娜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的也不多。这个小女孩在节假日会感到很沮丧。她想妈妈。”
10
虽然你在博尔德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但它毕竟只是个小城市。在这样一个小城里，每个人似乎都会认识那个某某人，这个某某人又认识某某人，而那个某某人与失踪的小女孩多少有点干系。那年圣诞与元旦之间的一周里有不少无聊的谈话节目，太多了，而谈论的都是那些关系的疏离度。
我的朋友兼邻居阿德里安娜是博尔德的一名泌尿科医生。她很确定地说过这出戏里的一个主要演员——一个与米勒一家，或者与执法小队中某个稍有名气的人物有干系的人——是她的病人。我在骑自行车时认识了两个朋友，他们的女儿跟那个失踪的小女孩是同一个俱乐部的——U15俱乐部足球队。劳伦法律助理的儿子跟小女孩也是同龄，而儿子最好的朋友以前常去失踪小女孩的家里除草。
诸如此类。
就像我刚听说马洛里的父亲名叫比尔时所怀疑的那样，我也同米勒一家搭上了边。我会跟他们搭上边纯粹是因为时间。几年前——我
得查查记录才能确切说出是多少年，但我估计是八九年，甚至是十年十一年——
我曾为马洛里的父母做过心理咨询，仅那一次。隔了那么久，我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楚，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的诊断结果实在令人沮丧。
米勒先生是硬把他妻子拖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做自我介绍时，我就看出来米勒太太很不情愿进我的办公室。她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孩子为了躲避看一次牙医，宁可发誓再也不吃糖一样。她就差没使劲跺脚了。
我诊疗方面的直觉也因为她的外表而变得更敏感了。任何一个长期与重度精神病患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士都能察觉出她的脸色有些憔悴。她的发型、化妆、穿着——每样都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寻常。我为他们做咨询时正值9月宜人的初秋时节，米勒太太穿着一套羊毛套装，提着一只草编包，拖着一双已经磨损了的平跟鞋。她戴着一副又大又亮的贾姬式太阳镜贾姬即杰奎琳，肯尼迪总统夫人，当年曾委托一位眼镜设计师帮她设计了一款大尺寸的胶框墨镜，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仍十分流行。。单看每个部分，都很不错。至少过得去。但在一个舒适的秋日把这些凑到一块儿，如此装扮也许只有米勒太太自己才能完全明白。
再说米勒先生，他面临的巨大挑战显然是惟恐避之不及的。看上去，他至少暂时说服了自己，要用传统的“心贴心”交谈诊疗法把妻子拖回本就属于她的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任由她在旷野中央漫无目的地游荡也不是个办法。
米勒太太究竟游荡到哪里去了？
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不会。吸毒？酗酒？绝不可能这么一般。
事实是，米勒太太参加过很多婚宴。一个月两三次是家常便饭，有时结婚的人一多，她去得还要频繁。“一个月十次，”米勒先生打电话给我预约第一次诊疗时，他这么说道。“这是最高纪录。就是7月份的事。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她会一周去十次。”
她每次参加婚宴都会穿得相当端庄典雅。她买来用在婚宴上穿的衣服有几十套，还有各式各样的帽子，春天戴的，夏天戴的，一应俱全——米勒先生称其为帽子，但米勒太太则称其为“我的礼帽”。她为每对新人买礼物，她的很多衣服和准备的礼物都是通过有线电视的家庭购物频道购买的。她从不注册——“哪儿用得着别人告诉我买什么东西？我的天。”她在诊疗时大叫——她似乎常挑一些陶瓷小塑像作为礼物，往往是小狗、小猫之类的，偶尔也会是天使或小孩。
结婚送礼往往价格不菲。“这是她惟一的缺点，”米勒先生为妻子的大方辩护道，这点值得赞赏。在一个结婚高峰月，每对新人都收到了——她是看了一小时的在QVC电视台“买这个没错”清仓大甩卖广告节目后买的——一台闪闪发亮的铬合金家用煮咖啡机，是意大利产的活塞式的，很漂亮。这些煮咖啡机差不多花了她两千美金。
那些负责米勒家所在地区业务的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小伙子和联邦快递的小姐跟他们一家子都已经混熟了。
除了多次参加婚礼和越来越多的花销，还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米勒太太在婚礼上一向都是不速之客。一向都是。可她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每次都是贵宾，如果有人问起，她则会编出一通详尽却荒谬的理由来。
她常常是在婚礼开始的前一刻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教堂，然后侧身挤到前排观看仪式进行，她常常坐在第二或第三排，就在新人的亲属后面，而且常常是坐在新娘的一侧，靠近中间的过道那里，接着她会向其他客人招手微笑，好像跟他们很熟似的。
在新人宣誓时，她总会落泪。
好几次婚礼结束后，她会和新娘的家人一起走出教堂，然后一起乘轿车去参加婚宴。
心理诊疗师总会问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个男人／女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来寻求帮助？为什么不是上周，上个月，或者下星期，下个月？这种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总爱说的“突发事件”。
对于米勒夫妇来说，寻求心理咨询这一突发事件十分明了。上星期米勒太太参加一个婚礼时，由于新郎脾气暴躁，新娘又不愿和解，于是她被警察硬生生地从博尔德拉多酒店的婚宴上赶走。她突然被赶走是因为她很有礼貌地打断了新人跳舞，又坚持要和新郎跳一曲华尔兹。
“对不起？我想你忘了和我跳舞了，”她拍拍新郎的肩膀，苦笑着说。“你不会介意吧？”她对着一脸茫然的新娘又说了一句。然后，米勒太太就举起双臂，等待着裙摆拂地而起。
而新郎恰恰是博尔德的一名代理治安官。婚宴上一半的客人都是博尔德的治安人员。没人认出穿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最重要的是，连新娘——她对自己婚礼的每一个程序烂熟于心，就好像一个大厨对自己厨房里的东西了如指掌一样——都没能认出这位身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
那天晚上，在市里另一头的警察局里，米勒先生把米勒太太保释了出来，警察强烈要求米勒太太接受心理健康诊疗。
所以他们就来我这儿了。
我的诊断？
就米勒夫妇所说的来看，米勒太太是逐步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基于他们的描述，我估计她第一次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大约是在二十三岁左右——她二十二岁时结了婚——生下女儿后不久，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人也越来越偏执。那时她二十四岁。两年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症状更明显了。我怀疑这期间的几年，她家人一直都忽视了她许多古怪又独来独往的行为，——她不参加婚宴时也是独来独往的——他
们刻意把她的很多行为都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