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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秘密
郑 义
“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经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从八十年代初启动的经济改革，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93年5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这是在一个总标题下的十四篇文章。 《时代》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十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面前，许多对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中国官方经济学界当然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发表预测报告称：2020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到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水平；二十一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即“赶上西方”。报告的作者们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二十一世纪果真是“中国的世纪”吗？
我们现在只讨论一个常识：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可否支撑得起一个“中国的世纪”？
根据中国科学院上述预测，20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9万亿，是1990年的50倍。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已有权威人士证实：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四十多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10余倍，而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了40余倍。在这种举世无双的高消耗、低产出经济模式下，假设国民生产总值（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资源200倍──这个账还有必要继续往下算吗？
“强国梦”之破灭
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们当然不会不了解“高消耗低产出”这一中国经济之癌，他们的全部预测建立在“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一个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命令，问题在于：是谁，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执行这个命令？如果这个命令不被执行，发动机里灌不进那么多油，中国就只好遥望着那个据说必定属于它的新世纪而扼腕兴叹。资源是持续发展之前提。灌满了油，也许你可以命令中国驶往辉煌的新世纪，但要是没有油呢？
再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中国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资源能否支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最深刻的悲剧可能在于：当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制度“试验”之后，才惊骇地发现本国资源已接近枯竭。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总规模的扩大，世界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公布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榖物之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 “中国的例子显示，这个世界无法依照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来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有中国学者证实：“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多年中，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 （注1）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如果再增长50倍，污染就要增长300倍。就算是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那个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就算污染再增加10倍，──据中国经济学家估算，“按照目前每亿美圆产值平均污染破坏环境的比率计算，全世界总产值再增长不到1倍或者再延续不到五十年，就会使地球环境不再适宜人类生存。即使采取目前各国提出的一些措施，也不能按老轨道再持续增长2倍的产值了。”（注2）
关于二十一世纪的预测，应当主要是关于资源总量与生态容量的预测。尤其是对于中国。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这个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噩梦。
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如何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球籍”。
请读者耐心跟我一起研究一下几组经济数字。
中国官方经济学界经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 GNP名列世界第七，GN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可以做几点评论：第一、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1、国土面积第3、矿产资源第3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第二、如果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第三、这种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而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第四、中国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的夸大；第五、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以换取政权合法性之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
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递减。 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生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在经历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国民生产总值尚占世界总数4。7％；至“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之后的1997年，中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量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 （注3）这一组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同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中国自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中国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中国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即使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到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后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 （注4）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位和113位。 （注5）按照世界银行1995年推出的一种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即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并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 （注6）前两组数字说明，中国人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是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所有数字综合起来，大致可归结为如下三句话：
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至于洋溢于中国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且为中国人民描绘了这样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注7）
超载的极限
二十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谈到，他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于“时间”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在很多经济学著作中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但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事情将在何时发生？在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的时间？ ──却完全被忽略了。
这同样是我们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
我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可能出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等等。但是忽视了时间：事情将在何时发生？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当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并决议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
挽救中国生态崩溃之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角度来看，中国国土承载力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上限。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人口是2～3亿，按目前人口增长趋势，时间大约是十五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中国政府当局已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中国从1996年开始投注巨资，在2004年前必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园，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 （注8）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中共建政之后前四十年财政收入之总和的7～8倍。如果分十年投入，每年需投入3千亿美园，约等于20世纪末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2倍以上。中国专家似未进行这种全国性估算，但对局部地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上述估算大致相当。 ──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我们甚至无须去讨论二十一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二十一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
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这不是一句玩笑话。
中国人均淡水仅有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的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中国严重的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国腹部地区的持续三年的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如果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地区──大北京地区，则后果难以设想。包括京、津、唐、保四市在内的大北京地区，是贫水国中的特贫水区。外来的观光者只看见林立的高楼大厦，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 ──可以这样简单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十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先生就发出了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能获得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
目前，大北京地区已经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所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了使首都地区脱离险境，专家们正在紧张讨论从迁都到自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而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水资源危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
水仅仅是中国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
大难临头之际，中国统治者很可能会高举起他们现在所讨厌的“人权”的旗帜，要求实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再分配。其逻辑的顶点，就是转嫁内部危机的对外战争。那时的执政者会有全新的思维：从巩固政权角度来衡量，战争，特别是某种能大幅度削减人口的战争，解决问题较彻底，且成本较低。这对于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陷入民族主义狂热的国家，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一个走投无路的国家，一个人命不值钱的国家，应该不算是难以逾越的道德障碍。当年马尔萨斯所言战争是减少人口的一种手段，指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如果换成了“看得见的手”，情况又会怎样？退一步讲，即便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崩溃，也将把世界拖入一场灾难，我实在想像不出有几个国家可以幸免。
──难以设想吗？有时候，需要设想一下难以设想的事情。
在劫难逃的大崩溃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的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西方）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
也许还有一点时间。
也许一切都太晚了。
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
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达成了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会保持其巨大惯性。如俄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之恢复也需要漫长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权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漠视人权、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动乱、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中国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已经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而任何一环的断裂，都会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
形势已危如累卵。
其实中国人已有预感。
看看“二十一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抓起牙刷便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竟把血汗钱往那早已资不抵债的国家银行里存，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末日气息弥漫，人们疯吃海饮，狂赌滥嫖，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
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这是灾难的直觉，绝望的集体无意识。
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古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今是，山河残破而党国尤在。
古诗云：“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今是，尔曹身与名未裂，已废江河万古流。
一个曾历经数千年风霜的辉煌文明似已在劫难逃。
“高速增长”背后的政治秘密
我在其它文章中曾著力分析：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有血有肉的主人），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但在毛式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了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这正如一辆“公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