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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用徒步前进的步兵去包围法军的一个侧翼。在侧面受到迂回时，正面采取撤退的方法自救。忠于这一时期战略学说的敌人又发动了一个新的迂回运动，结果又受到反迂回。这就是所谓“奔向大海”，它标志着包围战术的最后破产。于是，正面一直从瑞士延展到北海，作战的活跃时期就告一结束。
第四阶段：战斗正面与战场共终点
横跨整个战场，构成一道稳定的正面，这是双方都感到十分惊奇的现象。然而，在美国内战和日俄战争时，就已见到这种现象了。在那两次战争中，野战工事曾大规模地被使用，不过仍存在开放的侧翼，就是说迂回的行动仍有可能发生。出现这样一条连续、固定的战线，是由于下述两个事实：步兵装备了机枪并得到有刺铁丝网及堑壕的保护，其防御能力已非常强；同时所用兵员的数量非常大。因为迂回的行动已不再可能发生，于是作战或会战都只剩下了一个企图，就是突破敌方的正面，以求随之恢复作战的机动性。
所以，战争现在似乎不再是一个运动的问题，而是一个火力的问题。其要点是首先集中足够的装备（火炮和弹药），以摧毁敌方的正面，然后再使用大量的步兵来扩大火力所造成的缺口。正如包围行动的失败是由于迂回的侧翼缺乏适当的机动性，现在，突破行动的失败同样是由于以步兵实施攻击，不能象敌方的预备队那象可以利用铁路或公路实现快速运动。于是攻击陷入“口袋”，这使参谋部的军官们大失所望，他们不了解战术机动性的重要性和可能的效果。突破既已不可能，于是作战退化成为消耗战（凡尔登和索姆河之战），而人们却自我安慰地说，他们正在消耗敌方的预备队。福煦终于想到一种连续有限攻势的作战观念，其目的是制造许多可以互相支援的“口袋”。不过，在法国这种战术必须使用大量的资源。作战，或者如当时所称的“战略”，除了双方在物质资源上作拼命的竞赛以外，就再无其他的意义。我们正是带着这个原则，进入1940年的战争的。
第五阶段：会战成为作战的准备
1940年的战役显示了上述这个原则的失效。在战术方面的新因素是飞机和坦克的结合，面对着我们的静态直线式的正面，敌人到处都可以实现迅速的突破。其原因是攻击的战术机动性与对方的预备队的战略机动性相比，终于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这样，运动战又再度是可能的了。作战于是分成了两个阶段：先是短促而猛烈的阶段，这时供突破之用的兵力进入位置，发动攻击；接着就是扩张的阶段，进行深入的穿透和包围，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行动。说来也奇怪，这恰好是18世纪体系的复归：会战的行动在前，并构成决定性作战的准备。运动因素又再度占有主要的地位。
不过到了上次大战的末期，这种发展有点过时了，这是因为防御的战术已经使突破的行动变得不那样容易。在苏联和西线的作战都包含一连串的会战，每个会战后面都接着有一个扩张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内的主要因素为攻击能力，在第二阶段内则为机动性。几乎没有一次作战象18世纪那样纯粹是运动，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在利比亚，因为在那里的兵力与广阔的战场相比太小。所以作战与会战仍然混为一体。
此外，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有一个新的作战概念第一次应用于实际，这就是：利用空军所造成的消耗，也有实现决定的可能。在30年代，这个概念各自同时在英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其前提是陆军已不能实现一个决定。事实上，从杜黑的观点来看，由于当时的战术限制再加上阿尔卑斯山的障碍，陆军是软弱无力的。英国皇家空军也希望仅凭空中行动来决定胜负，尽管事实上，1940年刚刚证明在陆上仍有决定胜负的可能。于是英国的轰炸机指挥部以炸毁德国为己任，以后他们又获得美国人的增援。所使用的资源非常巨大，其消耗也很惊人，但轰炸本身却没有决定意义。正象1918年一样，战争的胜利是一连串陆上会战或陆空会战的结果，封锁和轰炸造成的消耗起辅助作用。
第六阶段：正面小于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原子武器，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但是就常规战争而言，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提供现代装备而且准备核战争都需要较大的军费开支，所以各国武装部队的数量相对变得较小。同时，兵力的机动性也比过去增大，所以陆上的兵力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疏开以掩护一个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太大的地区呢？还是相对集中在一个狭窄的正面上，而宁愿出现由此产生的缺口和未设防的侧翼呢？直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似乎只获得一部分的解决；从技术上说，如不使用相当的兵力，要想使大片地区处于日夜监视之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的疏开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是能够获得适当防护的地区就太小了。由于摩托化或空运的兵力所具有的机动性太高，所采取的正面若不足以掩护整个的战场，那也是危险的。毫无疑问，在二者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从对以往战略演进过程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在常规战争即非核战争中获得第一次大战式的那种稳定正面，是不可能的。所以战略情况是非常多变的。摩托化和高度的通信已使现代兵力获得了很大的机动性，所以机动变得更为重要。现在非常迅速地决定战争的胜负也许是可能的。
