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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见过圣雄甘地，这无疑是那次旅行最富传奇色彩的部分。
我们（我和妻子）还荣幸地去过她城里的公寓。什么样的老人，独自生活在伴随她多年的那些老式家具之间，身上却没有任何在她的年龄上通常都有的腐朽气息。给我们斟上葡萄酒时，她说：“nyaduvin，toutvabien．”我们听她谈漫长人生中遇到的种种奇闻逸事，谈欲望和性。她把阿根廷的现状归结为西方的没落，那时正值“9·11”事件和阿根廷经济危机发生后不久，她毫不掩饰谈吐中流露出的隐忧。我想这样一个见过世面的老人必定高瞻远瞩。
话题转到了诗歌。她说她喜欢我的那首《水壶》，理由是从中感受到一种不同的东西，一种东方人看事物的方式。顺便说一下，我的包括《水壶》在内的三首诗就是M夫人请L夫人从法语译成西班牙语的。令我惊讶的是，她说她本人最近写了一首诗，是平生所写第一首诗，灵感来得不迟也不早，所以题目就叫《西方老妇歌》。说实话，这个题目引起了我浓厚的阅读兴趣。
花园位于北郊小镇的瓦拉斯街11号，房子遮蔽在潮湿的浓荫中，茂密的树木挡住了围墙。沿着甬道漫步，不时会发现一些有浮雕的石头屏风、椅子；一个神龛或一眼竖立着铁支架的古井。浮雕表现庄园生活的景观：一个男人正用肩膀费力推动一个高过他的马车轮，他身后站着奶牛、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和手提圆桶的男人，有一个水罐摆在地上。我想象当M夫人一个人在这巨大的花园里回忆她的先祖时，那马车轮、圆桶、水罐都会发出声音，那些人中的一个会走向她，把一只手轻轻放在她的披肩上。
这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正当初夏，无花果树散发出淡淡的乳香味，高大的金合欢的叶子在午后的微风中柔软地下垂。从花园深处散步回来后，我们在棚顶边缘绕着一圈橙色帷幔的凉亭下喝茶。M夫人戴着一顶草帽，坐在客人们中间。因为新朋友身份，也因为M夫人，客人们的话题就主要围绕着我们个人的家世和有关中国的一切。
在落日将要以它的金黄涂抹树梢之际，也许是为了满足我的期待，也许告别的时候到了，M夫人用沙哑的嗓门缓缓诵读了那首《西方老妇歌》。我粗陋的翻译尽量保留了她诗中那剔除了悲怆的乐观的调子。
总有一天，香水和梳子都要弃我而去
一个在博物馆中我经常端详的中国花瓶
那令人愉悦的靛青图案
会成为我最后视线中的乐园
在穿越仁慈的上帝的死亡深谷之后
我仍将是同一个阿根廷女人
燃烧着，像火鹤一样
点缀在明媚的山水之间
杂 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散步，漫无目的，走到哪就算哪，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闲逛，也满足于通过视觉接受的种种印象，这种流动的方式是我理想的写作状态。行走着，却并不到哪里去，正如写，并没有一个先在的主题，杨朱伤心哭泣的可南可北的道路正可迷失，正可自我放逐。抵达生活的表层——佩索阿如是说——完全是在无意之间。例如，在某大路口，正当行人为了赶在红灯亮起之前穿过街面，油然产生被催促的匆忙流逝之感，一排排汽车也紧凑地相挨着等待通过，这时，一些男孩或女孩就突然从路边树下窜出，站到斑马线上表演起双手循环抛球的杂技，有的还爬到另一个的肩上，颤颤巍巍地戏耍起来。车重新开动前拥向前去朝车窗里伸手，个个都是那么敏捷。因为假如动作不够快，就将来不及拿到赏钱。这类惊险游戏在很多路口都能见到。若是年纪稍大的，就在头上扎一块漂亮的头巾，玩的是抛沙锤或火棍，难度自然也就更大了。这些停留在生活表层上的瞬间，有时我们不能与之欣然邂逅，难道不是因为感觉有太多的东西在催促，而内心日趋紧张的缘故吗？
马黛茶
一只手握着墨水瓶大小的圆形茶壶，壶中斜插着金属吸管，就到嘴边慢慢啜饮。坐着、躺着、或站着喝，还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喝。在星期天的公园、在橡树或回廊下、在摸三张的牌桌上，甚至在自由市场的货摊前，男男女女一律陶醉于这种神秘的巴拉圭植物的香醇中。我见过一张切·格瓦拉的照片，他就是斜倚着，肘支在床上喝茶的。而户外品茗，实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大景观，街头摆的茶摊也都备有热水瓶，跟在国内所见几无不同。
