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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人的因素和基本力量，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关于国民党和三民
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原则下，可允许存在。16日，日本五相会议
对汪精卫提出的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做出决定：（一）中央政府的
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决定； （二）国旗如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
在旗帜上的下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等字样；（三）
关于废除临时和维新两政府，须理解只取消其名称。对两政府与日本签订的
协定及其他决定，中央政府必须继承； （四）建立中央政府要特别考虑具有
人的要素和基础实力； （五）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
央政府应按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宣布予以废除和修改。
在东京期间，汪精卫还分别与日本首相平沼、陆相板垣、和外相有田等
举行了会谈，汪精卫在取得日本五相的“信赖”和支持以后，于1938年 6
月18日，离日回国，开始他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1939年8月18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出席会议的有各地代表共240余人。汪精卫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周佛海为大
会主席团主席，褚民谊、梅思平、丁默屯、陶希圣、高宗武、陈璧君等为副
主席，梅思平为秘书长，罗君强、陈春圃为副秘书长。
会议通过了（一）“党务整理案”，规定：自1939年1月1日以后，重
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决议、命令全部无效；改组中央及地方机关；修
正国民党总章，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选举中央委员会，推汪精卫为中
央委员会主席。 （二）修改国民党政纲、废除一党专政，授权汪精卫与党外
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 （三）以反共为基本国策。（四）
根本调整中日关系，迅速恢复国交。 （五）迅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
提案。会议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
9月5日，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成立了伪中央党部，
以汪精卫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屯、
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顾忠
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
副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为副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
部长，林柏生、朱朴为副部长；丁默屯为社会部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
部长；周佛海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屯、李士
群为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特务委员会设特工总指挥部和肃清委员会。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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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屯为特工部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肃清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主任，
丁默屯、李士君兼副主任。
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是汪精卫筹组伪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后，
汪精卫便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了一系列组建伪中央政
府的活动。
11月1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在华特务组织“梅机关”在上海举行秘密
会谈，12月30日，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出卖国家的领
土主权为代价、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而日本的兴亚
院和内阁会议，在《要纲》密约签订一周后即予批准，并表示将全力支持汪
精卫中央政府的成立。
在“梅机关”的一手操办下，1940年1月，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等
在青岛几次举行了合流的分脏会谈，经过讨价还价，通过了中央政府大纲、
政纲、政府名称、国旗、首都和成立的日期等案。3月20日至22日，伪中
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完成了伪政权成立的全部准备工作。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
下，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及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
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还都宣言》。
声称：本政府为全国“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为
国民政府所执行之最大方针”；对于日本，要“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
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于重庆方面，
“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国缔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对于现在重庆及各
地服役中之公务人员，“务须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凡属一般将士，“务
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期待命”。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
党政府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之下设五院，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
院院长，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
院院长王揖唐（未到任），副院长代理院长江亢虎。其中行政院又设内政、
外交、财政、军政、海军等14个部。其地方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
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3个特
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22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
淮海省。
此外，汪伪政权还设有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它的最高军事指挥
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汪精卫充任，下设办公厅、参谋本部、军事参
议院和军事训练部等。其先后成立的地方军事机构有：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
司令部，总司令任援道，参谋长黄其兴；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公署主任叶蓬，
参谋长萧其昌；开封绥靖主任公署，公署主任刘郁芬，参谋长刘希文；苏豫
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毓坤，副总司令张岚峰，参谋长潘伯豪；华
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司令黄大伟。
另外，还设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办事处，以李讴一为主任。当然，这
些军事机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变化和战争形势的需要，曾经几
次变动，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为加紧推
行“以华治华”的策略，加强伪“中央机关之统率力，其统帅之纯一化，以
适应战争勃发的需要”，对汪伪政权的军事机构进行较重大的调整。
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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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
随着投降风潮日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也日益嚣张。他们制造事端，
制造摩擦，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造成极大的困难。那些投敌的伪军
并不与蒋军为敌，却处处配合日军和蒋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协助国民党军队掀起了反共高潮。汪伪政权出台不久，1941年1月，发生了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8000余人伤亡被俘，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部队抗击着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还要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
处境变得十分险恶。
汪伪政权，为了效忠其主子，对我广大沦陷区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统
治和经济掠夺，并且协助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政权，特别是签订秘密条约，