最后，由于有了空军和空运兵力。陆上会战就有了巨大的纵深。会战将在一个地区而不是只沿着一个正面进行。
结论
从这个简短的分析，可以引出下述的结论：
（1）从根本上说，作战中的主要因素在两个极端之间变动。其一端为运动，另一端为兵力。有时前者最为重要，有时后者最为重要，但在中间阶段内，二者各有其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2）这种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战术因素的支配。这些战术因素，视武器、装备和战斗方法的不同而变化，可以简化成为下列四项：（a）攻击能力。（b）防御能力。（c）战略机动性（即非会战时的机动性）。（d）战术机动性（即会战时的机动性）。由于这四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经常变化，所以作战问题的答案也就多种多样。
（3）所能动用的兵力与空间相比的大小是另外一个支配演进的因素。
（4）当作战（按照确切的词义解释）已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注意力就转移到打消耗战上，其结果是花费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双方的战斗员都精疲力尽。
（5）根据上述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作战可以是：运动战但不具有决定性；运动战并具有高度的决定性；持久战或纯粹的阵地战。每一种变化来临都使当时的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每一个时期，人们都认为当时流行的作战战略原则是永久有效的，而事实上，它们在经常改变之中。
这最后一点表明，了解作战战略结构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它改变时惊惶失措，才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比敌人迅速而正确地评价这些变化。
第四节 作战与战略态势
在演进的每一个阶段，战略对策只能在一定限制内运用；这些限制是由技术上可行的作战行动确定的。在这些限制内，军事指挥官要决定他应采取何种动作，以执行政治当局所赋予他的任务。
这种动作种类的选择，显然要根据所指定的任务、敌方和己方兵力的相对强弱以及地形诸条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所给的任务可以归并如下：
（a）征服领土或不让敌人征服领土。
（b）消灭敌方兵力或消耗敌方兵力。
（c）采取迅速行动或争取时间。
在考虑了当时的武器和其他条件加在战术和作战计划上的限制之后，所应采取的行动可能难些也可能易些，但将会严格限制在几种可能性之内。在第一章的战略分析中曾经指出，指挥官必须作出的行动步骤选择就是战略的一个方面。决定在一次战争中所应采取的战略态势就是这种选择。
我不拟在这里将有关战略决定所包含的各种复杂问题再重述一遍，因为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现在只准备对战略对策中迄今所应用的几种主要手法略加审视：
（1）当我方的资源优于敌方，且我方的打击能力适当时，战争应取攻势，其目的是为寻求决定性的会战。这就是使用直接手段的攻势战略；其目的是集中最大量的资源，以摧毁敌人的主力。
（2）如果我方的优势并不那样明显，或者是由于当时战术条件的限制，攻势行动很少可能产生决定性结果，则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a）先用防御行动消耗敌人，随之进行反攻。这就是直接的攻守并用战略。（b）在主力行动之前，先用一种牵制性的攻击使敌人丧失平衡。这就是使用间接手段的直接战略。
（3）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不足以获得理想的结果，则军事行动只能起辅助作用；这时的行动部署将是一种间接“调式”的总体战略，决定胜负有赖于政治、经济和外交行动的适当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量可用于以有限的作战作局部性的力量比试，或用于以游击战术消耗敌人，再或用于以仅凭其存在的威胁对胜利作出贡献。
第五节 作战与战略对抗的关系
一般性的战略态势一经决定，剩下来的事就是成功地执行计划。由于敌人也同样试图使自己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这就导致一种辩证法式的冲突，双方都企图在冲突中使自己的意志能够贯彻。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分析过控制这种冲突的原则。不过，这些原则的应用在各个时期不相同，所以战略对抗的形式也就纷繁复杂，以致令人几乎不能认清。
根据当时的条件，这种冲突或象两个剑客用轻剑作灵巧的决斗，或象使用重型马刀互相砍杀，或象用重得几乎难以举起的长槊比武，或象两个徒手者之间的角力。此外，在这种决斗中，双方的战斗人员同古代的斗剑士一样并不限定使用同一种武器。轻剑（拿破仑）可能与重型马刀（马克）对抗。一个徒手的人（殖民地人民）可能与佩有短剑的人（殖民主义者的军队）对抗。又好象一卷影片的放映可快可慢一样，战斗者有时动作神速．有时行动非常迟缓。在斗争性质上的每一变化都是当时的作战和后勤能力及双方指挥官的才智合成的直接结果。
1934年，甘末林将军曾经在为一本书作序时指出，1918年法兰西之战的最后阶段与1914年攻入阿登的第17号计划所依据的思想十分相似。他于是解释说，在这之间的几年，作战方法已经能同战略的要求相协调，于是战略终于获得了必要的资源，使行动部署变得实际可行。这种观点以地理上的相似作为唯一根据显然是错误的。这两个军事行动，虽然表面上很相似，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地域，却处在不同的演进阶段和不同的环境中。1914年的阿登攻势是一种疯狂的行动，其理由有三点：
（a）当时法军的进攻能力非常有限，注定了这个行动要失败。
（b）地形极为不利。
（c）在中央前进，只留下不适当的兵力对抗德军的右翼，致使我们有被包围的可能。
