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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卡街上的“北方”超市送货员推着垒得高高的货筐的矮平板车走过，是每天都可见到的。还有摇摆着穿过闹市的、送面包的自行车头上那种大篮子，本地人习以为常，对于我却格外赏心悦目。没有导演，没有主角，每个人都是仪式的一部分，交叉而过，互相为道具，这街头上演的戏剧常常只有我一个观众。忽然我心烦意乱起来，似乎看见自己走在人群中间，情绪恶劣，但谁都不曾注意到我。
花店
花之于城市生活的意义正如空气和水，不可想象一座没有花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花店喜欢设在街边人行道上，像书报亭那样，挂在亭外的小塑料桶里插满了各种时鲜花卉，那是名副其实的花亭，所谓争奇斗妍者，为市容增色不少。看着卖花人坐在小桌旁，专心致志地修剪花枝，这城市生活的日常一幕是很动人的。玫瑰，菊，黄菖蒲，天堂鸟花，紫罗兰，百合……甚至还有鸡冠花。这种花实在是很富贵。有人送过一束，插在威尼斯花瓶里，那几天我的目光总是被吸引过去，观赏之余不禁为花名之俗感到可惜。查李渔《闲情偶记》，发现他亦有同感，其文曰：“鸡冠虽肖，然而贱视花容矣，请易其字，曰‘一朵云”’。但“一朵云”毕竟又缺少了一些质感，不如改成“凤冠花”。我和儿子一起出去散步，转入金塔纳街（走过好几家花店）后，在街角那一家买了一束桂竹香，花色白，暗香袭人，它的西班牙语名字是alheli回家后，儿子把花献给他母亲时说：“a lily！”他利用谐音玩了一则语言游戏，而Lily也就是百合。
有些花店甚至通宵营业。有一次我从一个晚会出来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和几个来自魁北克的加拿大年轻人在里科莱塔墓园附近告别后，我步行回寓所。报亭还未开业，但当天的报纸已经抵达，一摞摞报纸堆在人行道上，业主正在清点，我买了一份《民族报》夹在腋下。稍往前数步，发现近旁的一家花店居然亮着灯，出于好奇，我隔着矮门往里探视，一个老人正坐在椅子上睡觉呢。我无意惊动他，但恰在此时他醒了（或许本来只是假寐吧），见到我精神为之一振，忙问：“先生，买花吗？”有谁这么早买花呢？可能是我酒喝多了，要么就是他的花太诱人，我挑了几枝绣球花。这时天下起了蒙蒙细雨，街灯照着雨中的花束，显得愈加幻美了。
另一种街头卖花的人，抱着大捧鲜花，或等在酒吧、夜总会门外，或站在街角，有的则沿林阴大道逡巡，可称为流动花店。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名副其实的不夜城，过了午夜以后才热闹起来，对于很多人来说，此时一天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无需等到周末，每天都应是节日。也许这才是拉丁民族的生活态度？享乐主义？南方的颓废？随便你怎么解释。凌晨两点左右，一个看上去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无望地瞧着灯火通明的过往汽车，用一只手遮住嘴打哈欠，累得在人行道上坐下来。那个钟点对她来说绝对没有什么好玩的，但她不能去睡觉，至少得等到一个顾客吧？这头发微卷的卖花姑娘，使我的耳畔响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朝鲜电影里那首凄凉的卖花歌。
哥伦布剧院
圣母升天节之后不久的一周，人们到哥伦布剧院去，完全是为了玛尔塔·阿尔泽利许，去听她弹钢琴，去看她，想要知道她气色可好，头发还像当年一样浓密且富有光泽吗？想知道作为阿根廷人，他们或她们的同胞，这些年里是怎样过来的？在哪里？经常旅行、授课、参加各种颁奖仪式吗？是否祖国发生的一切令她悲愤，并多少感觉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节令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将近夜间九点钟，剧院侧门前的广场上云集着黑压压的人群，有的手里持有入场券，有的却在排队等待售票。人们当然是去听音乐，希望音乐能够驱散心头的愁云，但是，在目前阶段，以亲爱的玛尔塔·阿尔泽利许的名字命名的音乐节似乎另有意味，人们几乎是带着去教堂领圣餐的庄重神情坐在剧院里。一个中年妇女递给我一张传单，上面赫然写着：“一分钟沉默——艺术家重申他们的要求。”果然，乐队开始演奏以前在台上沉默着站立了一分钟，抗议剧院的预算被剥夺，抗议市政府没有将门票收入的相应数额归还剧院。我重新掏出那张揉皱的传单，有一些标语实在令人惊讶：“不要给企业家机会！”“反对私人企业侵吞人民的钱！”落款是哥伦布剧院全体艺术家。
