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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拿起扁担去挑水。大娘的洋铁水桶，一个大，一个小，大娘的扁担是自制的，原是一个树
棍子，圆里咕隆，中间拧了一道麻花，扁担钩子一端是铁匠炉打制的两环一钩，另一端是自
己用老虎钳子折曲了的粗铅丝。挑起这两个空桶，走出去不到两步，扁担在肩上翻滚，水桶
在扁担钩上荡来荡去，叮当作响，活像是闹了鬼。好在这种水桶比关内农村用的上下一般粗
的铸铁桶小巧得多，装水也少得多，挑起来除了肩膀被挤得生疼以外，并不费什么力气。但
挑回水来以后，看到大娘仍在顽强地从事着她那不断添柴添水，不断晾凉熬干的无效劳动，
我忍不住进言道：“等老爹回来再烧水不好吗？您看，您烧了好几锅水啦，老爹还没有影儿
呢。也许，老爹不回来呢。”
“老头是个急脾气，回来吃不上，要生气的。”大娘笑嘻嘻地说。
“可这样多费柴火呀！”我忍不住说，说完，又后悔了，本来应该是贫下中农对我进行
勤俭节约的教育的，怎么我这样僭妄，竟然倒过来去“教育”起贫下中农来？
“柴火么，老头子会拿回来的，还有茶叶，还有钱，这都是老头子的事情。”阿依穆罕
大娘笑得更开心了，她充满了信赖。
“可您怎么说老爹脾气急呢？我看他一点也不急呀！”
“当然啦，老王，他急。我们维吾尔人有句俗话，高个子气傻了眼，矮个子气断了魂。
越是矮个子越爱生气……当然，他现在老了，和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这天中午，老爹没有回来。
吃晚饭的时候老爹也没有回来。大娘又是烧开了水，走到小院外，站在街心，伫立着眺
望通向庄子的那座架设在主干渠上的木桥，前前后后出去了好多次，加在一起站了足足有两
个小时，烧干了一锅又一锅的水，耗费了一把又一把的柴。
快睡觉的时候，老爹回来了，他显得疲惫而又阴沉，大娘热情地向他说这问那，他一句
话也没有，茶叶也没带回来，他也不做任何解释。大娘对他的这种表情好像很熟悉，便不说
什么，默默地侍候他喝奶茶，并把中午剩的面条过了过热水，拌好，递给老爹。大娘也很沮
丧，她不高兴时有一种特殊的表情，把上唇尤其是人中拉得很长，有时谈话当中做鬼脸时也
是这样一种表情，这是我在汉人中间从没有看到过的。
遇到二老不愉快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尴尬、举措无当，如芒刺在背。我和他们生活在一
起，他们板着面孔，我不能板着面孔，我没有任何道理要板面孔啊！但我又不能在他们不快
的时候若无其事地与他们说闲话，那样的话我未免太风凉、太轻松愉快、太不尊重与体贴人
家。我谨慎地试探着与老爹说了两句不相干的话，“美国飞机又轰炸越南了，”我用我学得
还不纯熟的维吾尔语，再加手势，再加汉语单词，吃力地表达着，对于他能否听懂，全无把
握。“噢，太糟糕了，”老爹首肯着，向我礼貌地一笑，笑容旋即消失了。“北京，下了一
场大雨，有的房顶子都漏雨了。”我又说。“噢，北京下雨了，好。”他的笑容更勉强了。
无话可说，我便睡下，等醒来，老爹已经走了。
“……老头子不放心，睡了一会儿就起身走了。马穆特浇夜班，睡大觉，大水豁了口
子，跑到伊犁河里，哇哟，哇耶……”大娘叹着气，哼哼唧唧，一脸的愁容，把情况告诉我。
“您的气色很不好，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问。她吐着气“呜——呼”，摇着头，
“没有别的麻达（麻烦、问题），茶没了，老头子说给我买回来了，可他空着手回来，他在
生气，可能是没能支上钱……没有茶，头疼，我要死了，要死……”她有气无力地呻吟着。
“您把购货本给我，我去买……”我自告奋勇。
“不，不，让你买得太多了，老头子知道了，会生气的。这个月可能就是不愿意让你给
我买茶，老头子总是把购货本带在身上……”
无法，我又坐了下来，只能同情地、忧郁地说：“您真爱喝茶……”
我这句话好像触到了大娘的某一根神经，她的眼圈红了。她说：“我没有爸爸了。我没