在1918年，上面三个情况有两个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尽管地形仍然不利，但是：
（a）进攻能力已有相当的发展。
（b）敌人到处被牵制，其预备队早已用尽；因此我们从中央前进时，就能以包围德军的整个右翼威胁他。
通过这种比较还可以看出1914年与1918年的另一点差异：1914年的兵力具有显著的机动性，而1918年的却极其笨重。换句话说，在这四年内，战略对抗的原则已经完全改变了。在1918年到1940年之间，甚至有更带根本性的变化，而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变化更多。
所有这些显示了军事艺术的基本困难，那就是军事艺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于过去的军事总能通过有条不紊的推理过程予以解释，尽管可能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推测。而在最近的将来，战略思想必定受到极大的关注。因此，我们既要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同时又要用有创造性的思想调整过去的经验，使之与新的方法相适应。任何新发明可能都会遭到巨大的困难，但一切例行公事的老办法注定要失败。
在这种主要依靠猜测、多少有点令人害怕的对策中，理顺思想进程的关键在于了解作战战略的变化。
第三章 核战略
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
＇出自《战略入门》＇ 1963年
第一节 核武器的重要性和独创性
第二节 核战略的形式
第三节 威慑战略
核威慑
第四节 威慑的补充形成
第五节 战争中的战略
第六节 核时代战略的演进
第七节 核战略的结论
所谓核战略，实际上就是核武器发展成果在战略上的应用。不管是进行战争，还是维护和平，这种战略都已经使整个武力使用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发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变化的规模，也许能预测当今这种演进的过程正把我们引向何方。
第一节 核武器的重要性和独创性
与现代投射工具相结合的核武器，并不象人们有时所说的，“是一种和其他武器相似的武器，只是威力较大而已”。它的威力使它自成一类，而与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任何武器都不同。一颗普通大小的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产生的爆炸力，与400万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一颗普通大小的100万吨当量的热核弹的爆炸力则与2亿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 ＇ 作者注：在高空爆炸时，其火球所影响的面积可达几百平方英里。 ＇ 。这种爆炸的效果可以通过放射性微尘扩散 ＇ 作者注：在低空爆炸时，其放射性微尘可沾染几百平方英里的地区。 ＇ 。而这样巨大的爆炸能力只有极少数人就可以发射和指导。这实在是一次彻底的革命。
此外，这种投射武器的射程正趋近地球的半个圆周，因此有可能以相当高的精确度攻击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点。甚至于目前的射程已达到了经度或纬度90度。这就是说，只要1枚核武器就能威胁整个半球。
威力与射程这两种性能加在一起，使原子武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即军事力量的威力与其大小，现在已没有关系。仅仅在几年之前，要想毁灭汉堡，必须出动1000架飞机；要想毁灭柏林，必须使用1个军团的火炮。而今天要毁灭这样1座城市，只要用1架飞机或1枚导弹。
而且与庞大武装部队的笨重相比，现在的这种巨大的毁灭威力却具有极高的机动性，可达到一个国家领土的任何一点。过去，沿着国境线用军队构成一道人墙，这种防御方式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一个国家免受物质毁灭或核沾染。所以常规的武装力量似乎完全无用了——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
第二节 核战略的形式
为了对这种空前未有的威胁进行防护，看来有四种不同的行动方式。
（a）对敌方武器进行预防性的摧毁（直接攻击方法）。
（b）拦截飞行中的敌方核武器（防御法）。
（c）针对核爆炸的效果作实质性的防护（进一步防御法）。
（d）报复威胁（间接攻击法）。
这四种反应形式曾同时被使用，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最后则结合成为一种极复杂的战略理论。
（1）起初，最好的办法看来是预防性的摧毁，因为核武器本身的位置是难于发现的，所以不必以其本身为目标，而以敌人的生产和发射基地为目标。当时美国人拥有相当的优势；敌人除飞机以外没有其他的发射工具，而飞机却限制在基地上，基地是很容易被击中的；所以敌人的核武器资源几乎可以全部毁灭的假定是合理的。由此产生了歼灭战术，其核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使每个已知的目标都难逃攻击的核火力计划。
这种有利的局面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随着敌人资源增多并采取疏散的战术，所要攻击的目标数量就增加了，而目标数量的增加是不可能预先确定的，因为敌人已准备好在得到警报后把飞机疏散到一些临时性的机场上，那是很不易发现或根本无法发现的。最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定的防御政策也使西方难以主动地发动一场核战争。所以原子攻势只能想象为报复手段，就是说，让敌人进行第一次打击。这也就是说，对敌方核武器的摧毁，已经不再可能是预防性的，所以其他的防护形式，即拦截、实质性防护和报复威胁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