我坐在位于剧院第六层的观众席上，不知道玛尔塔对此有何看法，不知道除了钢琴和音乐以外，她思考些什么？乐队演奏了一些曲目后，她出现了，拖着略微滞重的脚步走向钢琴，有点疲惫地向观众挥挥手，观众则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他们的感情中不排除礼节性的敬意。然而，她的手指一接触琴键，空气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音乐——波洛库维耶夫的钢琴协奏曲第一号，从她手指下涌出的那股激流，很快就使人陷入迷狂，似乎敲在琴键上的每一下，也都敲在我们的心跳上。音乐就是有那种拯救的力量，像宗教，像爱情。玛尔塔·阿尔泽利许，阿根廷的女儿，音乐的女儿，你所向披靡！在那些致命的、喘不过气来的时刻，每个人的心跳都汇入了同一节律之中。
看门人
看门人尼古拉满头银发；背微驼，每次见到我，总是向我翘起大拇指——起初我不太习惯，不久就对这种阿根廷式的问候方式感到亲切起来。有一次，当我用刚学会的几句粗陋的西班牙语跟他交换对时势的看法时，他却同时伸出了拇指与食指，做了开枪的手势。意思我清楚，翻译过来应是：您该知道祸从口出吧？恐惧，我所熟悉的恐惧，在这个美丽的民主国家依然占据着人心。军人统治时期，数千年轻人失踪了，有些人死后，尸体被扔到拉普拉塔河中。至今，游人还可在五月广场看到定期在总统府玫瑰宫前示威的失踪者母亲们，尽管知识分子和媒体已开始公开讨论这个历史事件，警察在一般民众心中尚未建立其亲和力。
尼古拉和他的妻子住在底层，因为她常年卧床不起，我们从未照过面。肯定是贫困所致，一天，有人看见尼古拉在无人进出大门时，悄悄把垃圾袋提回家去。这是他的私事，他没有必要披露给谁。下一回见我从电梯出来，他照例很快离开上面摆着一盏漂亮台灯的桌子，驼着背去为我开大门。他站在门边，说着问候的话，照例向我翘起了右手的大拇指。那种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常见到的优雅体面，当地人或许反而是习而不察的。
西班牙大使馆
晚九点，沿基多街散步。西班牙大使馆就在这条街上。我记得洛尔加说过，“诗歌是某种漫步街头的东西。”他的《诗人在纽约》正是此一观念的产物，然而这并非他的发明。布莱克写伦敦的诗、波德莱尔写巴黎的诗不也是散步的产物吗？波德莱尔通过他的写作甚至把散步变成了一条现代主义的原则。现代诗人必须成为闲荡者，因为正如本雅明评价波德莱尔时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闲荡者懂得凝神式或浏览式观看。经验告诉我，如果不收集印象，并忠实于对那些外部印象的感觉，有再好的诗歌理念写作也无从开始。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街道史，每条街道亦有着自己的诗学。
每次经过西班牙大使馆门前，总有申请签证的人排着长队候在那儿，将近一年来，每次都是这样，没有变化。这些港口人或他们的祖先来自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沿着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1516年发现的河口到达白银之国的首都，一座明媚、富足的草原城市，有过自己的黄金梦想，神话与历史，曾经令欧洲也为之向往。今天，是什么使一个国家濒临破产？使抵达之港再度蜕变成出发之港？排队的人中，有的甚至带来躺椅，准备通宵达旦呆在街上，这景象使我不只一次地想到了逃难。
空 气
