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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刻意把她的很多行为都合理化了。她身边的人往往对她的精神病视而不见，断然否决。
患精神病的是米勒太太，而串通起来、假装此事不存在的则是全家。她的丈夫比尔是个大好人。他们在我这儿待了五分钟，我就发现他是妻子忠实的拉拉队队长以及忠实的拥护者。“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都会做，”他说。“无论什么事。”
我有件苦差事，就是建议米勒夫妇在谈论他们的婚姻生活以前，米勒太太也许应当先接受个人心理诊疗，帮助她解决区分现实及幻觉上的困难。
“有那么糟糕吗？真的吗？”我问米勒先生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感觉如何时，他表现出一种自卫，为自己，也为另一半。“我很爱雷切尔。在那么一大堆事中，这只是个小问题，不是吗？我是说，我们讲的是婚礼，不是癌症之类的大事。很多时候，她似乎一切正常。”
我曾在一个成人急性精神病院的住院部里实习，当时，有个病人令我的挫败感上升到了极点。那是个魁梧的萨摩亚男人，精神分裂使他的语言能力极度降低，只能不断发出“吼吼”的男中音，有时只发出一声，有时则不断重复。除了严重的精神病以及硕大的个头以外——他至少比我重两百磅——他还算性格温和、乐于合作。我们一星期进行数次简短的一对一“心理诊疗”。每次不超过五分钟。他总是听我说话——有时我怀疑他根本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然后在空中挥动他厚实的手掌，发出“吼吼”的声音，有时他会打断我的话，有时则礼貌地等我把话说完。
偶尔他还会面带微笑，或者瞪大迷茫的双眼。但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
我的萨摩亚病人已经用了大量的氟派啶醇一种镇定剂，尤其用来治疗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紊乱。，这剂量足以使一头大象镇定下来。诚然我还缺乏经验，但对他奇怪的精神病我已竭尽全力，却只是白费力气。
我的指导老师对这个情况很了解，我坦白地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对这个病人无能为力。然后他说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首先，他说有些人处于疯狂状态比处于正常状态更好，甚至比我还要好。那个萨摩亚人就属这一类。
然后，他又说从心理诊疗的角度来讲，有些病人得的是癌症。当然，他用了比喻，但当我的临床医术难以医治病人的疾病时，我常常会想起这句话。
那天比尔·米勒带着妻子走进我办公室进行咨询时，我就想与他分享这两句智慧的结晶。他的希望太不切实际了。他把妻子从旷野拉回正常道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愿相信妻子患了精神癌症。我觉得事情可能真是这样，但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希望蕴含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虽然我极力想帮助米勒先生，不让他的愿望破灭，但那天，我最终的诊断以及病人需要多加照料的口头处方抽空了房间里所有的氧气。
包括最后一个氧分子。
与躁狂抑郁精神病一种精神上的狂乱，其特点为愉快情绪与抑郁情绪交替出现。不同，精神分裂症是思维或感知的混乱，而前者则是情绪上的混乱。分裂性精神思维会导致一系列认知上的混乱。幻觉、错觉还有妄想都是最为常见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在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世界里，逻辑思维体系会开始瓦解，认知脱离了一般限制，开始受外界的干扰。这就导致了其他人眼中的反常、偏题、反复或者是奇怪的参考内容。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的萨摩亚病人所发出的莫名其妙的“吼吼”声。但是错误用药对精神分裂病患者的大脑所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有时，后果甚至是悲剧性的。