作为南方人，我虽不精于茶道，然从事茗饮，未尝有一日稍停，忝列茶之瘾君子大概亦不为过。此间人士热衷的马黛茶，精妙何在？与中国茶有什么差别？自然颇感好奇。一日偶翻《植物地理学》，知其含有咖啡碱，所以有提精神、清头目之功效，愈发急欲一试为快了。于是买了茶叶和茶具，回到家中立马操作起来。马黛茶看起来不似中国茶精致，叶如干草，且含细末，盖焙法不同耳。煮茶其实很简单，撮茶叶一把，砂糖若干置壶中，倒入热开水，稍加搅拌即可。果然味道苦而酽香浓郁，口感比云南普洱茶约略重些。国人饮茶并无加糖习惯，但在我闽东家乡，人家待客至今仍以冰糖佐之，所以马黛茶的风味我多少能够品出。饮罢，不禁吟哦起《诗经》中“谁谓茶苦，其甘如荠”的诗句来。
在阿根廷人中间，若某某把自己正在喝的茶壶递给你，证明你已经算作他的朋友了，茶壶在众人手里传递，喝得脸红耳热，气氛也渐渐热烈起来，饮料你也许不习惯，但那些羊角、白银、皮革、葫芦等各种质地的马黛茶壶的精美，不可能不诱惑你想要拥有一个。每在周末露天市场闲逛，我总是四处寻找，有中意的必欲倾囊，正如见风景佳处便幻想造屋其间一样，常令内子讥笑。葫芦制的茶壶是我所最爱1，表面花花绿绿，若遇刻工精良的，摆在书架上，与斜出其上的银质吸管真可谓相映成趣，斗室乾坤里于是平添了些异国情调了。
废墟和记忆
我读过一本回忆录（书名和作者的名字我都已经忘记了），讲述一个由以色列特工人员和被迫害的普通犹太人组成的别动队，秘密潜入阿根廷，活捉纳粹主犯之一艾希曼的真实故事，时间大概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书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本人即别动队的负责人，并亲自参加了那次行动的全过程。读这本书时的惊心动魄至今记忆犹新。艾希曼，那个屠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二战结束后潜逃至阿根廷，他埋名隐姓，通过连续搬家、不让子女与任何人接近的方式避免走漏风声。似乎预感到末日已近，当他被几个汉子忽然从身后架住并按倒在车内时，竟然非常识时务地连挣扎都没有挣扎一下。他马上被押解到耶路撒冷。在公开审判以前，阿根廷情报部门始终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那架前来参加国际盛会的飞机上坐着的是清一色的不速之客、焚尸炉的幸存者和自愿复仇者。
位于Arroyo街的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1990年被炸毁，现在，原先建筑所在的位置已经变成一个小广场，隔壁建筑的墙上有一个圆柱柱头的花饰印痕，看起来像一件浮雕作品，但更加突显了废墟的荒凉，它包含着残酷意味的消逝之美。尤其在夕阳之下，当几个放学的男孩在那儿玩着追逐的游戏，笼子似的铁栅栏里，小树几乎没有长出几片叶子来，某人留在一段
墙基上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你会发现，废墟犹如镜子的碎片，它的叙述是断续的、零散的。而记忆是另一种废墟，同样作为时间作用下的废墟。在事物的关联性中，记忆以不可靠的方式对遗忘的殿堂作出补偿性的说明，这种欲言又止留下的符迹或许就是文学。我从下榻的苏伊巴恰旅馆出来，沿门前斜街往下走几步，对面教堂墙上那个铜铸的纪念性铭文很快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浓 荫