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犯下了滔天罪行。
汪伪政权成立之前，为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它的支持，就以国家主权为
代价，对日本侵略者作了许多秘密“承诺”，其中主要的是 1938年 11
月 20日签订的“上海密约”和第二年12月3O日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
调整要纲》。《要纲》的主要内容是：东北割让给日本，把蒙疆、华北、长
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本长期占领；伪政权
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本
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交通
等，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汪伪政权成立后，按照日方旨意，于11月30日，由汪精卫、阿部信行，
在南京签署了 《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这个条约，完全是以日本近卫首相提
出的“三大原则”为基础，以《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为标准、而签
订的公开卖国条约。比如：条约在“两国共同防共”的口号下，把日本侵略
军对我华北和内蒙地区的侵占永久化；条约在“为确保两国共同利益”的口
号下，又规定日本“在所要期间内”“得驻留其舰船部队于长江沿岸特定地
点并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及其关联地点”，而且“日本国船舰得自由出入并碇
泊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港湾水域”。另外，条约还允许日本任意开发“华北
及蒙疆之特定资源，尤其国防上必要之埋藏资源”。并且在这些资源的利用
上，应“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充分之便利”。可见，所谓《中日基本关
系条约》，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关系条约。
汪伪政权在帮助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在
沦陷区又进行所谓“清乡运动”，企图借以肃清敌伪占领区的抗战势力，巩
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日本侵略军的“清乡”计划，早在194O年冬就提出来了，并得到汪伪政
权的积极响应和配合。1941年3月24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通过了 《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特派汪精
卫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士群
兼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曼云任副秘书长，陈群等14人为清乡委员会委员。
具体指挥机构是“驻苏州办事处”。
根据日汪“分期分批进行清乡”的计划，从1941年7月，苏州地区就开
始了“清乡”；1942年8月，清乡地区又扩大到太湖东南地区和上海市郊区；
1943年，清乡地区又扩展到江苏的镇江地区、浙江的杭州地区和苏北地区；
1944年，安徽的芜湖地区，湖北和广东的个别县也进行过“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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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区，多为我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军用物资，
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对这些地区的清乡运动与对华北地区的残酷扫荡，
在作法上并不完全相同，不是采用残酷的摧毁政策，而是采用所谓军事清乡、
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特务清乡、文化清乡以及心理与精神清乡等，使沦陷
区人民遭受日伪各种各样的摧残与折磨，妄图通过镇压与欺骗的清乡运动，
动摇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以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汪伪政权还通过发行伪币和统制物资手段，大量搜刮民财和粮食、棉布
等“战时物资”。
1941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正式成立，由伪行政院副
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任总裁。这是汪伪政权以金融为工具，残酷掠夺沦陷
区人民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储备银行成立时，发行的中储券与国民党的法
币等价使用，但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了使
中储券成为敌占区的“唯一法定通货”，破坏中国抗战经济，乃决定对法币
采取打击政策，限期贬值兑换直到停止使用。仅此一项就给沦陷区人民带来
了无穷的灾难，汪伪政权的大小汉奸们，利用不等价的掠夺，从人民手中攫
取了大量财富。
汪伪政权还加强对敌占区物资的统制，以种种借口，罚款、没收甚至公
开抢劫人民手中的物资，稍有违抗，即惨遭毒打。汪伪政权还以“参战”动
员为借口，开展为日本“献金购机”和搜集废旧金属运动，限额勒索民间的
财物，奉送日军购买飞机之用。
此外，汪伪政权依靠以李士群为头子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武装进行法西斯
特务统治。李士群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直接配合日军对沦陷区进
行“清乡运动”，同时加强对敌占区的恐怖统治，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抗日
活动。
1944年，随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
发动的侵略战争败局已定，它的傀儡汪伪政权日子也不长了。11月10日，
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内。1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推选
陈公博为行政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他看到大势已去的危局，对心腹说：
“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
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陈公博、周佛海等一群汉奸，忧心忡忡，为即将履灭的汪伪政权赶办后
事。一方面，他们积极协助并希望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成功，使两个“国民
政府”“合并”起来；另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加强南京、上海、杭州一
带的军事守备力量，反对和防止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和收复这些地区，以便
向蒋介石报功，减轻他们的罪行。
蒋介石对汪伪政权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方面谴责汪精卫卖国求
荣，一方面对投敌官员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与汪伪政权藕断丝连，拉拉扯
扯；蒋介石还把投敌叛国叫做“曲线救国”，为大小汉奸留下了一条活路。
汪精卫虽然有过革命的历史，却终究当了汉奸，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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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谈 判
八年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虽然受到过挫折和干扰，但
是终究是合作到底了，两党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然而蒋介石却想消灭
抗战有功的人民军队。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发展到 120多万。还有民兵260
多万，控制着从东北到华南的很多土地。它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树立了崇
高的形象，它的力量远不是八年前几万人所能比的，已经成为中国一支不容
忽视的政治力量。要想消灭这样强大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摆在蒋介石面前唯一正确的办法是：继续和共产党合作，结束独裁统治，
成立联合政府，共同建设中国。然而，他不愿意也不甘心看到共产党如此强
大，还在作当年“围剿”红军的梦。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使善于保存实力的蒋介石一下子陷入了尴
尬处境：长期与日寇对峙并包围着敌军据点和交通要道的八路军、新四军和
国民党杂牌部队在受降中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而退缩在中国西南部和缅甸
丛林中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除非从抗日部队头上爬过去摘取抗战胜利果实，
否则，东部广大富庶地区势必落入共产党军队的手中。蒋介石气急败坏。于
8月10日晚间发出训令，命令日军不许就近向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部队投降，
原地维持秩序，等待“中央军”前往受降。11日，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
道命令给嫡系部队，要其“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道命令给伪军，要其
“维持治安，乘机赎罪”；一道命令给八路军，要其“就地驻防待命，不得
擅自行动”。
8月15日，重庆政府宣称：任何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的抗日部队，将被
认为“人民公敌”，并应以军事纪律处分。
这些事实表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将会有一场大的斗争，中国的
前途如何，是摆在全国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面前的最大问题。
蒋介石的决心是要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可如果立即发动内战，就会处在
不利的地位，国际国内各界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反对中国内战，中国共产党
坚决反对内战、独裁政策；同时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发动全面内战尚需
时间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