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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固醇激素被生命体使用了很长时间，也许比植物、动物和真菌的分道扬镳还要早。促使昆虫蜕皮的激素就是一种类固醇。在人类医学里那个被人们称为维生素D的谜一般的物质也是类固醇。有些人工合成的（或说是合成代谢）类固醇可以骗身体去抑制炎症，另外一些则可以用来强化运动员的肌肉。但是还有一些类固醇，虽然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却与人类的激素足够相似，可以用做口服避孕药。还有另外一些是化学公司的产品，也许它们要为被污染的水流中雄鱼雌化以及现代男人精子数目的减少负责。
在第十号染色体上有一个基因名叫CYP17。它制造一种酶，使得身体能够把胆固醇转化成皮质醇、睾酮和雌二酮。如果没有这个酶，这个转化途径就被堵上了，那个时候，从胆固醇就只能造出孕酮和皮质酮。没有这个基因的正常形式的人无法制造出其他的性激素，所以他们就无法进入青春期之后的阶段。如果他在基因上是男性，他也会长得像个少女。
但是先把性激素往旁边放一放，来考虑一下用CYP17造出的另一种激素：皮质醇。人体内的几乎每一个系统都用得上皮质醇，它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把身体和精神结合起来的激素，因为它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皮质醇干预免疫系统，改变耳朵、鼻子和眼睛的灵敏度，改变各种身体机能。当你的血管里流动着很多皮质醇的时候，你就处于压力之下，这是压力的定义。皮质醇与压力几乎就是同义词。
压力是由外部世界造成的，一个将要来临的考试、最近一个亲人的死亡、报纸上的什么吓人的消息或者因为照顾一个早老性痴呆症病人而感觉到的无休止的劳累。造成短暂压力的因素会导致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的迅速上升，这两种激素使心跳加快，双脚冰凉。这两种激素在紧急情况下让身体做好“打还是跑”的准备。造成长期压力的因素激活一条不同的路径，结果是皮质醇缓慢而持续地增加。皮质醇最惊人的效应之一是它能够抑制免疫系统的工作。那些准备一个重要考试并出现了受到心理压力之后特有的生理特点的人更容易得感冒或受到其他感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因为皮质醇的效应之一就是减少淋巴细胞—白细胞的活性、数量和寿命。
皮质醇靠激活基因来做到这一点。它只激活内含皮质醇受体的细胞里的基因，皮质醇受体则是由其他某些开关来控制的。它激活的那些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激活其他一些基因，有些时候，再激活的基因又去激活其他的基因，如此下去。皮质醇的间接影响可以多至几十甚至几百个基因。但是这个过程的开端——皮质醇的产生则是因为肾上腺皮质里有一系列的基因被激活了，它们制造出了生产皮质醇所需的酶，CYP17蛋白质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让人头昏眼花的复杂系统：如果我只是试着列出最基本的化学反应链，就能让你闷得要哭。所以，也许这样说就足够了：你需要几百个基因来生产和调节皮质醇并对皮质醇做出适当反应，而几乎所有这些基因的作用都是把其他基因激活或关上。这是很适时的一课，因为人类基因组里大部分基因的功能就是调节其他基因的表达。
我说过我不会让你觉得闷，但还是让我们瞟一眼皮质醇的一个效应吧。在白细胞里，皮质醇几乎肯定参与了激活一个名叫TCF的基因，也在十号染色体上，这样，TCF就可以制造自己的蛋白质，然后用它去抑制一个名叫白介素二号的蛋白质的表达。白介素二号是一种使白细胞高度警惕、提防微生物的袭击的化学物质。所以，皮质醇会抑制你的免疫白细胞的警惕性，从而使你更容易得病。
我想放在你面前的问题是：到底谁是管事儿的呢？是谁在一开始就把这些开关都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又是谁决定什么时候把皮质醇释放出来？你可以说基因是管事儿的，因为身体的分化——身体内形成不同的细胞类型，在每一类型内活跃着的基因都不同——归根结底是个遗传的过程。但是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基因并不会引起生理和心理压力。一个所爱的人的死亡或是一个即将来临的考试并不与基因直接对话。它们只是经过大脑处理的信息。
