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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于毁灭问题的研究也导致一个结论，那就是发动一次突然袭击的能力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一旦敌人的能力达到某种水平，一次突然袭击造成的巨大破坏足以使我方的报复能力发生疑问。多年来，参谋人员都担心会出现“珍珠港事件”，结果促使“反突然袭击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效率水平，这将在另外的题目下加以分析。
要想使报复政策有效，则报复能力必须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以消灭或至少大大降低敌方的毁灭能力。但投射系统的种类繁多和火箭的出现，使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流派，认为“打击军事力量”战术 ＇ 作者注：目前通用的名词是“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事实上，那是应用战略的一种方法，所以是一种战术形式。 ＇ 是注定要失败的。今天不可能把一切的目标都完全毁灭掉，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如果听任敌人核部队的任何相当巨大的部分仍继续存在，那是有极大危险的。从最低限度说，把敌方兵力中较易被毁的部分加以毁灭那总是可能的，例如逐渐过时的飞机和雷达网；事实上，这些东西仍占其资源的相当大部分。今天人们普遍承认，“打击军事力量”战术只可能有一部分效力；但仍然是必要的，结果促使我们继续设法增加我们的投射工具。另一方面，有一大批目标都在卫星国内，在那些地区，必须竭尽一切努力，使毁灭只限于军事设施，所以在“歼灭战术”中，高度的精确性是必要的，而太大威力的武器则不能使用。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计划太庞大，耗资太多。
所以这个演进阶段以真正预防性行动这一观念的复活而告终；一般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更好，这不仅因为我们将不会遭致敌方第一次打击造成的后果，而且因为敌方可能没有戒备或没有疏散，以致他遭受到更惨重的损失。为了使此种预防性行动多多少少令人信服地同互不侵犯的政治观点相调和，“预防性行动”便改称为“先发制人”。其着重点在于：只有在已经获得完全可靠的情报，确实知道敌人即将发动攻击时，我们才可以主动发动攻击。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对敌人的核资源实施预防性的摧毁能否使我方得到完全的防御似乎大有疑问 ＇ 作者注：这种结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原子潜艇已经出现之后更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曾使美国人最近的理论发生动摇。他们还是公开宣称，宁可采用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而不采用打击城市的战术。我们在讨论威慑问题时还要提到这一点。 ＇ 。一旦战争爆发，这种政策虽然可能会付诸实施，但充其量只能达到预期的部分效果。因此，其他的防护方法还是必要的。
（2）不久人们看清楚了，拦截飞行中的核武器，很可能成为新战略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我们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拦截系统，则预防性行动（那是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和实质性防护也就都没有必要了；敌方的报复威胁也将丧失其效力。
这是一个理想的答案，不过从技术的观点看，这极难实现，而且极难维持适当的效率水平。在拦截和突防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技术竞赛。拦截能力每前进一步，突防能力也会以新的进步作回答。于是，一种新的战略形式在平时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使用的“军备竞赛”这个词组已经远不能反映这种新战略的含义了。
在这种战略中并没有战斗，双方都只尝试改进其装备的性能，使之超过对方。它被称为“后勤的战略”。其战术手段是工业的、技术的和财政的。这个战略采取间接消耗敌人的形式，而不直接毁灭敌人的资源，其目的是使敌人的装备迅速过时，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举例来说，在不列颠之战中，雷达曾经造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空中防御的胜利。接下去就是超高空飞行的飞机，使当时所有的雷达和高射炮迅速过时。然后出现了地对地导弹，它是不可拦截的，使所有的飞机都很快成为落后的东西，因为飞机是被束缚在固定的从而易毁的基地上的；与此同时，地对空导弹的出现，使高空飞机有被拦截击落的可能。接着又研制出空对地导弹，使飞机能在敌方地对空导弹射程之外攻击目标；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拦截地对地导弹的可能性。如此等等。
一个宁静的、看起来是和平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之中，而这个战争本身很可能就具有决定性。这种竞赛决不会结束；尽管拦截能力在此消彼长中不断发展，但要实现完全有效的拦截却还是有疑问的。
（3）于是，再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实质性的防护，使核攻击的效力减低到相当的程度。在热核武器尚未出现之前，似乎已有一些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地下防护，疏散，机动和混凝土工事防护等等。虽然这些办法中没有哪一个是能够提供绝对的防护的，但它们却带来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核攻击效力的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几乎降低25％）。但是自从有了热核武器，虽然防护仍然具有同样的相对价值，可是由于攻击的威力已经大大增加，要想再希望获得有效的实质性防护，似乎很难。而且，耗资之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许多人认为应尽一切的努力来发展进攻武器及其突防能力。