在对米勒太太进行简短的诊断过程中，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她的错觉相当严重——尤
其是她非理性地坚持认为自己是被特邀参加这些婚礼的。虽然她不肯告诉我她受邀的详细内容，但是我在做诊断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这上面。
米勒先生看到我的处方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就像是在房间里注入了氦气，可以产生足够的浮力，托起他的希望之舟。但是米勒太太对此不满，她和我们争论，还谈条件。她解释说自己参加婚宴是受某种力量所迫，如果把她的这种想法比作火车的话，我真有些跟不上。但事实上，她的想法更接近于不到十岁的孩子开的碰碰车，而不是火车。
五分钟里，她一直在默默流泪，但最终她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和她丈夫的鼓励。她丈夫自始至终十分温柔，并且不断保证不管怎样都会陪在她身边，当然我向她保证要解决她的思维紊乱，我的办法是最好的。我确信她完全是出于这些原因才接受的。
当她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眼中流露出的恐惧是我长期以来在办公室里见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眼中噙满泪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他说：“有我在，有我在，有我在。”
诊疗的时间太长了，我都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米勒太太当时愿意接受似乎就意味着前方的路将变得平坦无阻。
“不能再参加婚礼了吗？”她刚连说了八个“好吧”，她丈夫又连说了三个“有我在”，才不一会儿，她就又疑惑地问我。“哦，威利威廉的昵称。，这是不是说以后都不能再参加婚礼了？”
比尔——威利——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说：“是的，恐怕是这样。”
我从头到脚都感受到了她的失望，她悲叹道：“他们会做什么呢？噢，他们会做什么呢？”
我从她眼中看到的不是关切，而是恐惧。她说的不是“我该做什么呢？”而是“他们会做什么呢？”她担心的是“他们”。
当然，我想知道“他们”是谁。是她还没出席过他们婚礼的新娘新郎？还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更大——那些在她耳边嘀咕或者大声乞求她去参加婚礼的邪恶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估计她也不会告诉我。至少那天不会。
当米勒夫妇坐在我办公室里时，我就自认不是市里最适合为米勒太太做个人诊疗的心理医生，我的设备不够好。我把我的基本判断跟他们解释了一下，并且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给玛丽·布莱克打了电话——就是在汉娜死前跟她一起办公的那个精神病医生——问
她能否接手这桩紧急病例。
我为米勒太太选一位精神病医生是因为我知道米勒太太的初期诊疗以及之后的长期护理都会涉及到对安定类药物的搭配和处理，而在科罗拉多，这类药物的供应仅限于医学领域。我选玛丽·布莱克做米勒太太的精神病医生不仅因为玛丽为人不错，还因为她来这儿时间不长，渴望接触新病人。我觉得让米勒太太等上几星期再接受诊疗不好。
玛丽欣然同意下午晚些时候就为米勒太太做诊疗。米勒先生开车把妻子直接送到了玛丽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同时见过米勒夫妇了。
几个月后，我和玛丽一同去我们的一个朋友家参加夏日派对，玛丽·布莱克对我说——“你
还记得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女人吗？那个总是参加婚礼的女人？”——她的意思是对米勒太太的诊疗已经变成了杂乱无章的胡乱对付，传统药物的失败尝试，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化合物的使用以及反反复复的短期、稳定、紧急入院诊疗的大杂烩。
市里的婚礼筹划者、牧师、神职人员、拉比们都听说了米勒太太的事。市里几乎每场婚宴的引座员都有她一张10×8大小的，参加婚礼时的照片，六个月后，她的心理健康诊疗毫无起色，而且几乎每星期六她都会被某一座教堂拒之门外。
这正是我担心的后果。