写作，欲展现一座城市的魅力，最困难的是气氛的传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冬日晴天的空气是如此纯净透明，同我在别处所感受如此微妙的不同，我一直希望找到一个词来描述——然而它或许就在BuenosAires（直译成汉语意为“好空气”）这几个音节中，命名它的人若无所发现，这个名称就不可能存在。同样，皮肤的感觉不会骗人，一如接触香水瓶喷起的雾气。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蓝，与蓝楹花、羽扇豆、百子莲相一致的蓝，提香或普桑画中的蓝，阿根廷国旗和博卡足球队运动衫选择了那种基调。
穿过七月九日大道时，斜阳照在街道南侧的建筑物和国旗纪念碑的上端，阴影中的街树透出丝绸般的柔和气息。朝东远远地望见港口那边的红色起吊机，那些巨臂正在拉普拉塔河岸上低垂着。近处的人行道上，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把一只脚踩在街灯柱约半米高的底座上，在跟人聊天，她那种大大咧咧简直是另一幅《无产者肖像》。在自由街，我还看见一个围着绿条纹围裙的侍应生，手里举着一个放着咖啡杯的托盘斜穿过街道到对面去。那边有人点了咖啡，他给他（或她）送过去。可能是一个业已动弹不得的老人，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在孤独的黄昏思念起咖啡的浓香，于是就拨了电话，于是他就给他（或她）送过去。那张隐藏起来的脸我们是看不见的。而在街上，在斑驳的光线中，我注意到有些老妇人的脸上总是显得很刚硬，仿佛那些生活磨砺出来的线条不刚硬就不足以保护尚未彻底毁损的容颜似的。博尔赫斯接近五十岁写过一首诗，我记得最后一行是：不停地折磨着我啊，死神
里科莱塔
里科莱塔墓园一带，除了有全城最古老的救援圣母教堂——坚韧的石头百合，还有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树，令人心醉，还有像伦敦的电话亭一样漆成红色的老电话亭，红砖砌的墓墙，而且连邮筒也是红色的（不是作为邮电象征的那种普遍的绿色）。博尔赫斯在《勃朗宁决定当诗人》那首诗里把伦敦描写成“红色的迷宫”，而红色也正是里科莱塔区的基调，当然还有圣特尔莫。
同一棵树荫下，一边是长眠的人，
另一边是准备背井离乡者。一个女人
在电话亭里流泪。我无所适从，
剥开金合欢树上落下的豆荚状的果实，
种子显露了出来，它们会不会生根？
我感到抱歉。今天是星期天。
“聪明人应该诞生”，他诞生了吗？
公墓夕旷场上那棵美洲橡皮树撑开巨大的树冠，覆盖面比我故乡福建的榕树还要大，虽然有许多支架帮忙，树枝还是几乎垂到了地面。这棵树是僧侣瑞科里多斯兄弟1800年间种下的，坐在La Biela咖啡馆的露天茶座上，伸手即可触及枝叶。它真是无比壮硕，超级茂盛，像一座绿色大喷泉。它的存在，对于面朝里科莱塔墓园方向喝茶的人，在黄昏悄然到来时不免产生的感伤是一种慰藉。越过围墙上方看得见墓园中镀金的天使塑像和十字架，沿围墙走一小段，就能感受到死亡那边渗出的清凉气息。如果一个夜间的散步者就着灯光识读一则墙上的告示，他读到的可能是“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这样的警句。这座城中之城的街道与外面的街道一样整整齐齐，黑色大理石就像足以摄人人之魂魄的魔镜一样光亮，并且，许多棺柩并不是埋在地下而是摆在门洞里，透过有花饰的格子看得见它们仿佛临时摆在那儿展览似的，仿佛航海史上一艘艘大帆船的模型，令我想起张枣的一句诗，“死亡也只是衔接了另一场漂泊。”对于无信仰依托的灵魂而言，死亡或许是一场更大的漂泊。尽管如此，死亡也被视为荣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门望族，哪一个不想在此占有一席之地呢？我听说庇隆夫人死后，遗体曾经躲躲藏藏，最终还是葬人园中。一些人为了体面的需要，竟然先租下一块墓地举行葬礼，然后再把死者悄悄安置在别处。不知道博尔赫斯选择身后流亡有何用意？但据说他在日内瓦的墓地上仅极端朴素地插着一块木板。
