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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者朋友虽然不懂维语，但从我们的表情和手势上也大致知道了谈话的内容，他便
把半导体翻转过来，然后把收音机背面的塑料壳子取了下来，这样，四节二号电池、密密麻
麻的各种颜色的元件和线路，以及小小的银灰色扬声器，都暴露在房东二老面前。
“斯——大（啊哟）真有本事！真能干！这人的本事简直和胡大一样大！”两个人异口
同声地赞叹，好像在他们面前不是打开了一台收音机，而是打开了一个活人脑壳。他们并且
问：“这是上海出产的吧？”
“上海，当然是上海。”我回答说。伊犁人对上海是很崇拜的。当我在伊犁河谷农村生
活了一年多以后，提起上海，我也有一种由衷的景慕向往之情，我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上海，
表达了这种共同的对于工业文明的敬意。其实，很快我就发现，我搞错了，牡丹牌晶体管收
音机并非制造于上海，而是产自北京。但我始终没有更正。为什么呢？也许我直觉地认为，
在伊犁，把上海抬得高高的，是一件好事吧？
我的记者朋友走了以后，我连打了几个哈欠。能吃能睡能劳动的“三能”方针，对于下
乡锻炼改造的人们来说，不失为一个正确的方针。我的哈欠传染给了大娘，她也捂住嘴打起
哈欠来。但是穆敏老爹兴奋万分，他的眼睛比平日睁得大了许多，他不准大娘把炕桌收走铺
褥放枕，而且下令大娘再烧一壶茶，“我有话要和老王谈。”老爹说。
“傻郎，这么晚了还烧什么茶！”大娘自言自语咕哝着，做着鬼脸，但还是遵命去办。
我等着穆敏说话，穆敏却不言语，他紧皱着双眉，显得眉骨更加突出，眼窝更深，他似
乎陷入了严峻而又苦恼的思索之中。
他的表情使我为之一震，他究竟要和我谈什么非同小可的话题呢？我的睡意全消了。
他几次要说话，几次又把话咽了回去，如是过了大约五分钟，他说：“你请听着，老
王。像半导体收音机这种东西，它的制作方法是写在书上的，对吧？”
我不知所云地点了点头。
他有点兴奋：“是的，阿訇们早就讲过的，世界万物，飞机大炮，轮船火车，机床高
炉……一切种种，都是写在书上的，你找到了书，按书上写的办法去做，就什么都造出来
了。”
“什么书？书是人写的，是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写的呀！”
“不，不，不，老王，你不懂，”老爹笑起来了，似乎发现了我的无知并确证了他的信
念的正确，“那科学家、技术员他们读的书又是哪里来的呢？经验？难道凭经验可以造出半
导体收音机来？帕夏依仙在乌鲁木齐唱歌，你在伊犁就能听到，谁有这样的经验？”
“科学家们读的书，是前辈科学家们写的呀！再说，经验是慢慢积累，慢慢提高的
呀！”谈这么深奥的问题，我的维文词汇不够用，便结结巴巴起来。穆敏老爹似乎认为我的
结结巴巴是理亏的表现，是他的理论已经把我击败的证明，他高兴地捋着胡子笑了起来，眼
珠一闪一闪：
“所有的书，都要有所本嘛！这个本就是《可兰经》！”
“《可兰经》上可并没有写怎样造收音机！”我尖锐地指出。
“圣人们在修《可兰经》的时候也写下了如何制造万物的书，这些书有的藏入了山洞，
有的沉入了海底，人们陆陆续续地发现了这些书，便造出了万物，难道不是这样吗？老王！”
“纯粹是一派胡言，骗人的鬼话！”我喊了起来，老爹的“理论”是这样荒唐而且恶
劣，而他的态度又是那样傲慢，还有我的不听话的舌头和捉襟见肘的维语，使我激怒了，
“您知道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技术？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历史？如果这一切都现成地写在书
上，还要科学家干什么？还要美国的爱迪生、法国的居里夫人，英国的瓦特、俄国的罗蒙诺
索夫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您知道吗？如果书是藏在山洞海底
的，那么应该是一些猎人、渔人、探险家、登山运动员去当发明家和科学家了，然而，又有
哪个人打猎打成了发明家呢？如果是阿訇们所说的圣人留下了这样的书，为什么不把这些书
留给清教徒——穆斯林呢？现代，恰恰是伊斯兰世界科学技术相当落后。难道是伊斯兰教的
圣人偏心眼儿，不把科学技术留给自己的信徒，却偏偏留给‘卡伯尔’——异教徒吗？”
