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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宪法的必要性在于任何政府都需要某种合法性。在宪政之下，宪法规定政府的使命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同时对政府的权力加以有效的限制，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自愿同意的选举赋予政府以合法性。现代自由政体建立在公民通过选举表达的自愿同意的基础之上。宪法是用制度连结起来的，而且形成一个结构。宪法是一组规则的集合，并置每一个个人和团体，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国王，于宪法的约束之下。建立和保存这样的制度需要共识。对根本制度的共识就是宪法。制度提供的是一个架构，在这样的架构中，个人享有规则之下的自由。
与暴力革命相比，通过立宪建立宪政，是一种以下层为依托的上层自我的和平变革。其好处是能够有效地避免社会动荡。历史上，在欧洲，常常有诉诸暴力来统一欧洲的尝试，但不论是古罗马的皇帝，还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征服者力求通过武力征服来独占权力，拒绝与他人他国分享权力。看似吊诡的是，分享主权反而能够获得权力（to sharesovereignty is to win power）。这是欧洲人不大可能遗忘的经验，也是所有国家都应该记取的教训。不分享权力的宪法，是不能带来宪政、和平与繁荣的宪法。
不同类型政体之间的竞争导致优良政体的存续和不良政体的淘汰，如自由民主政体与皇权专制和极权专制政体之间的竞争；相同类型政体之间的竞争使得各自在演进与试错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改进，如议会制民主政体与总统制民主政体之间的竞争。今天世界上的政体竞争无外乎这两大类型。人类政体演进到今日，几乎任何政体都是通过立宪来确立的。因而观察立宪也是观察政体确立的最好途径。
与西方多种多样、竞相争艳的政体形式相比，数千年以来，中国的政体形式一脉相承，权力集中的大一统是其不变的政体主旋律。这就是君主专制。这种政体在历朝历代之间只有度的变化，没有质的改变。中国的政体演进如此之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数千年的时间内，中国及其周边，没有不同政体的参照物，有的都是专制程度略有不同的君主政体。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实质性制度创新遭到绝对禁止。因而，君主政体与非君主政体之间的竞争无从发生。横向与纵向的君主政体比比皆是，不同版本的君主政体之间的竞争把君主专制推到了极端，使之发展到了极致。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国门打开之后，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居然有不同于君主政体的其他政体类型。随着其他政体参照物的幽灵出现在中国，随着中国人通过书刊、口耳相传和出洋考察，中国人增加了对其他政体的了解。君主专制政体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可见，阻止政体变革的最好办法，是禁锢对于其他政体参照物的了解、禁锢关于制度创新的讨论。同理，推动政体竞争和引入优良政体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对制度创新的研究，充分了解其他的政体参照物。观察研究当下的欧盟立宪，其意义正是端在于此。
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对恶质的制度是恶梦，对优质的制度，是天赐良机。没有对手的挑战，自身的潜能就难以发挥到极致。自由社会的价值，在于不同制度、以及关于制度的不同思想之间的自由竞争。对性质相近的制度而言，竞争会是双方都得到改进。竞争构成了一种制约与平衡。竞争是一个有道德含量的词，它并不仅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狗咬狗”。西方世界的发达和宪政民主的确立，自其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多种多样的政治类型之间彼此竞争与较量，才促进人类政体的演化，避免了王朝循环，使得更为优越、更合乎人性的政体形式能够脱颖而出。
中国目前正处于宪政转型的前夜，也面临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欧盟宪法模式与美国宪法模式的问题。因此，不论中国以后更偏向哪种模式，此时此刻，跟踪与研究欧盟立宪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另一方面，在欧盟模式与美国模式之间，中国的现实情形显然与欧盟宪法更为接近，尤其在宪法的篇幅与风格上。迄今为止，欧洲政治传统对中国的影响远比美国政治传统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是用布鲁塞尔的眼光看待宪法与立宪，还是用费城的眼光看待宪法与立宪，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在布鲁塞尔与费城之间就没有第三条道路了吗？的确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从某种角度看，政治秩序只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单一中心的中央集权，要么是联邦主义的多中心。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不可能既是单一中心的，又是多中心的。除非是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处于内战状态时那样，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外加武装割据的地方力量。
阿奎那说，文明的本质是争论。没有争论，文明就不能发展。当暴力制止了争论的时候，当权力就是一切的时候，文明将蜕化为野蛮。欧洲还有希望，因为欧洲还有争论。人类的物质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就是高高在上的、不负责任的、权力无限的政府。无限的权力和对争论的禁锢，尤其是禁锢关于政体的演化与竞争的争论，也是导致中华文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实现有限政府，启动制度竞争也正是中国宪政变革的目标。
今天，欧盟开始制定宪法，探索超国家的政体行为，再次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政体创新和政治制度演化的活典范，是人类在充分尊重人的自治权利、尊重各国的意愿，也就是尊重各国民众的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寻找适合自己的统治形式的一次最新的尝试。研究欧盟立宪对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极具启示意义。
