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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不是预言大师，管理学家不是企业家的主宰，管理学家只是同企业家一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管理学家与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企业家必须将解决问题的方法付诸实施，而管理学家必须将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纳整理，找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而指导其他企业和企业家的实践活动。
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企业家的论述，但是这些论述很少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从人的价值实现的角度，分析企业家的资源整合能力。有的管理学家从企业的兴亡推导出企业家的成功与失败；有的管理学家从财富的多寡，来判断企业家的价值；甚至有的管理学家带着崇拜的心情，对企业家进行寡廉鲜耻的歌功颂德。这样的论述是对管理学的亵渎，是一种伪科学。真正的企业管理学对企业家的成长满怀热忱，但是将企业家放在企业与社会的大背景中加以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真正的企业管理学家不会因果倒置，而会在企业家的资源整合能力方面和价值实现方面找出独特的闪光点，从而激发后来者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继续发挥人的作用，创造更多的价值。
中国的管理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都处在痛苦的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田野调查必不可少。因为中国酌管理学家必须首先对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发掘和调查，必须对中国当代管理界的普遍状况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管理学界要戒除浮躁，“上山下乡”，从火热的改革生活中汲取营养。这不是学者的一种启虐，而是一种学术的基础工作。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管理学发展的价值所在，没有从社会前线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而仅仅满足于对西方国家一些企业成功案例的介绍，或者对西方国家成功企业家管理理论的归纳，那么，中国的管理学家永远处在拾人牙慧，无所作为的阶段。
事实上，目前管理学的教学中实行的所谓案例教学、情境教学，都是一种联系实际的非常好的手段。但是，还有什么比企业家的成长报告、企业的病理报告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呢？现在许许多多的传媒工作者在研究中国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扑下身子，解剖企业的个案，寻找企业家成长的轨迹，写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是管理学家们研究企业和企业家们的最好素材。善用这些报告，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是管理学家们的责任。但是，管理学家们不能过于依赖二手材料，而应该在传媒工作者提供的报告中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再深入到企业，发现新的内容，寻找新的规律。
有一位经济学界的前辈曾经告诉我，当年学生的实习是在车床跟前，在嘈杂的环境中，可以看到车间班组工人之间的最真实的关系，可以看到厂领导与第一线工人之间的奇妙关系，所以在研究工厂管理的过程中，这些学生对泰罗制和西方后来普遍兴起的管理思想就有着切身的感受。而现在的学者再也无法寻找到过去那种感觉了，他们对管理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西方管理学家所营造的氛围之中，不可能亲身体验到现代中国企业的人际关系，他们甚至不屑与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们座谈。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的管理学出路何在呢？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提出问题或许需要勇气，但有时候仅仅需要勇气就够了。可是要解决问题，不仅仅需要勇气，还需要理性的思维。当管理学家指手划脚批评某些企业家的时候，他可能忘记了伸出去的手中，还有三个手指头指向了自己。有些企业家对管理学家不恭，其实完全是管理学家们咎由自取。真正的管理学家首先应该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察和了解问题的学生，而不是发号司令的先生。真正的管理学家首先要了解管理者的真实动机，然后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找出企业家成功与否的答案。管理学家应该更多地来自于企业界而不是书斋。
现在，有人将企业家的研究报告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家的立体形象。我们可能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感谢作者那敏锐的洞察力。在流畅的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呈现出来。这或许不是企业家的群英谱，但却真正代表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整体形象。在社会转型期，这些企业家的商海沉浮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我国的改革历史，为企业的成败提供了特有的参照坐标。是非常难得的人物史。