（4）事实是，所有防御方法的效率都是可变的、不确定的，因此唯一真正的防护存在于报复的威胁之中。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打击力量”（称为“进攻力量”或者更好些），其威力的强大足够威慑敌人，使之不敢使用自己的打击力量。这就是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威慑战略，其目的是对敌人的意志力发挥直接的效力，但不必为此动起手来。这就是根据现在正在发展中的战略提出的一般概念，这种战略已经越来越复杂和越微妙了。
第三节 威慑战略
核威慑
威慑的基础是一种物质因素：必须有巨大的毁灭能力，高度的精确性和适当的突防能力。在分析拦截式防护时，我们已经看出，在这种持久的斗争中，保持适当的突防能力是多么重要。但因为战争实际并未进行，所以拦截和突防能力的精确的相对水平不过是一种猜想，就象敌人毁灭能力实际上也是猜想一样。这就说明U2飞机的飞行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估计敌人的拦截能力；这也说明为什么苏联在弄清了对方正在进行的试验时提出那样强烈的抗议。
所以围绕着这个物质因素，早已有足够的不确定性，但是两个对手究竟谁先开火，当考虑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假定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当飞机飞行速度还是相当低时，这个因素并无太大的重要性，因为有足够的警报时间使攻击和报复性攻击的兵力在空中交错。但是现在，由于有了导弹，敌方先动手打击的毁灭能力非常大，以致我方作出反应的能力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这样，威慑的效果等于零了。所以威慑的效果不由打击兵力原有的能力决定，而由它遭受了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剩余的能力决定，换句话说，由其求生能力决定。这就导致了求生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运用起来耗资巨大而且非常复杂。目的是：第一，把警报所需的时间实际上缩短到零（使用大功率雷达、人造卫星、自动通信、电子计算机等）；第二，确保在敌方打击到来之前，飞机已在空中，导弹已发射（飞机经常作升空的戒备，在15分钟内即可起飞，以及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等）；第三，保护发射平台的安全，办法是加强机动性（用原子潜艇），疏散配置或以混凝土加固，以迫使敌人对每一个目标都必须消耗大量的武器。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与我方的报复的结果究竟是哪一方占优势，这决定于双方的求生战术的相对效率，决定于被估计的拦截战术，还决定于对打击精度的预测。所以最后的结果越来越成为一种猜测。
但是比起重要得多、也不可捉摸得多的心理因素来，上述的一切变得象几何定理一样简单。目的就是要对敌人的思想产生一种效果，足以阻止他使用其打击兵力。所以，第一点，我们必须具有适当的毁灭能力，足以使敌人感到害怕；第二点，必须使敌人相信无论在何种特定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发动一次报复性的攻击，或者是对敌方的攻击作出反应，或者是我方进行第一次打击。
从心理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叫“适当”的毁灭能力，看法颇有分歧。根据广岛和长崎的先例，有些人相信，只要能毁灭少量几个大城市，就足以使任何现代国家投降。另一些人认为必须先计算，敌人的经济潜力要毁灭掉多大部分才能对他造成严重的损害，然后予以打击，使他的能力丧失到一蹶不振、难以忍受的地步。美国某些理论家则坚信只有毁灭敌人的核武器才是有效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所以毁灭必须大到足以使非常高度发展的反炮兵活动能够开始，活动的效果将随着敌人用以攻击我方发射点的武器储备的消耗而增强。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归纳成为两种互相冲突的战术原则，即所谓“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和“打击城市”的战术。要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答作出选择是件难事。我们早已知道，倘若能保证其目标几乎百分之一百地达到，那么“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应该是高度有效的。但是，除去不可避免地耗资极其巨大这一事实以外，由于求生战术的进步，其结果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计算了。这就驱使某些人宁愿选择“打击城市”的战术。它比较容易执行，而且耗资较少，被称为“最低威慑的战略”。不过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曾攻击、因此也不曾摧毁掉敌方的主要打击力量，我们就只得听任敌人对我们所作的每一个毁灭性打击进行可怕的报复。在这种交替打击之下，我们就越来越接近总体性的互相毁灭状态，其结果甚至于会对我们更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动过程都是愚蠢的。我们显然是在威慑自己，其效果至少跟敌人的威慑一样。再说，威慑的效力显然不是绝对平衡的。譬如说，主要城市的毁灭对于美国的影响将远比对于苏联的更为严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赞成“打击军事力量”战术而苏联人赞成“打击城市”战术 ＇ 作者注：据估计，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相当少，这也许可以说明他们宁愿选择“打击城市”战术，或者说明他们遇到了某些困难以致不能实现“打击军事力量”计划。后者是苏联公开坚持的理论。1962年在古巴的尝试，其目的之一也许就是要提早获得“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 ＇ 。对这两种战术形式的选择显示的损害与其可能获得的任何利益将不成比例。这就是较大国家的威慑在逻辑上的正当性。很明显，这是十分危险的一张牌，打这张牌必须以对威慑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为前提。如果能够使敌人相信我们已经下决心，在一定环境下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使用我们的威慑兵力，则敌人就更可能相信这些兵力形成的威胁。应当注意的是这张牌双方都可以打，所以两个具有同等可信性的威慑，用到一个对双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利害关系上，它们就有互相抵销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增强压力的新因素出现了，那就是非理性行动。