（《立法的意涵：欧洲宪法研究》，冯兴元等著，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边界刻画与边际互动
■ 任剑涛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的理论难题和政治禁忌，而是如何离析作为思想史问题的自由主义，与作为政治理论问题的自由主义。不将两个问题的区别显示出来，就会将作为政治理论问题的自由主义，淹没在作为政治思想史问题的自由主义之中。
中国政治理论的研究总是包装成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形成这一局面，当然有其复杂原因。试图突破这一妨碍政治理论研究独立发展的格局，要追究的不是导致政治理论研究伪装成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原因，而是要清理包裹在政治思想史中的政治理论问题，将其独立出来，作为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使政治理论研究的问题得以浮现，使政治理论研究的架构得以勾勒。否则，活生生的政治理论研究就会演变为单纯寻找思想关联的、“死气沉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致力于建构现代政治价值的政治理论研究就会演变为沉静的政治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工夫。这两者是有紧密联系的，政治理论研究总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借取思想资源。但是，以政治理论研究为政治筹划、以政治思想史研究为学术活动而言，两者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就是要深探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堂奥而重建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研究逻辑的一个研究课题。从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清理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问题与架构，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清理工夫：一是刻画政治思想史诸流派的思想边界，二是凸显政治思想史诸流派的边际状态。刻画边界，就是要将现代政治思想诸流派的分界显示出来，将现代政治思想诸流派各自关注的思想焦点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从而将现代政治思想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显示给人们。边际互动，就是要将各自显现出不同关注的现代政治思想诸流派思想的交叠处昭示给人们，从而将政治思想诸流派的思想资源边际互借的可能性，作为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两个工夫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要将长期显示为进入了“历史”的政治思想史问题“还魂”为影响“当下”的政治理论问题。
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而言，政治思想诸流派的关注焦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政治从传统到现代转轨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关系是如何的。为了解读这种关系，就得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这就成为促成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研究变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原因。但同样也促使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研究，思考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结构问题。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原因很简单，人们以往对于相类问题的思考，思想资源大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上。使同样作为中国现代政治理论重大问题的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关系的研究缺乏研究资源。因此，将研究资源相对均衡地分配给自由主义与传统这一课题，就不是什么令人惊怪的事情。这样反而有助于致力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并以这样的面目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人们关注到以往的一个巨大研究盲点，并且更有利于人们认识中国传统与现代主流政治思想之间的多重边界。加之处理中国传统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是处理保守传统与接引现代的关系问题，因此现代政治思想的另一主流派别——保守主义，也就登上了政治思想的演武台。于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理论主流体系，诸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边际界限，就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研究“当仁不让”的重大主题。在“中国现代脉络中的自由主义”这一话题里，现代自由主义与中国古典传统的边界、自由主义进人汉语政治理论后出现的儒家自由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的边界、以大同为核心价值的传统政治思想与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政治理论的边界，就是我们不能不认真描摹的现代政治理论的“边界线”。在此，显示为历史的儒家政治思想，与显示为“现代”的主流政治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突破“历史”的、“当下”的政治理论纠结关系。忽视这种纠结并且无视在纠结中复杂的理论边界的勾画，就会使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研究成为“搅糨糊”的事情。这正是我在《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中，尽力处理现代政治理论诸流派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关系的理由。