玛丽跟我讲完米勒太太的事之后，又告诉我另一件事。她说：“我觉得我丈夫不会像她丈夫对她那样支持我。那叫鼓舞，真正的鼓舞，他为她做了那么多……”
玛丽的眼神还告诉我一件事：她知道我心里明白，我欠她一个好丈夫。
比尔·米勒一年多后回来看我。当时刚过完圣诞节，正是1月份，博尔德的金发小公主恰好就在那个可怕的圣诞节被发现死在家里的地下室里。我与比尔只聊了一会儿，大概十五分钟。他来是想感谢我对雷切尔的帮助。我对他说，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什么忙都没帮上。
虽然他也知道玛丽·布莱克对她的诊疗并没什么效果——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和雷切尔分开了一段时间的缘故——但是我没问的细节他也没提及。我们聊了聊小女孩在圣诞夜被谋杀的事，他还提到这事对他孩子影响很大，然后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照相机日报》上的一则报道，讲的是圣诞节前几天，一名整牙医生在切托卡被车撞死的事。我说我看了这篇报道。他告诉我他目击了这起车祸，我猜他可能正是为了这事才回来找我的。
但是当我正等他具体说说这桩事时，他却接着讲别的事了。他说他和孩子们过得还行，还特别提到说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他刚被提升到渴望已久的职位——他似乎想强调，虽然妻子有病，他们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完全崩溃。
虽然我现在记不清了，不过即使当时在谈话结束前，我的确主动要提供一些普通帮助，我也不会感到很吃惊。我说的应该是“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尽管找我”。
他好像说的是“谢谢”，就这么结束了。
11
“小女孩在节假日感到不安？她想妈妈了？她跟汉娜就讲了这些？没别的了？”我对黛安娜说。
“不，不，还有，”黛安娜说。“拜托，我现在全凭记忆。当时这事也没什么特别，我没做任何记录。整个咨询过程大概也只有五分钟。天哪，我应该做些记录的，真的应该。”
“你还记得什么吗？”
“小女孩和汉娜说她妈妈有严重的精神病，几年前离开了博尔德。小女孩没什么机会跟她联系，很想她。汉娜猜测她妈妈患的是躁狂抑郁精神病或是精神分裂症，但她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多。她担心小女孩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
我想告诉黛安娜其实我已经知道了。我想告诉她米勒太太参加了那么多的婚礼，她的漂亮帽子，那些在家庭购物网上购买的礼物，错觉，还有耳边的那些声音。我想告诉她我觉得米勒太太得的是精神分裂症，不是躁狂抑郁精神病。
但是我说：“黛安娜，你不能对别人提起此事。除非你有理由认为她家有，或可能有，虐待儿童的情况，你才能透露她到汉娜那儿做心理诊疗的事，否则，还是什么都不要讲。”
“但她不满十五岁，未经父母允许是不能接受心理诊疗的呀。”
“你肯定吗？”我问。
“对。”
黛安娜经常对看似错误的事坚定不移，但我觉得这次黛安娜是对的。“即便这样，我不知道她作为病人的特权是否会被剥夺。”
“但有可能会。”
“你连这个小女孩到底是不是马洛里都还不能肯定。你要想确定她的身份就会侵犯病人的权利。天知道这事会不会惹上律师，如果惹上律师，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不管怎样，现在就是不能侵犯病人的权利。如果明天他们起诉你，那么直到明年山杨树开花，你都没法答辩了。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律师。”
“你什么意思？你娶了一个人，而我，”她顿了顿，有意强调，“我嫁了个地中海海神。”
我不想跟她兜圈子。
“如果她死了怎么办？”黛安娜问。
妈的。“黛安娜，你知道她——”
“不，不，我不知道，不知道。但如果她死了，如果她真的死了，我想我是否可以——”
“不，你不可以——即便死了也得保密。如果她父母问起，你不想说也得说。因为他俩很可能有权处理她的财产，包括病历，但是——”
“为什么他们会问起？如果他们并不知道她接受过诊疗，又怎么会问？”
“没错。”
在与劳伦结婚前，我跟黛安娜就已经搭档共事了。我们了解彼此的想法。但这次谈话我们像打乒乓般推来推去，着实令我感到尴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掌握一些资料，可都不知该如何处理，既不想一人独占，但又不知道能否告诉对方。