那么，大脑是管事儿的了？脑子里的下丘脑会发出一个信号，让脑垂体释放一种激素，它会告诉肾上腺皮质去制造和分泌皮质醇。下丘脑则是从大脑里有意识的那些区域接受指令，而这些区域又是从外部世界中得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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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号染色体压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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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也不能算是个答案，因为大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下丘脑之所以刺激脑垂体，脑垂体之所以刺激肾上腺皮质，并不是因为大脑认识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大脑并没有设立这样一套系统，让你在要考试的时候就容易得感冒。是自然选择设立的这样一个系统（原因我稍后会解释）。而且，无论如何，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自主、无意识的举动，也就是说，是考试，而不是大脑，在主导这一切事件。如果考试才是罪魁祸首，那么我们就应该怪社会了，但是社会又是什么？也不过是很多个体的集合，于是我们就又回到身体上来了。另外，对抗压力的能力也因人而异。有些人觉得即将来临的考试非常恐怖，其他人却一路顺利。区别在什么地方？在制造、控制皮质醇与对皮质醇做出反应这一系列事件的链条上，易受压力的人与那些对压力没有什么反应的人相比，肯定有一个地方在基因上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又是谁、是什么控制着这个基因上的差别呢？
真正的情形是，谁也不是管事儿的。让人们习惯于这样一个事实是太难了，但是，世界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系统，它们设计巧妙，部件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着，但是却没有一个控制中心。经济就是这样一个系统。有一个幻觉是如果有人去控制经济——决定什么产品应该由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生产——它就会运转得更好。这个想法给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富裕都带来了巨大灾难，不仅是前苏联，在西方世界也是如此。从罗马帝国到欧洲国家联盟的高清晰度电视计划，由一个中心做出的应该在哪个方面投资的决定比无中心的市场调节而成的“混乱”差远了。所以，经济系统不应有控制中心，它们是由分散的因素来控制的市场。
人体也是这样。你不是一个通过释放激素来控制身体的大脑，你也不是一个通过激活激素受体来控制基因组的身体，你也不是一个通过激活基因来激活激素来控制大脑的基因组。你同时又是以上所有这些。
心理学里很多最古老的说法可以概括成此类错误概念。支持与反对“遗传决定论”的理论都事先假设基因组的位置是在身体之上的。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身体在需要基因的时候把它们激活，身体之所以这样做，常常是因为它是在对大脑（有时还是有意识的）对外部事件的反应做出回应。你可以只靠想象那些给人压力的场景——甚至是虚构的——就可以提高你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与此相似，争论一个人所受到的某种痛苦纯粹是精神上的原因还是也有部分是生理上的原因——例如ME，或叫慢性疲劳综合症，是完全不对的事情。大脑与身体是同一个系统的两个部分。如果大脑在回应心理上的压力时刺激了皮质醇的释放，而皮质醇抑制了免疫系统的活性，从而一个潜伏在体内的病毒感染得以发作起来，或是一个新的病毒得以进入身体，那么症状虽然是生理上的，原因却是心理上的。如果一种疾病影响到大脑，从而改变人的心情，那么原因虽是生理上的，症状却是心理上的。
这个题目被称做心理神经免疫学，它正在慢慢地成为时尚。抵制它的多是医生，而把它吹得很神的是各种给人实施信心疗法的人。但是，证据却是足够真实的。长期心情不好的护士更容易得冻疮，虽然其他护士可能也带有同样的病毒。焦虑的人比起心情好的乐天派，更容易得阵发性的生殖系统疱疹。在西点军校，最容易得单核细胞增多症和得了这种病之后最容易出现严重症状的，是那些被功课压力搞得焦虑不安的学生。那些照顾早老性痴呆症患者的人（这是个压力很大的工作）的抗病T淋巴细胞要比估计的少。在三厘岛（ThreeMileIsland）核设施事故＇1979年在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附近三厘岛核电站发生的核泄漏事故，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人们一度怀疑放射性会结周围居民的健康造成很大损害。