有妈妈了。我也没有孩子了，胡大不给。我生的六个孩子全都死光了。我１５岁那年嫁给艾
则孜依麻穆（伊斯兰教《可兰经》诵经领诵者），我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
孩。第二个男孩长到了四岁，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个小石滚子，一副小套绳，还有拥脖（套包
子），他把拥脖放到我们的一只黑猫的脖子上，呵，那真是一只大黑猫，简直像一条狗。我
的儿子每天赶着猫拉石滚子，在院子里‘轧麦场’……我的儿子长得真好看，他多有本事
啊，不到一岁就生吃了一头皮牙孜（葱头），到四岁的时候他都会写字，会写名字，会念
‘拉衣拉赫衣，衣拉拉赫衣……’（经文起始句）了……”
阿依穆罕大娘的故事我已经听她说过几次了，但是，一遇到砖茶断绝供应的时候，她就
要回顾这一段。也许，这回顾和叙述自己的痛苦，其味也如饮苦茶吧？
“可那一年流行瘟疫，我爸爸，我妈妈，我的两个姐姐，我的丈夫和我的小儿子……都
死了，胡大把他们的命收回去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老王！”
“如果医疗条件好一点……”我小心地说。
“也许……那时候伊犁也有医院……我的孩子陆续死光了，只剩下了桑妮亚。桑妮亚是
艾则孜哥的前妻生的。我嫁给艾则孜哥的时候她才一岁，然后我成了桑妮亚的妈妈，我给她
做饭，我哄她睡觉，我抱着她……”
大娘的回忆充满感伤，我也感动了。只是有一点，她和她的继女桑妮亚的年龄我怎么也
算不对。如果阿依穆罕是１５岁结的婚而当时桑妮亚一岁的话，那么阿依穆罕比桑妮亚大１
４岁。如今，桑妮亚自称是３３岁。那么阿依穆罕只有４７岁，显然不太对头。桑妮亚已经
有五个孩子了，但长得结实、苗条、不显老，她很可能少说了两岁，比如，她可能是３５
岁。阿依穆罕大娘呢，也说不定记错了自己结婚时的年龄，恐怕也还要加上两三岁。那么，
她不仅是超过了４９，说不定是５３岁左右了。
“……直到土改以后我才和穆敏结了婚。艾则孜哥死了以后，为了将桑妮亚抚养大，我
守了十几年的寡。土改那年，我先把她嫁了出去，我把艾则孜哥留给我的产业差不多全给了
她，只留下了这个小院和这一间小房，这原来只是大院的一角。你住的那间小贮藏室是穆敏
后来盖的。我本来不想再结婚的，乡长和工作队长都来说合。我知道穆敏是个好人，他下苦
（扛长活）几十年，又整整当了七年民族军的兵，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没结过婚。他不
愿意别人说他沾了女人前夫的光。”
于是明白了为什么桑妮亚家是那样的高房大院，而穆敏老爹这里是这样寒酸。
“……我与穆敏结婚以后，又生过两个孩子，”阿依穆罕继续说，“我不是不生孩子的
女人，我生过，我有过，”阿依穆罕的声音激动得颤抖，眼里充满了泪水，“两个都是儿
子，头一个出世三天就去了，死得像一只小猫。第二个孩子长到了一岁半，他会叫大大和阿
帕（妈妈）了。我是生过六个孩子的母亲，但是现在，我生活着，像一个不会生孩子的人，
那些不生孩子的女人，人们都讨厌，自己也讨厌……”
“也不能这么说……”我无力地劝慰着。
“不，我不这么说，唉，老王，我从来没有这样说。命是胡大给的，胡大没让他们留
下，我们又说什么呢？这不是，我没有爸爸，我没有妈妈，我没有孩子，可是我有茶。穆敏
总是给我买茶不管他怎么发脾气，骂我，嫌我茶喝得太多，他一定会给我买茶来的……而且
现在有了您，您也给我买过好几次茶了……”说着，她宽慰地笑了。
阿依穆罕的信赖是没有错的，她对穆敏的信任使我这个旁观者也感到温暖。这天半夜穆
敏回来的时候带着半板子茯茶。他仍然是半夜来，天亮前走的，我睡得死，既不知道他来，
也不知道他走。只见到第二天阿依穆罕眉开眼笑地大把抓着茶煮。这天的茶让人觉得特别有
味，虽然我不理解茯茶怎么可能弥补父、母、孩子都不在了所留下的空白。
在这个繁忙的暮春和初夏里，穆敏老爹每天没日没夜地操持着队里全部农田的浇灌工
作，有时一连几天见不着他，有时他回来睡上两、三个小时，吃上顿饭，匆匆又走了。我问