“小女孩还对汉娜说——”
“等一下，我想跟你当面谈谈。我今天傍晚有个病人要看。我要进城的。你有空吗？”
她叹了口气。“我刚想去商场买些圣诞后的打折商品。如果不早点去，东西就被别人挑光了。”
到珀尔商业大街买圣诞节后的打折商品？那我宁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欣赏一组小夜曲。
“跟拉乌尔一起去？”那是我的主观愿望。派对越糟糕，我就越希望拉乌尔陪着她去。圣诞后去购物听上去就是一场糟糕的派对。
“去买东西？跟我？你没开玩笑吧？他才不会跟我去买东西呢。”
这可不是件美差；拉乌尔是个聪明人。我忍住没有叹气。“好吧，那你会去什么地方？我到那儿接你。”
我跟黛安娜一起办公的那栋不大的办公楼非常普通——就好像街边匆匆走过的路人，而绝不是油画中雍容华贵的贵妇人，它坐落在沃尔纳特的西端，是一栋二十世纪初期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离珀尔商业大街只有几个街区。圣诞节与新年之间是清仓甩卖、疯狂抢购的时节，这种时候，想在博尔德市中心找到停车位的可能性就好像被一头大白鲨吃了一样微乎其微，所以黛安娜想把她的绅宝车停到我们办公楼后面，然后再去市中心西侧的第九大街和珀尔大街淘便宜货。我有个病人要看，也得把车停在办公楼那儿，所以我提议3点在佩泊康购物中心门口碰头。
商业大街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旁照不到阳光的地方还能见到脏兮兮的雪，这还是圣诞夜刮暴风雪时留下的，虽然是冬天，但出了太阳倒是挺暖和的。我坐在街边，享受着下午没病人时短暂的闲暇时光。大约3：10左右，黛安娜拎着两大袋东西，慢悠悠地向我走来。我上前给她一个拥抱，亲了亲她的脸颊，然后她要我帮她提一袋东西。在许多方面——大多数，并不是全部——我和黛安娜看起来像老夫老妻。
我们并肩走着，太阳在我们身后慢慢落下。我帮她提的那袋东西重得很，估计她把能买的全买下了——不论是石头还是金砖。
“你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她说。“就像一贯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事。神秘小女孩和汉娜的事，谋杀、绑架、警察、罪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似乎是被卷进去了，但你才是处理这些事的专业户，与我无关。”
我想争论说汉娜是否被谋杀还有待调查，马洛里的失踪更可能是她自己跑了，而并不是绑架。但黛安娜的总体论调是没错的。我似乎注定会碰上一连串的倒霉事。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对我来说，这些事也是甩都甩不掉的，黛安娜。”
她沉默了一会儿。也许她没听清，没完全相信，也许她把我的话当作一种出于同情、令人不快的敷衍而不予理会。
最终，她回答道：“可以肯定的是，你无法摆脱汉娜的事。我知道，我知道你当时在场。还有，你跟另一件事也有关系，但这仅仅是因为我把你给拖了进去。听着，如果你希望我跟别人而不是跟你说这事，我可以理解。但我真的需要有人帮我出出主意，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于这种乱七八糟的精神诊疗，我只知道你是很有经验的。”
乱七八糟的精神诊疗？我又想跟她争论，但考虑到就算争论了也没什么用，我说，“事实上，在我们谈话以前，我已经陷到马洛里的案子里去了。”
这回她听进了我的话。她的声音变得警觉了起来。“你说什么？”
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我也需要向你咨询，我跟你一样，搞不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像步兵一样前行，她渐渐走不动了，突然停了下来。我察觉后便也停下来，转身面向她。越过她的头顶，在西南方弗兰特岭顶峰那儿，太阳的余辉明亮而温和。我脸上感到微微的暖意。
“告诉我。”她说。
这句话有所省略，是心理诊疗的速记术语，表示“继续”或“别停，接着说”或“憋在心里有个屁用，有话就说”。
“我是认真的——现在是正式的咨询——你
不能对别人讲。”
“拜托，”她说。
我希望自己正戴着太阳镜而不是把它放在衣服口袋里，太阳光太强，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拜托？“你答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