——译者注＇发生时居住在那附近的人，事故发生三年之后得癌症的比估计的多，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放射线的伤害（他们并没有），而是因为他们的皮质醇大量增加，降低了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反应。那些受到配偶死亡之痛的人，之后几个星期之内免疫力都比较低。父母如果在前一个星期里吵过架，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更容易得病毒感染。在过去的生活中有过心理压力的人，比起那些一直生活愉快的人来更容易患感冒。如果你发现这些研究有点让人难以置信，那么我告诉你，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在老鼠身上也能够得到相似结果。
可怜的老勒内·笛卡儿（RenéDescartes）＇17世纪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译者注＇，人们通常说是他发明了主宰了西方世界的身心二元论，使得我们拒绝接受精神可以影响肉体、肉体也可以影响精神这样一个观点。把这个归罪于他可不公平，这是我们大家都犯的错误。而且，不管怎样，并不都是二元论的错——这个理论本来是说有一个存在于组成大脑的物质之外的精神。我们都犯过一个比这更大的错误，犯这个错误如此容易，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们直觉地假设身体里的生物化学反应是因，行为是果，我们还在思考基因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的时候把这个假设推到可笑的极致。如果基因对行为有影响，那么基因就是因，就是不可变的。这个错误不仅遗传决定论者会犯，他们那些吵闹的反对者也犯，这些反对者认为行为“不是在基因里”，他们说行为遗传学所暗示的宿命论和先决论让人反感。他们给了遗传决定论者太多余地，没有对“基因是因”这个假设提出疑问，因为他们自己也做了同样的假设：如果基因是与行为有关的，那么基因肯定是在金字塔的顶端。他们忘记了，基因是需要被激活的，而外界事件——或者说，由自由意志控制的行为——可以激活基因。我们可远不是缩在我们那无所不能的基因脚下，受它们的恩赐，我们的基因经常是受我们的恩赐。如果你去玩“蹦极”，或者找一份压力很大的工作，或者持续地想象一个可怕的事情，你会提升你体内的皮质醇水平，而皮质醇就会在你的身体内跑来跑去地激活各种基因。（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就是你可以用故意而为的微笑来刺激你大脑里的“高兴中心”，就像你可以用一个愉快的想法来使你微笑一样。微笑真的会让你觉得愉快一些。生理变化可以被行为调动。）
关于行为怎样改变基因表达，有些最好的研究是用猴子做的。很幸运的，对于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来说，自然选择是个俭省得可笑的设计师，她一旦想出了一个基因与激素的系统用来显示和对付身体所受的压力，她就很不情愿修改了。（我们的98％是黑猩猩，94％是狒狒，还记得吧？）所以，在我们体内与在猴子体内，有同样的激素用同样的方法激活同样的基因。在非洲东部有一群狒狒，它们血液中的皮质醇水平被人们仔细地研究过。雄狒狒到了一个特定年龄都惯于加入一个狒狒群。当一只年轻的雄狒狒刚刚加入一个狒狒群的时候，他变得极赋进攻性，因为他要通过打架来建立他在自己选择的这个“集体”里的地位。他的这一行为使得他这位“客人”的血液里的皮质醇浓度大幅上升，他的那些不情愿要他的“主人”们血液皮质醇浓度也上升了。随着他的皮质醇（以及睾丸酮）浓度上升，他的淋巴细胞的数量减少了，他的免疫系统直接受到了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在他的血液里，与高浓度脂蛋白（HDL）结合在一起的胆固醇越来越少。这样的现象是冠状动脉堵塞的一个经典的前兆。这个雄狒狒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改变自己的激素水平，于是也就改变了自己体内的基因表达，这样，他便增加了自己受微生物的感染与得冠状动脉疾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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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号染色体压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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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园里生活的那些得冠状动脉疾病的猴子都是在尊卑顺序里最下层的。它们被那些地位更高的同伴欺负，持续地感受到压力，血液里皮质醇浓度高，大脑里缺乏5…羟色胺，免疫系统永久性地被抑制着，它们的冠状动脉壁上积满了伤疤。到底这是为什么，仍然是一个谜。很多科学家现在相信冠状动脉疾病至少部分是由于微生物感染而引起的，例如一种球状的革兰氏阴性细菌和疱疹病毒。压力带来的是降低免疫系统对这些潜伏的感染的监视，使得它们得以繁荣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在猴子那里心脏病是一种传染病，虽然压力也会有一定作用。