他：您的睡眠不足啊，老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笑一笑说：“人就是这样子，愈睡，就愈松松垮垮。从小，爸爸是不让我睡多了的，
每天天不亮，在我睡得最香的时候，爸爸就要把我叫醒。这样，就惯了，我从来不会睡得太
多。”
他又补充说：“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对于我们浇水的人来说，夏天，在哪里不能睡觉
呢？有时候我靠着墙坐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这就是一觉。马就是这个样子的。老王，你
可曾看见过马躺在地上睡觉？马不是小猫，它从来不会盘成一团，卧在火炉旁。一匹老马，
站在那里，忽然闭了眼，又睁开了，这就是睡觉了，这就算是睡了一觉啊！”
我点点头，他的关于老马和小猫的比喻，使我悚然心动，而且带着惭愧。
然后是夏收大忙季节，然后是给麦茬地普遍浇一次水和伏耕，据说经过保墒晒土的伏耕
以后，土地的肥力会大大提高。然后是玉米授粉期的灌溉。然后是苹果熟了，哈密瓜熟了，
西瓜熟了，大家到果园吃果，到瓜地吃瓜，记上块儿八毛的帐，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瓜果运到
家。
老爹忽然不上工了，他说是要脱土坯、挖菜窖、修厕所，搞几天家务。但一连三天过去
了，他一动也不动。他说要休息，但既不进城（伊宁市）游玩，也不在家睡觉，每天只是从
早到晚坐在二块板钉起的院门前的土台上，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他的表情是忧郁
的，遇到别人和他打招呼，他谦卑地短促地一笑，但那笑容挺苦，叫人觉得难受，就连说
话，他也是懒洋洋的。
“老头子没有精神。”阿依穆罕告诉我说。
“没精神”这句话在维语里可以当生病解，也可以只是当作不振作解。我便关切地问候
老爹：“您是生病了吗？要不要去卫生院看看？”
穆敏似乎不太高兴，他说：“动不动就说生病吗？坐上一会儿就是生病吗？”
我抱歉地笑着说：“那最好，没有病最好。”
他好像也意识到刚才的不快并没有多少道理，转过身来，向我解释说：“人的精神嘛，
一天会是好几样，一年会是好几样，一生嘛，更是一个样子又一个样子。这几天，我只觉得
我非常懒散，松松垮垮。”
“那您好好休息一下吧。”
“这不干休息的事。每年我都要这样的，我在想，我想啊，想啊……”
“您想什么？您有什么发愁的事吗？”
他犹豫了一下，好像在考虑该不该告诉我，然后他严肃地说：“我在想死。”
我吓了一跳，连忙问：“您在想死？您想死做什么？”
他悲哀地笑了，“小时候大人告诉我的，清真寺里的阿訇告诉我的，如果我们是好人，
我们每天都应该想五遍死。做五次祈祷，就想五次死，夜间，更应该多多地想到死。”
“为什么呢？”我惊异地问。
“唉，老王，亏您还是个知识分子！”他遗憾地摇摇头，“人应该时时想到死，这样，
他就会心存恐惧，不去做那些坏事，只做好事，走正道，不走歪道。难道您不明白吗？难道
您就没有想到过死吗？”
“很少想，”我摇摇头，“但我也不愿意做坏事。”我又补充说。
老爹浅浅地一笑，和解地说：“当然，你们是汉族，你们不是伊斯兰教徒。”
第四天，老爹仍旧没有去上工。阿依穆罕催促说，即使他既不去上工又不去脱土坯，他
至少应该赶着毛驴去麦场，驮两口袋麦草回来。库瓦罕家已经卸了一车麦草了，而老爹还没
弄回一根麦草来。
阿依穆罕讲得入情入理，要求又不高，老爹笑嘻嘻地答应了。当他在驴背上放了两条带
补丁的空麻袋和一根长绳，赶着驴出门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
老爹一走去了五个小时，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面色红润，气喘吁
吁，两只眼睛瞪得又圆又亮又大，说话声音洪亮，与前几天那种痴呆抑郁的样子判若两人。
“怎么弄两麻袋麦草就用了这么长时间？”老太婆边埋怨，边质问道，“我们烧开了茶，等