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边界划分问题上，情形一样的复杂，但问题一样的重要。原生的现代政治思想，流派众多、价值奇异、诉求不同、立论歧出、论证对诘。因此，努力将中国诸现代政治理论体系力图显现的中国“现代”政治蓝图，比较保真地加以重现，就不能不将价值主张、制度安排、生活诉求大不一样的中国诸现代政治理论各自的边界刻画出来。在一个没有强烈的政治判断的前提下，以“左”、“中”、“右”为刻画政治理论边界的光谱，做相互移动的光谱还原，就是值得借重的政治理论研究方法。一方面，尽管中国现代诸政治理论实际表达的政治观念差异性很大，但是，他们都努力地在建构自己的“现代”社会理论，并以这一理论尝试作为支持自己阐释现代政治理论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当保守主义尽力维护摇摇欲坠的中国传统大厦的时候，它的理论创新意图就总是被价值维护意图所影响，于是它处理复杂的现实政治中的问题的能力就有所下降。尤其是中国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保守主义，主要是借助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形式来为自己的价值主张张目的，因此妨碍了他们简洁地申述自己的政治理论主张。于是，再一方面，试图重现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不同主张的边界，就不能不在政治保守主义、左派思想与自由主义之间寻求理论差异。左派政治思维一直主导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研究中具有文化霸权的理论体系。在极端左倾、温和左倾的左派政治思想走向中，中国现代左倾政治思想逐渐显示出从极端向温和的思想运动倾向，左倾政治思想逐渐地放弃了极端的政治思想主张，转而采取了温和的理论形式，从革命话语的表达转进到理论话语的建构。这种转变，除了社会经济形式转变的动力以外，就是人们面对和平的社会政治生活所推动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激进的政治思想彻底转变为渐进的政治思想，而渐进的政治思想就主导了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研究。新左派的政治理论建构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阐释，就显示出即使政治理论研究者都具有认同现代政治社会运动的前提，但政治理论的研究路向还是有巨大差异的。因此，我在写作《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的时候，将相当部分的理论关注，放到了辨析“左派”与“右派”的不同政治理论取向上面。进而在辨析了“右派”内部政治价值偏好的差异性上，对于现代政治理论主流派别内部的价值诉求的微妙区别，保持了浓厚的理论兴致。这是我极其关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差异性的原因所在。
现代政治理论的研究，以刻画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的边界为研究的先导性工作，但是并不意味着现代政治理论的研究仅仅以此为鹄的。各种现代政治理论确实有其明确的理论边界。然而他们对于政治理论问题进行阐释的时候，并不采取完全的对抗姿态。他们在显示自己理论边界的同时，表现出边际间的互动特性。这种互动，既从不同的现代政治理论体系共同分享着某些政治理论主题上表现出，也能从不同的现代政治理论沿循切入实际政治生活的道路，往下坐实自己的理论意图上观察到，更可以从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向上推动“现代”向纵深发展的理论功能上获知。因此，仅仅着眼于指出不同的政治理论流派迥异的理论构成，远远实现不了研究政治理论，并使政治理论脱离政治思想史的庇护，成为具有学科尊严的专门研究的目的。为此，看他们各自如何为人类的现代政治社会提供了什么政治方案，审查这些方案的有效性，就成为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需要仔细分析他们共享的政治基本理念，诸如人民、公民、选民这样的现代政治主体观念，理性、传统这样的现代政治价值理念等等，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安顿的状况。从中勾画出现代政治理论与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相互勾联的状态，寻找推进并改善现代政治发展格局的思想方案。这对于兴起中的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研究既需要走出被政治思想史研究遮盖的命运，又需要告别政治理论研究仅仅是陶冶性情的自娱境地，更需要切人极其需要政治理论指引的中国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实际生活之中，这种客观需要，使我们没有资本去浪费已经显得非常稀缺的政治思想资源和理论储备。为了中国“现代”的健全发展，诸政治理论流派携手致力政治理论研究，并为推进中国的现代社会运动努力，就成为中国政治理论研究不得不直面的头等重要的事宜。这正是我考察中国现代、当代政治理论流派共同阐释某些政治理念的状况的动力。相信在具有不同政治价值偏好的政治理论研究者中，这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任剑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思考政治的反哲学的方式
■ 秋 风
《立宪的技艺》是我的习作的汇编。将它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诚惶诚恐。我知道，自己的功底离严肃地探讨人类最重大的问题——宪政，还差得很远。对于宪政，我只是随着自己的阅读，有一点感想或联想而已。而且，我自己的思考远没有定型。将这些尚未定型的想法公之于众，我不知道是否对读者负责。但是，因为也有若干研究政治哲学、政治学的朋友，在跟他们交流过程中发现，这些想法倒也有一点新意，因而，最终还是将其拿了出来。
在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篇《试论自发地发现法律的程序与两权分立的政体框架》，而它却写作于最后。但回头来看，它却可以构成后面的文章的分析框架。原因很简单：第一篇文章乃是对此前我在阅读过程中零星形成的一些想法的概括。
从哈耶克到霍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