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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古人出于星占学眉的而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刻记录了许多天象，这些天象有可能被用来确定那些历史事件的准确年代和时刻。参见本书导论最后一节。
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通过对星占学史料的社会学分析，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的。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天文学，有的只是“天学”——这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深深进入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次日食、一次金星或木星的特殊位置、更不要说一次彗星出现了，所有这些天象，在古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字眼至少古代中国人是听说过的。
这样的分类，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遗产一网打尽。
本书1995年初版后，曾被贝塔斯曼书友社购买版权重印过两次，内容一仍其旧。这次新版，我对文字内容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而插图则从原版的36幅扩大了3倍以上。
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吴燕小姐和穆蕴秋小姐，她们以一片兰心蕙质，为本书新版重新配了插图一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些图的选择和安排中，反映了她们的灵气和趣味。特别是吴燕小姐，这些插图的说明文串初稿也出自其手。吴燕曾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她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来读研究生，成为她两位前上司的大遗憾事），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写手，在协助我工作时，她一再证明了这两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曾掀起一股文化热，报刊上竞相刊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争辩文章，堪称轰轰烈烈。其背景应当说是对中国文化造成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产物。我们这一辈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记忆犹新，在十年动乱中，多少名胜古迹（包括庙宇、教堂、古塔、园林等）被拆毁，多少文化人惨遭迫害！当时，除了八个所谓革命样板戏，一二部样板小说外，茫茫中国大地上，文化成了废墟，成了沙漠。其实，问泉哪得浑如许？为有源头浊水来。由于“左”的思想作祟，在不少领域，文化被严重削弱。以历史学来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越来越“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主导下，中国通史几乎成了农民战争史，文化——包括衣、食、住、行，以及世风、民俗等，不是以三言两语打发，就是砍得一干二净。“文革”“左”祸，本来就是十七年“左”的思想不断积累，最后恶性膨胀的结果。“文革”迫使人们去重新认识、思考文化。但是，像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论争一样，众口热说，杂音并陈，泥沙俱下。有些学者拾西方人的牙慧，引进文化的种种定义，玄之又玄，谁也搞不懂其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脱离中国历史实际，一味空谈。我在拙著《明朝酒文化》的序中，曾形容这些人是类似《红楼梦》中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这些空谈，只能导致人们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当时有位著名历史学家曾经无奈地说：“文化，不说我很清楚；现在越说我越糊涂了。”这是耐人寻味的。
其实，研究问题，应当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包括定义）出发。事实上，所谓文化无非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也有学者用大文化这一概念，将二者都包括在内。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史，就是中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物质文化，指的是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商业运营等；精神文化，指的是文学艺术、吃喝玩乐、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基础，但精神文化能够促进或阻碍物质文化的发展，二者是有机的整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构思了中国文化史的框架，约请史学界的同道，来共襄此举。现在人们都在奔小康，时间紧迫，因此，倘若编出一部洋洋百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中国文化史专著，虽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能读完全书者，又有几个？我以为，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中国文化严重流失，懂历史者越来越少的现状，编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文化小通史》是必要的。简明不等于降低学术质量。值得读者庆幸的是，本书的撰稿者，都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学者，有几位更是全国知名的断代史权威。因此，我敢说本书的学术质量是上乘的。有几位作者，不仅是我的老友，也是我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中国小通史》的执笔者，与他们的合作，一直给我留下温馨的回忆。我曾经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杂文集《铁线草》，感受到该社的热心、负责。感谢该社又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化小通史》。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遗产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愿将这部《中国文化小通史》，献给那些热爱祖国文化遗产、关心民族命运的读者。
外国文学出版的一段波折
■ 李景端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国文学出版主要局限在苏联作品、外国进步作家作品、以及少数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些领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为了内部研究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以不同出版社的名义，翻译出版过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作品（俗称“黄皮书”），但为数很少，而且仅限内部控制发行。到了“文革”开始，翻译文学作品，除了《南方来信》外几乎绝迹了。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以后，人们才认识到有必要以新的目光来审视外国文学的出版。1978年，针对当时书荒的情况，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由各地协作分工，赶印一批文学图书供应市场，其中外国文学图书的目录，依然只限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少数名家的作品。这个历史的进程表明，我国对外国文学、主要是西方当代文学出版的禁锢，曾经经历过较长的时期，这种情况无疑加深了当时人们思想的闭塞。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人，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初江苏省委指示江苏人民出版社，要创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当时我想，介绍外国社会科学，太敏感，难把握；还是办一份外国文学刊物吧。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批准，于是我开始了筹办《译林》外国文学季刊的艰难历程。
当时，北京已有《世界文学》，上海有《外国文艺》，那么，《译林》该如何定位？经过一番征询调查，为了有别于上述两本刊物，我们决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通俗文学为重点。当初只是考虑通俗文学文字易懂，故事好看，有助于了解外国现实状况，但却没有想到，在极左思潮远未肃清的环境下，对《译林》做出这样当时看来有点“另类”的定位，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因此，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出我们所料。