着你，等了一个多小时，瞧，把老王都饿坏了！”
“我和人吵架了。”老爹笑嘻嘻地说，他把眼睛一眨一眨，包含着四分惭愧，六分得
意。“我走小路去庄子的麦场，正碰到我们的前科长、玛衣努尔的爸爸在打院墙，我发现他
的院墙侵占了道路，比原来的院墙往外扩展了１５厘米，我给他提出意见，他不但不接受，
反而骂我。”说到这里，他皱了眉头。
“什么，他骂你？”老太婆马上扬起眉毛，一副同仇敌忾的神气。
“我和他吵了起来……我叫来了许多人……大家都批评他不对，支持我……后来，当着
大家的面，也当着‘科长’的面，我抄起一把砍土镘，把他已经打起来了的墙根，全给他拆
了………”
“傻郎……管那么多……”老太婆拉了拉上唇，转而批评起穆敏老爹来了。
“什么？你想想，不管怎么行呢？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要有人管呢！如果没
有人管，人们会走到什么道路上去呢？事情会办成什么样子呢？所以要有政府，所以要有
党。党每天都教育我们。教育了十几年了，‘科长’还是这样自私自利，如果不教育了，那
还怎么得了！”
“哼……和‘科长’吵架吵了五个小时？”老太婆并不想与穆敏辩论，便提出了新的疑
问。
穆敏轻轻一笑：“我帮着场上的人装车来着。”
“装车？”老太婆惊呼了一声，“你不是接连几天没精神吗？”
“谁知道。反正扛起麻袋来，似乎精神好了一点。”
“场上有场上的人嘛，你去扛什么麻袋！”
“几个年轻男女在一起，打打闹闹，叽叽咯咯，不好好干活。粮站的卡车开到了场上，
硬是磨磨蹭蹭，不快快地给人家装车。我看不过去，便去扛麻袋。”
“可你今天是歇工的啊！这工分怎么算呢？”
“工分有什么用？这不是我拿回麦草来了么？这就是工分啊！”
“你不扛麻袋，不是照样可以拿麦草吗？”
“噢，你不出工，也不开会，你简直什么也不懂。你去拿麦草，你能到那里拿起麦草就
走吗？歇工，你也是社员呀！我还是老农，是委员……”
“真积极……”老太婆咕哝了一句，不再吭声了。
这天晚上，新华社新疆分社驻伊犁记者站的一位同志到毛拉圩孜公社来看我，在这样的
年月能有人来看我，我是很感激的。
这位记者同志带着一台牡丹牌小型半导体收音机。１９６６年夏天，伊犁地区还很少有
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公社更是从来没见过。当喝过晚上的那次清茶，把“牡丹牌”放在小小
的炕桌上，对准新疆的维语台，放送出维吾尔语的新闻和音乐节目的时候，穆敏老爹和阿依
穆罕大娘都惊呆了，四只眼睛都瞪得圆圆的，屏住了呼吸，看看“牡丹牌”又看看我，再看
看那位身体瘦高的记者同志，显然，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帕夏依仙！”老太婆喊了起来。收音机开始播放帕夏依仙的歌曲，帕夏依仙是著名女
声歌唱家，她是原水定县人，离伊犁４０多公里。
“可这里……没有电线，没有电呀，它怎么出的声音？”老爹颤抖着声音问。
“有电池。”我回答。
“可电线呢？没有线，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把我绕住了。看来，老爹是依据对于有线广播的理解来理解晶体管收音机了。
我应该告诉他，在无线电收音机里，电线只起着接通电源、提供能量的作用，因此用电池的
直流电同样可以起这样的作用，而转换成声波的无线电磁波，并不需要借助电线的传导，便
可以自天而降到我们这个不需要上锁的小院里。但是，我完全不掌握物理学、无线电方面的
维语词汇，何况我对收音机、广播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我虽然结结巴巴说了半天，大
概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的话。
我的记者朋友虽然不懂维语，但从我们的表情和手势上也大致知道了谈话的内容，他便
把半导体翻转过来，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