如果你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你一定不要一直把他逼到墙角里去。杜勒斯的僵硬死板，赫鲁晓夫的勃然大怒和用他的鞋子敲打桌子，戴高乐的目中无人，都是这种心理角逐中的伎俩，那也许要比以物质考虑为基础的一切合理计算更为重要。在这里真正决定的因素就是那种一定要使灾难烟消云散的意志。比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是，应使别人相信你具有这种意志。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恫吓人，但就看效果如何了。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辩证法的一个非常微妙的运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估计敌方的可能反应，这种估计不仅应以我方就敌方资源及其运用资源的意志所作的评价为基础，而且应以我方就敌方对我方资源和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评价为基础；甚至还要考虑到敌方就我方对其资源及其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估计。估计必然是猜想的，假定和评价也都必然是以直觉、而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的。这样层层堆积上去形成的唯一的一个确定因素就是“不确定性”。分析到最后，威慑的本质因素就是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成了一种特殊战术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或至少能维持不确定性。我们在地面上的部署必须可以展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个事实必须让敌人也知道。必须对任何能帮助敌人估计我方真正意图的东西广布疑阵。很明显，一切言行都不应帮助敌人排除可能使他感到畏惧的假定。例如，主张废除战术核武器的理论就完全违反了威慑战略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对“导弹差距”及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同样违反了这些原则。
第四节 威慑的补充形成
现在已有的资源，加上不确定因素，就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威慑作用。不过今天双方都已有了核武器，所以核威慑不再绝对有效了。这就等于说，某一领域中，威慑是不生效的，换句话说，从小型的冒险行动起，经过外围行动到以有限战争告终，在整个行动范围内双方都仍保持有一定的自由；在每一情况下的守则是，其所争的利益必须小到不值得以核报复相威胁。这些行动就象别的许多事情一样，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的，但这一切的结果是在威慑战略内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其目的是使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核威慑的效力；或者说，其目的是减少并在可能时消灭敌人的行动自由。
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这种威慑效力。第一种是具体的方法。那就是以综合的军事力量面向敌人，以击败敌人在行动自由的领域内所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这种行动自由是敌人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这是“盾牌”部队 ＇ 作者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一种“盾牌”战略方针：假如苏联对其成员国发动攻击，则应在初期竭力迟滞苏军前进，然后予以反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部队称“盾牌”部队。 ＇ （即防御易受破坏地区的战术性陆空或海空部队）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保留机动预备队以便能调动到受威胁地区的理由。这些兵力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摆脱著名的“全有或全无”的两难困境，即不必再在以下二者之间作选择：要么发动一场相互大屠杀，要么甘愿接受既成事实。第二种方法是心理性的。那就是当局部突冲发生时创造和维持一种报复的威胁。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意味着某种利害之争的重要性被蒙上了不确定的因素，尽管最初看来，这种不确定性似乎是很小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战术原子武器的存在，以及使用这种武器所意味着逐步升级的全部风险，在威慑战略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是一种危险。如果威慑没有效果，那的确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威慑战略的一部分，逐步升级的威胁倒是一个额外的安全因素。事情的这一面我们不应忘记。
战略的这个领域对核威慑战略起着补充作用，当主要的核威慑互相抵销时，其重要性就更增大。核报复的“可信性”正日益减低，逐步升级的威胁也是一样。威慑战略由于耗资巨大看来正走向死胡同。事实上，我们正被诱惑向非核战略转变，这种战略可能意味着当我们在核领域所作耗资过大的努力已经到顶时，必须在常规装备领域作相应的努力，就好象不曾存在过核武器一样。打击兵力现在已有、或者不久就会有相当的求生能力，这是当前的必然趋势。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再回到原有的起点上，或者说回到核武器出现以前的局面。核武器仍然存在的事实，足以表示危险也仍然存在，危险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两个因素，我们在前面都已讨论过。只要这两个因素仍然能产生某种影响，就不可想象还能发生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常规大战，因为谁也不敢担保在那种情况下不会逐步升级。正由于这个原因，常规兵力即使数量很小，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威慑作用。一方要动用一定数量的兵力，另一方要为击败这些兵力而冒险，这就可能产生非常严峻的形势，以致很难有希望去避免逐步升级。所以，现在似乎有了几乎很完整的威慑体系：打击的兵力互相平衡，对全面核战争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