企业家市场在我国尚不明显。企业家的自我探索和公众对企业家的关注，为学术界研究企业家群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如果管理学家没有良好的自我定位，没有看到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注意到中国企业与中国当代改革大环境的关系，尤其没有注意到企业家的成长与中国现实政治生态的变化，那么很难对企业和企业家作出正确的判断，更难以对中国未来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的成长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学术界应该读一读企业家个案分析，了解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了解整合细胞组织内部不同成分的企业家自身的喜怒哀乐。我们不能奢望在中国一夜之间建立企业家市场，企业家在许多时候需要依靠偶然的机遇得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对企业家这样一群脆弱的人，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并且在中国改革大背景下，对他们的一言一行进行评判。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相信读者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序跋二则
■ 江晓原
我和晓群兄的交往，已经有十多年了。
我们的交往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晓群编辑《国学丛书》，邀请国内有实力和潜质的中青年学者撰写，丛书问世之后，深为学界瞩目，旋即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我也忝列丛书作者之一，在其中写了《天学真原》一书。此书原是率性之作，没想到问世之后，在国内及海外都颇邀虚誉，遂被同行视为我的“成名作”。晓群兄也对此书谬加称赏，使我深有知音之感。
回忆起和晓群兄的交往，不免想起晓群兄曾说过我的一件轶事，我实有“冤枉”之处，要先借此辩白一番。
先是晓群兄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写“人书情未了”专栏，后来他将专栏文章结集，书名就叫《人书情未了》。他的专栏我很喜欢，每期都看，他知道后，就题赠我一册《人书情未了》。其中有二篇“我记得，这三篇文章或书”，说他回首多年的编辑工作，有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三篇文章或书，第一就是拙作《天学真原》，他说此后他自己的著述如《数术探秘》、《古数钩沉》等，都深受拙作影响，如此推许，诚令我感愧无已。不料晓群兄笔锋一转，接着写道：“记得一次开会，见到江晓原。我说，《天学真原》对我影响很大。他不无得意地说，很多青年学者都这样说。其实他仅长我一岁！”
看来晓群兄以为我将他也看成“青年学者”了，这就是我的“冤枉”之处也——我当时的意思，其实并未将他包括在“青年学者”之列。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人们第一次给我介绍晓群兄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颇为严肃的、甚至是有点不苟言笑的中年人。事实上，我曾经以为他比我年长。此后我和晓群兄的交往，一直是在相互欣赏的过程中进行的。虽然因为我们都俗务缠身，越来越忙，平时很少见面，只是偶尔有电话或电子邮件的联系，但我们都会留意到对方在干些什么。
1994年，晓群兄《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他颇为用力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繁忙的编辑工作和管理工作之余，一直坚持读书、思考和写作，这使得他在中国众多的出版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我在出版界有许多老朋友，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出版人。优秀的出版人通常都具有很好的鉴赏能力，以及与学者对话的能力。晓群兄的鉴赏能力自不用说，从他组织、策划了那么多好书，就可想而知了。而能够组织、策划成功那么多的好书，没有良好的与学者对话的能力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晓群兄似乎不止于此，他还有更多的追求——学术追求。
这种追求，晓群兄将它描述成“一股血气的喷涌”，“一个在众多专家围困下的小编辑试图证明点什么的学术冲动”。这两句话，仔细品味，对于一个出版人来说似乎是有点突兀的——为什么要“血气喷涌”呢？为什么会有被“围困”的感觉呢？我的理解，是因为晓群兄一直有着他自己的学术之梦。
也许，许多今日的出版人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学术之梦，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正如晓群兄所说：“编书的乐趣逐渐吞噬了我的身心，……我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出版上，或者荒废在许多无聊的事务中。”然而，那么多年来，晓群兄却始终不忘记他的学术之梦，始终在他选定的数术之学这一领域内耕耘着（尽管他自谦为“学术票友”）。在我的众多出版人朋友中，晓群兄恐怕是追求学术之梦最为执着的，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他的《数术探秘》《古数钩沉》等多种著述，《数术探秘》已经出版的韩文版，当然还包括本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以我之孤陋寡闻，以为晓群兄或许已可步武前辈如钟叔河者矣。
晓群兄是爱书之人。二十年来，他编书、著书、藏书、读书、评书（比如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拙作《天学真原》的书评），皆有丰硕而不同凡响的成果。
即以编书言之，当年《国学丛书》，不过发轫之始，此后迭有重大项目问世，如《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傅雷全集》《牛津精选》《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等等，指不胜屈。其中《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我感触尤深，此书卷帙浩繁，凡10巨册，为科学史方面重要史料，晓群兄主持出版此书，科学史界咸称颂之，以为功德无量。此书晓群兄曾赐赠我一套，后来沈昌文先生又慨然赐赠一套，我乃一置寒斋，一置科学史系办公室，至今本系博士、硕士研究生频繁借阅不绝，晓群兄及沈公之嘉惠后学，诚令人感念无已！
关于晓群兄编书方面的重大成果，还有一样不可不多说几句，即著名的《万象》杂志。《万象》创刊于1998年，至今已经出版7年，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文化杂志。近见报刊报导，谓沈昌文先生对记者言，他如今关注《万象》胜于关注《读书》，足见《万象》这些年来所获成就。《万象》原是旧上海的文化杂志，久负盛名，新的《万象》在很大程度上秉持了昔日的风格、旨趣，她是一本非常“上海”的杂志，但令人惊奇的是，她竟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沈阳出版的！此一明显的反、差，足证晓群兄眼界之宽阔、趣味之多元；而《万象》的成功，又足证晓群兄眼光之过人。