估计我的话老爹最多听懂百分之四十，老太婆大概只能听懂百分之一二三，但老爹显然
已经被我的雄辩所压倒，目光暗淡地垂下了头，而且重复着我所说的“法国、英国、美国、
俄罗斯”，看来我抬出的这四大国比他的阿訇厉害得多，我举出的爱迪生、居里夫人、瓦特
和罗蒙诺索夫，也比他所说的“圣人”更切实具体，他的表情是慌乱和惶惑的。
阿依穆罕大娘和解地说：“对嘛，对嘛，老王说得对嘛，他说什么来着？法国？法国比
南疆还远吧？法国的科学技术好得很哪！”
老爹没有言语，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依然是含笑的、从容不迫的和胸有成竹的
了。他说：“您说的那些国家，就是欧罗巴吧。听说欧罗巴的科学和技术是很先进的，比苏
联还先进。”
我正考虑着怎么解释清楚有关几大洲和几大国的地理概念，只见老太婆向老爹挤了挤
眼，并且插嘴说：“还是我们的中国好！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愈来愈进步！我们比欧罗巴
好！也比苏联赫鲁晓夫好！再有就是斯大林好！当然，毛主席最伟大，最好！”
原来阿依穆罕的政治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她的插话不仅对于老爹是必要的，我听了以后
也觉得踏实了些。当然，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对于世界科技发展的讨论是以牢固的爱
国主义信念为前提的，阿依穆罕的补充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我连忙点头称是。
这一晚上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关于世界政治形势，关于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关于塑
料是用什么做的，关于火车是什么样子与为什么火车能拉那么多东西，关于广播、电视、电
报和电话，关于熊猫、大象、犀牛和金丝猴，关于黄金究竟有什么用和为什么值那么多
钱……老爹的求知欲和对待知识的严肃思考令我大为吃惊。当我的回答所提供的信息与他过
去所持的观念乃至思想体系相左的时候，他认真地、可以说是苦苦地掂量着、思索着，非要
弄出个究竟来不可。阿依穆罕大娘坐在旁边，最初还搭讪几句，慢慢她睡着了，灰白的头发
垂到了眼睛上，但老爹仍然兴致勃勃。我几次劝老爹睡觉，并指出大娘已经睡着了，但老爹
不以为意。终于，我再也坚持不住了，站了起来，老爹也长叹一声，叹道：“世界上的事，
太麻烦了！”……我们要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让老王帮我们挑选。你说对吗？老婆子？”
阿依穆罕睡眼惺忪地咕哝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钱？空话。”
“不，我们一定要买，坚决，绝对，非买不可！”然后他转头向我再次宣布：“我要头
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您听见吗？”
“当然，一定的。”我完全同意。
“老王您今夜就睡在我们这间屋子里吧，不必回那间小土房去了。”老爹又说。
这一夜的睡眠是不安的，半导体收音机似乎把一股热浪带入了这个简陋的小院，这间歪
歪斜斜的土房子里。夜半，载重卡车从院门前公路上驶过，马达声突突，车轮轧过地面发出
闷雷般的响声，整个土屋和小小的窗户都随着颤抖，遥想那养鸡而不捡蛋的日子，毕竟是一
去不复返的旧话了。
凌晨时分我睡得正香，依稀听到院外有人叫：“穆敏哥，穆敏哥！”然后是一连串响
动，我想睁眼，却睁不开。
醒后才知道，是住在大队部后院的一个叫做奥布尔的农民死了。奥布尔正当壮年，不过
５０岁上下，浑身黑如漆炭，素以强壮、能干著名。他有个小儿子，也是黑黑的，聪明伶
俐，会说汉话，还认一点汉字。说是他昨夜一阵心口疼，儿子给他套了驴车，准备送他去医
院，没等抬上驴车，他就断了气。
穆敏老爹是全村著名的行为端正、奉公守法、热心公益，同时恪守伊斯兰教的戒规的德
高望重人物之一。全村只要有丧事，都来找他，他也特别热心地去帮忙，甘尽义务。洗尸、
裹白布、诵经、作乃孜尔（祈祷的一种）、直至送葬，老爹面容严肃地忙活了好几天。“人
嘛，人啊！”这几天，他沉默寡言，只是偶尔发出关于“人”的叹息，远在“人啊，人”、