1978年夏天全国影院正在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我想，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一定会使观众了解到影片中疏漏了的许多细节。1979年 11月《译林》创刊号刊出《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全文以后，引起长年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不小震动，初版二十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二十万册，还不够卖，出现过这样的小插曲：《飞译林》定价一元二角，黑市小贩要卖二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读者的反应如此强烈，使我们既感到欣喜，又感到意外。
没料到高兴不到几个月，一阵狂风猛烈地向我们袭来。
1980年4月中旬，北京方面就传出，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四处去打听。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于当年4月7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 …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1979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诃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
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8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三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鹜，这真是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
胡乔木同志将这封信加了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如果是“文革”期间或在此之前，像这种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那可是一件政治大事。、幸好这事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拨乱反正，清算各个领域长期留下来的“左”的流毒，因此，江苏省委对待此事十分慎重。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在这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接着，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内刊《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乔木同志批转的冯至先生的长信，并加了如下的按语：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应该认真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但在出版这些作品时应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身心的精神食粮。《译林》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当代外国的文艺动向和社会状况。我们希望《译林》以及其他文艺刊物，都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帮助群众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以便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江苏省出版局党组在接到上述文件后，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党组书记、高斯局长态度十分鲜明地认为，在电影公开放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把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局党组在高斯同志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得到了共识，强调对《译林》要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随即党组责成我们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
在自查报告中，我们说，克里斯蒂一生写了110部作品，有侦探小说，也有戏剧等其他作品，已有15部小说拍成电影，17部剧作搬上了舞台，1971年受封为英国女勋爵，1979年以她的生平事迹拍成的传记片《阿加莎》，被美国评论界誉为最佳电影之一。国内许多报纸，也都对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发表了赞扬的影评。同名小说在《译林》发表后，戈宝权、杨岂深等老翻译家都认为克里斯蒂的作品，不同于早期侦探小说那种单纯叙述破案的经过，而是结合案件的侦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写作技巧也有特色，介绍一些像这样比较好的侦探小说，是有借鉴作用的。总之，我们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认识作用，《译林》登它没有错；惟一的缺点就是，在当时纸张较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了点。
至于冯至信中批评的“三种美国小说”，我们说《钱商》的作者阿瑟·黑利，是加拿大籍以写社会问题小说而出名的美国作家，他的小说，都是以医院、机场、汽车工厂、银行为背景，反映美国社会在越来越现代化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该书是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推荐并组织翻译的，小说叙述美国一家大银行，受了跨国公司的欺骗差一点倒闭。这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垄断资本的渗透和竞争，以及美国金融界的现状，都是有帮助的。此书翻译出版后，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等单位，都来信要求代买，他们认为这本书对于认识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提供了更形象的材料。
《医生》是南京大学陈嘉教授推荐并由南大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的。这本书描写一个百万富翁的外孙因病成了白痴，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要把“误医”的罪名强加给医生。后来由于一位年轻女律师仗义执法，在一场复杂的官司中，把对方强加的不实之词一一驳倒，最后证明造成婴儿白痴，正是百万富翁自己。许多读者反映，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而且可以看到垄断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珍妮的肖像》是美国当代一部抒情幻想小说。这本书是翻译界老前辈、上海的周煦良教授推荐并由他自己翻译的。小说描写一个穷画家偶然遇见一个杂技演员的小女儿，画家替她画像，少女成人后去法国读书，最后在回美国途中被台风卷入海中，画家下海去救她没有救成。这一段梦幻式的纯洁爱情，终以悲剧结束。全书写法新颖，文字优美，丝毫没有庸俗的色情描写，读起来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老翻译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效洵读了此书以后说，好多年没读到这样的作品了，江苏出版这样的书，让读者多见识见识，这是好事情。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还把这本书作为给学生上翻译课的辅助教材。
在报告中我们还强调所谓“高雅文学”同“通俗文学”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世界上许多保留下来的名著，早期多是以“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出现的，我国的《诗经》《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前西方的某些现代派作品，尽管是名作家写的，但是内容隐晦，写法古怪，一时不容易为我国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介绍一些外国好的“通俗文学”作品，对于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有好处的。
冯至的信中提到要继承“左联”时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传统，这一点我们赞同。我们的理解是，主要的应该继承“左联”时期那种使文艺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至于具体到介绍外国文学的哪些方面，恐怕不能不考虑到五十年以来的时代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