我在自由街1236号那家旧书店寻找初版博尔赫斯的《阿特拉斯》未遇大感失望时，偶然发现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几本书，其中一本照片与文字合辑的书取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奇花异木》，意外地弥补了我的缺憾，因要价奇昂，我买不起；就站在书架前浏览起来。为一座城市的花木撰写一本书，无异于给一个前去参加弥撒的姑娘着上盛装。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夕，我做过一个梦：一个连着缓坡的广场，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树木撑开巨大的树冠。之后来到圣马丁广场，我立即认出了那些梦中的可爱树木。从一家照片洗印店出来，我坐在长椅上，为了能把它们细细观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气候是如此适合于植物，几乎每个广场、每条街道都覆盖在细菌般快速繁殖的浓荫之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高大的蓝桉在拉普拉塔河滨公园随处可见，触摸一下它的叶子，余香在手指上经久不散；南美花梨木、金合欢、广玉兰或法国梧桐把盛夏的街道变成了绿色拱廊，任何方向都吸引游入朝它的幽深处走去；蓝花楹的黑枝干开花时节不太被注意，因为满树的花早已喧宾夺主，它们在冬天叶子落尽时看起来才最美；另一种醉树（Paloborra·cho）的主茎像上下细中间粗的酒瓶形状，比印第安人祭祀用的大坛子还要粗大，与属于木棉科的纺锤树颇相似，带刺，花红白两色，且春秋二度开放，那花只需一瞥就会使人感觉微醺，避开不去看是不可能的。《梁书》记载南亚的顿逊国：“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因未亲验，不能肯定二者是否同属一种，但据说醉树只生长于南美洲，至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它受人宠爱，声名赫赫。
声音的细浪
起初我不知道那笛声的意义，它从下面街道的转角传来，竟然是悠扬的，在冬天听起来更显得几分凄清。它升上来，飘忽不定，总是那几个重复的音节，像空气的印章，像细浪。一生中某些时刻，借助于声音，我们会回到另一个时刻，回到从前。在七步，小巷石阶下阉猪人的笛声，现在被这另外的曲调唤起了。他步履如风，甚至有点英雄气概。我离开桌子到窗前去，想看到那个串街走巷的人，那个自行车摆上固定着磨刀石的磨刀人。有时，笛声被抑扬有致的吆喝所取代，只听见唱道：“Afi1ador，AfiIdor……”
某种程度上，我在异乡的写作仿佛是对必定消逝之物所做的挽留，时日，年华，正在到来的此刻，滔滔而逝，没有什么留下，连一点痕迹都没有，这种徒劳无益的努力之所以还在继续，完全是一种惯性作用，而我自己却就像一个空虚的场域，任什么东西从中穿过，一如那笛声穿过整个街区。
为了从事某种精神操练，过一段自愿的闭关生活是有必要的，“间数月出游”实乃消息盈虚之道，而懒慵如我既依赖它，又怀疑起它。有时，我会对霍桑笔下的怪人韦克菲尔德会心一笑。可能正是这种与心跳保持的距离磨砺了我的视听之区。内院里一根断电线被风吹动的沙沙声总是有我不了解的意味吧？它为何悬在那儿？令我想起电影《玻利维亚》中那些随便搭在公共电线上的私人电线；如果我调动想象，邻居的门发出的声音，就会展示另一个室内风景，另一个人的命运；早晨七点，喀刺喀刺的转轴声响起，准是街对面约瑟芬娜咖啡店在开铁门。生活，永远在重复中重新开始。摇铁门的女店主穿上了绿围裙，又要在门外一张一张地摆放桌椅了。稍后一点，遛狗人费劲地牵着二群大小不同，热气蒸腾的宠物，拥拥挤挤地出现在街角，吠叫，引起更多宠物的兴奋，终于响成一片。
早餐后那段时间算是白天里最安静的，如果未熬夜，我将喝着香喷喷的巴西咖啡，等待今天的灵感的惠顾。寂静不也是一种声音吗？在写作的寂静中，太阳的影子移过桌面，而文字是另一种听不见的细浪。偶尔传来的公共汽车刹车的金属声响，并不引起我的反感；内院窗口里某几个公司职员的谈话，听起来那么近，也不会影响我的专注。不知位于哪条街的学校的铃声，适时地提醒我正午已经临近，然后，‘从洪卡街那边，一群放学的女中学生拖着无所谓的懒散步子，用奶声奶气的歌惊飞广场上的鸽子，翅膀碰撞犹如一串爆竹升空。