“啊，人”之类的短语风行之前。
秋后决算的季节来到了，老爹没有再提买半导体收音机的事。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已经波及了伊犁，波及了我们公社。看到公社党委书记被揪出
来，大队支部书记被封为“资反路线”的执行者，一些原来的二流子、无赖、调皮捣蛋鬼活
跃异常，老爹非常反感。他问：“这个世界就没有人做主了么？好好的一件东西，硬往上面
啐口水，抹锈斑，这就叫‘造反有理’么？不，我不批判我们的党委书记，我们的书记在我
生病的时候还来看望过我呢，他好比是我们的大大……是的，老王您看吧，这些打人骂人造
反有理的人早晚会没有理的，他们会受到惩罚，他们终于会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个新疆，
这个伊犁和这个公社是有人做主的，是不能胡作非为的。”
我摇摇头，我觉得老爹说得太简单也太常规，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政治局势，是很难
用简单的常规来判断的。
１９６６年这一年伊犁风调雨顺，不但水田里的冬麦打得多，山坡地旱田里的春麦也一
车又一车地拉不完。种旱田春麦本来是撞大运的事，有时候颗粒无收，有时候只收回种子，
但１９６６年这一年的旱田麦子据老年人说创造了３０年以来的最高记录。我们收完了以
后，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各族同胞，都是些“自流人员”吧，汉族人是从关内“自流”来
新疆的，维吾尔人是从南疆“自流”来伊犁的。他们到山上去捡拾丢在地里的麦穗，一麻袋
又一麻袋地扛下山去了。再说伊犁人欢迎春麦胜过冬麦，春麦磨出的面有劲，做拉面条又细
又长又好吃。
这一年的玉米也特别好。豌豆、蚕豆、菜籽、胡麻，少量皮棉和收麦后复播的糜子，产
量都超过了预计。
然而丰产没有得到丰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使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从玉门关的
那一面、从自治区的首府传过来，“天下大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口号不但被提出了而且被
实践着。一直到十一月份落了雪，冬麦和春麦仍然有一部分堆在场上。冬天日照不足，无法
晒场，只好让冰雪把麦堆封起来，说是等待第二年四月份解冻地干以后再继续打麦。春天继
续打头一年的麦子，这在内地确也算是天方夜谭，连绵的秋雨以后大量麦子生了芽，这一年
冬天整个伊犁，包括伊宁市的商品粮供应的全是芽麦磨的面，黏黏糊糊，馒头蒸两个小时仍
然粘牙。
玉米也是一塌糊涂，我们队的队长还算不错，干脆把潮湿的、没有脱粒的棒子过一过毛
重分给大家，要求各户用自己的热炕把玉米棒子烤干，按有利于社员个人的折算比例把连骨
玉米折合成玉米粒，扣掉口粮，余下来的缴还队上，并根据按干燥、脱粒的劳动量给记一定
的工分。这一冬，我和房东二老，一有空就用两个棒子互相搓着脱粒，倒也别有一番乐趣，
填补了农村冬日长夜的空虚。
收获搞得这样混乱，决算也就可想而知。特大丰收的１９６６年，给社员进行年终分配
的时候却大大低于１９６５年的水平。这时传来上级的一个美好的指示，１９６６年的年终
分配，一定不准少于１９６５年的数字，否则，就是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你“一定不准”也罢，杀无赦也罢，反正就那么点钱。但农村干部对执行这一类指示也
早有经验，找了一些高明的人拨拉算盘，改变了一些统计、计算百分比、计算劳动日平均值
的办法，最后三算两算，１９６６年的分配比１９６５年果然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但老爹只分到了８０块钱，头一年是１１０块，究竟是８０块钱多还是１１０块钱多
呢？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使穆敏老爹感到困惑，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夜晚共同在热炕头上搓
棒子粒的时候，闲谈到了这个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照例做了一个特有的鬼脸，咕哝道：