人和猴子很像。在尊卑次序里靠底层的猴子容易得心脏病这一发现，是紧跟着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发现之后做出的。另外一个发现是：英国的公务员得心脏病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在这个官僚机构里的地位有多低成正比的。一个大型、长期的研究调查了1。7万名在伦敦警察局工作的公务员，一个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结果出现了：一个人在工作中的地位比他是否肥胖、是否吸烟和是否血压高更能准确地预示这个人是否有心脏病。一个做低级工作的人，比如清洁工，比起一个在人堆儿上面地位稳固的秘书，得心脏病的可能高几乎三倍。实际上，即使这个秘书很胖、有高血压，或者吸烟，在每一年龄段他得心脏病的可能性仍然小于一个很瘦、血压正常且不吸烟的清洁工。在60年代对100万名贝尔电话公司雇员的一个类似调查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把这个结论考虑一分钟。它把别人告诉过你的所有关于心脏病的知识都给削弱了，它把胆固醇推到了故事的角落（胆固醇高是一个危险因素，但是只在那些因为遗传原因而容易高胆固醇的人那里才是如此，而且即使对于这些人，少吃含脂肪食物的收益也很小）。它把饮食习惯、吸烟和血压——医学界喜欢把这三者说成是心脏病的生理原因——变成了间接的致病因素。它把一个陈旧和已经不太为人所信的说法变成了一个脚注，这个说法认为压力和心脏病来自于繁忙的职务高的工作，来自于喜欢快节奏生活的个性。这个说法有一丝真理在里面，但不多。科学研究把这些因素的作用都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与生理状况无关的纯粹环境的因素：你在工作中的地位。你的心脏是否健康要看你拿的薪水怎么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猴子那里有些线索。它们在尊卑次序里越低，它们就越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公务员也如此。皮质醇浓度的提高不是看你面对的工作数量多还是少，而是看你被多少人呼来喝去。实际上你可以通过实验来演示这个效果：给两组人同样多的工作，但是命令一组人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做这个工作，必须遵守某个事先规定的进度。这一组被外界控制的人比起另外一个组来，体内因压力而释放的激素浓度更高，血压升高，心率加快。
在对伦敦警察局雇员进行的研究开始20年之后，同一项研究在一个已经开始私有化的公众服务部门里被重复了一次。在研究一开始，公务员们都不知道失业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当研究者们为这项研究设计问卷的时候，被调查对象对问卷中的一道题提出了异议，这道题是问他们是否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他们解释说，在公众服务这个行业，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他们最多会被转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到了1995年，他们就清楚地知道失去工作意味着什么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已经尝过失业的滋味了。私有化的结果，是给了每个人这样一种感觉：他们的生活是受外部因素控制的。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地，心理压力增加了，健康情况随之下降了，健康情况恶化的人数之多，无法用饮食、吸烟、喝酒方面习惯的改变来解释。
心脏病是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时出现的症状，这样一个事实解释了它的出现为什么是分散的。它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有高级职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