墓地附近通常都是较冷清之地，此处却是个例外。围墙外面的胡宁街曾经是红灯区，如今则罗列着一排飘散烤肉香味的饭店，年轻小姐穿着短裙站在门外招徕顾客；教堂左边是里科莱塔文化中心，经常有大型艺术展览。天气晴朗的夏日，草地上总有人躺着晒日光浴，恋人们在拥抱接吻，人体雕塑表演者以各种扮相逗引孩子们。缓坡向着自由大道一侧倾斜，销售各种手工艺晶的集市摊点沿坡逶迤至大道边，直达法兰西广场。彩绘玻璃杯、木偶、马黛茶壶、印第安人的泥塑国际象棋、首饰、邦乔式印花布连衣裙、大蜡烛、纪念章……摊主悠闲地喝着马黛茶，看游人挑三拣四，有中意者则买去，概无议价之说。我喜欢看秋日黄昏时分在墓园的高墙下跳的探戈。男舞者戴着黑礼帽，围着白围巾，鬓角留到腮边，面色苍白；女舞者穿着袒胸露背的丝裙，足登高跟舞鞋，目不旁视，起舞时身体始终略向前倾，脚尖触着地面，随着旋转的舞步脚下偶尔踢起落叶，橙色的大腿因舞步的跌宕而抬起，压向男舞伴僵直的、略向后退的身躯，裙子撩起，像火焰在地平线上腾跃。几步之外，录音机播放的探戈歌曲，与V．罗佩斯街角那边从楼梯上方倾泻到街上的夜总会的音乐响成一片，它们甚至要传到墓园内，去吵醒死者。
国立图书馆
国立图书馆原先在墨西哥街。有一次我和妻子一道在圣特尔莫散步，特意到这条街上去，就为了看看博尔赫斯工作过的所在。我还记得博尔赫斯的一件轶事。当庇隆政权垮台后，他即将被新的政府任命为国家图书馆馆长，消息已经传出，他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家禽稽查员”的耻辱历史永远不会再有了，而且馆长之职实在是一个崇高的荣誉。在母亲的陪同下，他来到未来的琅娠福地，他并没有进去，而只是在门口站了一站。博尔赫斯后来回忆时解释说，因为迷信，他不敢在正式任命前跨进那个门槛。我觉得这几乎是一个但丁式寓言的翻版。经过了漫长的地狱和炼狱（庇隆统治长达十年之久），现在终于来到天堂的门口，不免诚惶诚恐。博尔赫斯的热情读者们都知道，他在诗中喜欢把天堂作为图书馆的一个隐喻来使用。
我，总是在想象着天堂
是一座图书馆的类型。
——《天赋之诗》
也许鲜有人知，原国立图书馆的大楼是为国家彩票总行而设计和建造的。最近，在参观国立图书馆新址时，又听说那幢位于解放者大道附近的造型奇特的建筑，原先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成为图书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甚至是庇隆被允许出国前最后的藏身之所。“庇隆躲了起来”，博尔赫斯曾经写道。他支配过的九十万册书籍浩浩荡荡地进驻了独裁者的避难所，这种变化谁能料到？
历史学家奥拉修·冈萨雷斯先生是现任副馆长，我在一次晚会上认识他，不久又荣幸地和妻子一道应邀到他家里做客，那天他的夫人到罗莎利奥演出去了（她是探戈演唱家，到过中国）。客中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几位来自法国的教授。他家的客厅正对着院内的花园，窗前垂下挂着串串小果实的盆栽植物的柔蔓。在弥漫着阳光和书香的午后，大家很随便地边喝酒边闲聊。我向他询问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这位阿根廷怪杰，因为他在思想史著作《修辞与疯狂》中用很多篇幅谈到他，还因为他曾是青年博尔赫斯的引导者。我想，这位不相信有死亡的人或许仍然以某种方式活着。我没有读过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书，只知道他是《不朽长篇小说博物馆》一书的作者，博尔赫斯为他的遗作所作的热情洋溢的序言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绝妙的肖像。有时候，透过只言片语，我们就能触摸到一个人的性格，费尔南德斯正是这一类型的思想和怪僻的发明者。奥拉修建议我，闲时可到国立图书馆去找他，如果想看费尔南德斯的书，也有馆藏。而我心里想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前面提到的愿望。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拿着奥拉修的“手谕”，由一个年轻的馆员引导着，参观了图书馆。阅览厅里的长条书桌属于旧馆，倾斜的红色皮桌面，天平形状的台灯架两端配着绿玻璃灯罩，不多的几个读者在安静地阅读。中心位置的一面墙上，装饰着一张反映旧馆阅览厅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