“硬说分８０块钱比分１１０块钱多，骗三岁的孩子去！”
穆敏老爹笑眯眯地劝慰老太婆：“不要这样说嘛，请您不要这样说！”接着，他提出了
一个奇怪的“相对论”的事例。
他说：“从前有一个小孩去买骆驼，他问骆驼贩子：‘一峰骆驼多少钱啊？’回答是
‘２０块钱。’‘大大’，‘大大’，我们买一峰骆驼吧，只要花２０块钱，’他对他爸爸
说。‘不，太贵了，我们不买，’他爸爸说。第二年，骆驼贩子又拉着骆驼经过他们家门
口，‘好孩子，去问问卖骆驼的大哥，一峰骆驼要多少钱，’孩子问了，生着气跑回来，
‘大大，大大，大哥说一峰骆驼要１００块钱。’‘呵，真便宜呀，快叫住卖骆驼的大哥，
我要买一峰骆驼。’‘大大，大大，去年一峰骆驼要２０块钱，您说是太贵了。今年呢，１
００块钱了，您却说真便宜，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问。孩子的父亲捋着胡须回答说：
‘噢，我的亲爱的好孩子，去年我没有钱，２０块钱也是太多了。今年我有了钱，１００块
钱也算不了什么。你明白了吗？’”穆敏老爹讲完这个故事，得意地看看老太婆，又看看
我，似乎在测验我们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阿依穆罕大娘好像没有听进去，她务实地叨念着：“你的棉衣要买新的了，我的皮靴也
坏了，我们说好明年要盖房，打馕的土炉老是掉土，也该换新的了……劳动了一年只有８０
块钱……”
我一下子摸不透老爹的相对论故事与我们生产队贯彻上级提高分配的美好指示之间的逻
辑关系，但我隐隐直觉地品出来一点味儿，一点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宽容豁达的幽默感。我不
由得笑了。
我的笑声似乎证明了老爹讲了半天并非对牛弹琴，他满意地唤着我的名字，哈哈地笑了。
当然，这样“提高”了的年终分配，也就不大能够提供购买晶体管收音机的刺激。老爹
似乎忘记了夏天购买这种收音机的钢铁决心。我想，老爹的买骆驼的故事，同样也可以有助
于说明这种决心的难以算数吧，是不是呢？
半导体的魅力的丧失恐怕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从这年秋天，半导体收音机在伊犁地区
就大量销售了。我们的公社的每个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买了半导体收音机。我们队买的是
真正上海产的美多牌的。物以稀为贵，一多，一普及，也就不神秘，不那么吸引人了。再说
队里的收音机无人爱护，你也听我也拧，从早到晚响个不住，有时队部的人都走光了，队部
的门锁住了，窗户也关严了，但收音机仍在屋里嗡着、响着、说着、唱着。唱也不唱帕夏衣
仙的迷人的歌曲了，而是唱令维吾尔人莫名其妙地啊……啊……——京剧样板戏和语录歌。
电池用完了，没人及时给换，或虽想换却一时找不到现钱去买电池，于是把音量拧到最大，
电压不够的喇叭仍不能正常工作，发出一种破锣似的噪音。有时不知道从哪里搜出一节电
池，于是某个懂技术的热心人掀开收音机后盖，只换一节，另外三节照旧用。不久，废电池
流了汤，把机件腐蚀坏了，天线拉杆也先是拔脱，紧接着便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尘土、
油泥、汗污更是粘满了美多牌收音机的里里外外。这样，神奇的、清洁美丽发光的，精密细
腻的收音机的形象一落千丈。如果说夏天我那位记者朋友昙花一现地带来的收音机像是天
使，那么，我们队的这个收音机就像是陷入泥坑的娼妓了，穆敏老爹怎么还可能念念不忘情
于彼呢？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的生活，辛劳、质朴的快
乐与单纯的梦？反正不论“史无前例”也好，“横扫一切”也好，“一天等于二十年”也
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好，老爹和大娘总是一样地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
求乐。春天，老爹砍了一株死桃树，一株长疯了的苹果树，搭上几根树枝树杈、秫秸和向日
葵秆，总算在我们的小土房门前搭起了一个夏日茶棚。老妈妈便在这茶棚下砌起了土炕，修
起了炉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