幽静的深夜，纵使在美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这个异乡人而言，仍然难以排遣卧听的寂寥。街头偶尔响起一对从剧院走回家去的情侣的清越的脚步声，女人把手握在男人手中，口哨是令人愉悦的，像在码头上吹的那种口哨。逢到周末或节庆之夜，晚会的伴奏音乐有时会通宵达旦，有时晚会干脆搬到广场上继续进行。啤酒瓶和易拉罐。摇晃的肩膀。手提式收录机。我们没有被邀请，但实际上已经参加了那不情愿的狂欢。
帕瑞拉街3号
窗外，街心小花园。洪卡街与基多街斜向交叉，形成一个船头形无名广场，我的女神就伫立在由一圈低矮的等边三角形铁栅栏围起的高高的基座上，令我想到希腊人饰在船头的保护神像。可能是在卢浮宫，我见过一些通过想象恢复完整的《米洛的维纳斯》草图，但没有一幅像断臂维纳斯那样投射出残缺之美（这或许也是罗丹砍去巴尔扎克塑像一只手的原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一尊躯体完整的维纳斯塑像不知出自谁之手，我倚窗时，目光总是先被她所吸引。她指尖几乎触到裙袍的皱褶。这个姿势留给我们广阔的想象余地，提示我们一种还原到女神的生活场景中的可能性。比利时画家德尔沃画过一幅《睡着的维纳斯》，女神那光辉的床榻被置于神庙与宫殿之间的广场，引人遐思。一些无眠之夜，我站在窗前望着下面，想象我的女神从石头之身里走出，像梦游者那样，加入路灯下的街头游荡。
租下这间位于五层的寓所，不仅因为它是一幢老建筑，有我喜欢的老式电梯、橡木地板、壁炉，还因为窗外的视野可以拥有三条街。这实在是太奢侈了！内子考虑到我大部分时间在家面壁，除了孩子们各自的房间外，我至少应拥有一间书房，最终是我成全了她的美意。打开客厅的落地窗，外面是一个弧型的、带黑漆铁栏杆的阳台，小广场周围每户人家的阳台几乎都有盆景，与街树一道形成一个绿谷。大城市的主要魅力在于居民区的街道，而不是商业街，生活的秘密是由居民区的窗口展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此一需要而从东面的拉普拉塔河岸与南面的小河岸开始向西北无边无际地蔓延。希腊诗人塞菲里斯把亚历山大港比喻成一件斗篷，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完全适用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斗篷下生活，是的，每一个港口人都披着这样一件共同的、看不见的斗篷。
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常取决于注意力的方式，如果你注意到意识对外界的知觉事实上有着蜗牛般的敏感，那么随意的一瞥，就是对街道的透视。38路公共汽车站在基多街这边，车经过圣马丁广场，正好是内子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上班的路线。我写作或阅读的间隙，或在窗边吸烟冥想的片刻，下面露天座位的白桌椅和绿色遮阳伞尽收眼底，读报人小口喝着咖啡，把脚放在无人坐的空椅子上，悠闲自在。有人能够一字不漏地把一张报纸读完，我从来没有做到，如今足以吸引我读完的好书似乎也越来越少了。书，马拉美意义上的书，只存在于片断中。
为了放上一张音乐光碟，或为了让眼睛休息一下，我又回到我常逗留的那扇窗前，点燃一支烟。这时，斜对面的公寓里一个穿工装裤的大汉正抱着一个大花盆出来，门外有两个人站着聊天，其中一个像门卫，另一个穿着红外套的他的熟人，动作夸张地把拉链扯到下巴上方，怕冷似地俯仰着身体；站牌下有几个人在等车，头发秃得只剩下一圈的那个老人右手拿着一本书在读，忽然把头深深低了下去，像腹部剧烈疼痛似的；露天咖啡座上，有人坐着看报，桌上的咖啡杯和小匙迟迟未动，狗就拴在桌下。他们或她们似乎一直就这么坐着，似乎来到后就不再想离开，要无限地坐下去。稍远些，沿着洪卡街，一个扛着一块木板的人正昂头走他自己的路。
我的目光最后落在常见的那位老太太身上，她不知何时又出现了，坐在长凳上，看人们鱼贯上下车，热天里穿着那身厚厚的黑冬装，老重复着一个动作：把头巾缠上又解下，或脱下鞋子拿在手上往里瞧。她坐在那里仿佛有一个世纪了，仿佛在等人，但等的是谁呢？离家出走的儿子或某个早年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