关于晓群兄的藏书、读书，姑以一件轶事窥其一斑。记得去年我在哈尔滨参加国际会议，回程道出沈阳，往访晓群。他领我参观他的藏书，但见群书满架，观之不尽，晓群兄方指点议论中，电话响起，晓群往桌前接听，身形隐入其办公桌上书丛，我忽然想起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徽标——脉望。“脉望”的出典，想来这里不必饶舌了——愿意读本书的读者，十九已经知道。简捷言之，脉望者，书虫也。那时我望见晓群兄隐人书丛后面接听电话，忽起联想，觉得晓群兄者，就是一已食“神仙”字样之脉望也！这番联想，虽然有点摘笑色彩，但确实毫无对晓群兄取笑之意——因为我自己也是书虫，怎会取笑同类？只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
晓群兄好读书，勤而弗懈，锲而不舍，有所得，有所感，辄发为文字。对于他的这份执着及勤奋，我常感自愧弗如。今者晓群兄又一力作《数与数术札记》付梓在即，我有幸先睹为快，研读之下，感到本书之学术路径，或许可得而言。
上篇“读经纪数略”，是晓群兄研读十三经时的札记。此种札记之法，远者可上溯到宋代学人，稍近也能依稀想见顾炎武《日知录》的身影。然而札记之法虽同，记何内容，如何记法，则因人而异矣。晓群兄原是学数学出身，又多年博览群书，则其读经之际，所见所想自有其别具手眼处。
下篇“数的分析与思考”，则是晓群兄以其多年对数术之学的研究为基础，对中国传统中的这一神秘文化现象所作的深入分析。但晓群兄的论述又不局限于中国古代典籍，而是出入于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真可谓神游万里，思接千年。作者议论之中，迭呈新见；读者披阅之际，时有会心。
本书付梓之前，晓群兄征序于我。我虽对数术之学并无深入研究，但窃思若能略述与晓群兄交谊由来；以及我所感知的他的学术之梦，对于读者领略本书风貌，了解本书价值，或许也不无些微帮助？因此不揣冒昧，为短序如上。同时，这也是此一脉望对彼一脉望一番殷殷之意也。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新版后记
这本初版到现在，转眼之间，已经十年了。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刚刚完成了一本专门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星占学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在那本小书中，我对中国古代星占学的基本文献作了类型分析，包括天象、占辞、占例等等，并分析了星占学在古代政治运作中的角色和功能。十几年来，倒也未见相同类型的作品问世——谈论中国古代星占学的书当然有，但未见像抽作中那样做的，所以那本小书最近也出了新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新版）。
谈中国古代星占学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出版之后不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就建议我写一本谈世界各国星占学的书。我那时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压力不大，所以对那个建议也跃跃欲试，就真的动手写起来。
本书初稿中原来并没有“中国篇”，但是后来出版社希望我增加这一部分，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感到也有道理，就同意了。这样与初版时的书名《历史上的星占学》也是符合的。
许多人将星占学看成“封建迷信”的方术之类的东西，其实在古代世界，星占学是历史最悠久的精密学科——因为它需要知道某些天体（至少是日、月和五大行星）在任意时刻的准确位置，而这就需要观测、计算，需要天文仪器，需要球面天文学、几何学和若干其它数学工具。所以从功能和性质上来说，星占学当然不是科学；但是从它所使用的工具来说，星占学却是最早就“科学化”了的学问。
正因为如此，在古代世界，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难分难解，如此水乳交融，以至于这部《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天文学外史”。事实上，天文学就是喝着星占学的乳汁长大的。
到近代科学诞生之日，天文学当然与星占学分道扬镳了——开普勒也许可以算作分道扬镳前夜的最后一个标志性人物。今天，星占学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但是，星占学与别的伪科学相比，它在今天却仍然能够得到不少天文学史专家、甚至天文学家的关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星占学史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
姑以中国古代的情形为例。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学遗产，学者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丰富的天象记录——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天象记录，共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占学的目的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但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遗产。办法是将这些遗产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这方面的遗产主要就是古代的天象记录，所能获得的成果有：超新星遗迹证认、解决“天狼星颜色问题”等，以及利用古代交食、月掩星之类的记录，来研究地球自转的变化问题——不过与上面两个带有可遇不可求色彩的古为今用的案例相比，后面这些工作没有那种可遇不可求的色彩，当然也出不子像《古新星新表娜样精彩的成果。总的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即利用古代天象记录为现代天文学服务。
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古人出于星占学眉的而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刻记录了许多天象，这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