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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让人记住和流传的故事，那就不是好故事了。
范大宇参加《故事会》在浙江桐庐举办的创作班时，带去了一篇将近九千多字的故事。本以为这篇自己花工夫写成的故事，一定会很快地通过。谁知到了那里一看，编辑吴伦将所有参加会议的作者作品都收齐后，就对其作品进行了编号，同时将作者的名字隐去。
范大宇不解，问道：“为什么要这样？”
参加会议的特约编辑吴文昶说：“这要对你们这些作者考察一下，看是不是有两‘刷子’。同时也是体现《故事会》一贯的作风，在稿子面前人人平等。”
范大宇参加过不少刊物的笔会，像《故事会》这样认真地对待作者、对待作品的笔会的确是不多。开始满怀信心，现在不觉心中感到没有底了。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2）
经过编辑和专家们的无记名评选，结果范大宇这篇名叫《眼睛的故事》的作品，被定在了必须修改之列。
吴伦当即找范大宇交换意见，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
范大宇当晚便埋头改稿，一直改到下晚的两点多钟。根据吴伦提出的要通俗化，口语化，易讲易记的原则，终于将稿子改完。
第二天，吴伦看了修改稿后仍不满意，又再次与范大宇商量，并亲自动手修改了这篇稿子，同时将题目改为《失明之后》。
为了把“根”留住，编辑们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作者和每一篇作品。
这篇作品在《故事会》上发表后，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在1991年中国最佳故事的评选中， 这篇故事从参选的一千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当年度的最佳故事奖。
在采访中，范大宇感慨地说：“吴伦对这篇作品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何承伟认为，一本刊物要赢得读者的喜爱，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
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易讲，是《故事会》作品的另一大特点，也是《故事会》的一个鲜明个性。
如果一篇故事写好之后发表了，也就是说将其投放到文化市场，但却无人问津，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么这则故事从发表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它已没有了自己的“生命”。故事必须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寓教于乐、引人入胜才能具有生命力，这也是编辑们在多年的办刊实践中所“悟”出的一个道理。
1984年第十期的《故事会》发表了读者虞大明的一封来信。这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他“开始对《故事会》总瞧不上眼，总觉得它不太适合我这个大学生的需要。”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这本刊物，从此便成了“每期必读的虔诚读者”，接着又“退了许多杂志，但对《故事会》却视之如珍。”
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大学生如此着迷呢？他在来信中写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本刊物“新颖动人，很有趣味”。
《故事会》所要求的故事，大都是趣味高雅，不造作，不俗气，亦谐亦庄，趣味性里蕴藏着很深的思想内容。
山西太原的作者徐洋突然接到编辑部吴伦的一个电话，说他投去的一篇名叫《厕所轶事》的稿子不错，但主编何承伟认为还必须要进行一些修改才能发表，让他去一趟上海。
徐洋顿时有些傻眼了，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小故事，却要专门为此去一趟上海，而且一路来去的吃、住、行费用，都由编辑部承担，这值得吗？
徐洋在犹豫中踏上了去上海的路。
到达编辑部之后，徐洋一下子成了中心人物，从主编到编辑立刻将这位远道而来的作者围在中间，共同探讨对那篇稿子的修改意见。
就这样，为了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稿子，徐洋在上海整整地呆了五天。可是，作品改完后仍然得不到编辑们的满意。
徐洋再次修改，仍然未通过，只好“打道回府”。
几年之后，徐洋打开新到的《故事会》，一看上面竟意外地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公共部位》。他不觉认真地看起来，连他自己都被故事生动活泼的情节吸引了，那风趣幽默的故事，使他看后不觉捧腹大笑。
这篇故事就是在他那篇《厕所轶事》修改稿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加工而成的，作者名字仍然是他自己。
这“坛”经过作者和编辑多年酿造出来的“陈年老酒”，自然是会香飘万里！
可是，在众多的故事类报刊中，又有多少愿意像《故事会》一样，花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反复地修改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小故事呢？
河南有位名叫刘金涛的作者，过去一直是写小说的。见他所在学校的许多学生都喜欢看《故事会》，于是便向这本刊物接连不断地投稿。可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收到编辑部的几封退稿信，这些给他退稿的编辑分别是冯杰、夏一鸣、吴伦、鲍放。虽然是退稿信，但都是手写的，信也写得很长。这些编辑们向他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的所有稿件都很有文学性，但是却都缺乏故事性。作为小说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故事类的刊物，就不太欢迎这样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一旦发表，就会影响刊物的可读性、传播性，建议作者多看一些故事类的刊物，加强对于故事这种文学样式的了解，使其作品真正地达到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能讲的标准。
刘金涛作为一名业余作者，过去在收到一些编辑部的退稿时，大都是一张铅印的纸条，何曾见过如此一针见血说中要害的“手稿”。他在感动之余，便下决心潜心研究故事。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他终于接到了《故事会》的第一张用稿通知单。
理之有趣，情之可喜，貌之悦目，行之逗人，这便是何承伟所提倡的“谐”。
《故事会》对于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情节的一张一弛，乃至于一个细节的设置，一句幽默语言的应用，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同时为了增加故事“谐”的力量，作者还经常会在故事的发展中巧妙地插入一些“噱头”，用以逗人发笑，这些努力的目的，都在于要通过故事去激发起读者的心声，使其在故事的吸引下，以达到雅俗同观，智愚共赏的目的，与故事中的人物一同悲、喜、怒、惊、奇，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让心灵经历种种不同的心理历程，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和感动。
但是，这种“谐”又绝不能太俗气，不能太圆滑，太没有文化品味，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变成了世俗，变成了荒唐。因此，“庄”便成了与“谐”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支撑一则好故事的两根支柱。也就是说，故事的趣味性不应该是孤立的，它必须同故事的思想性相结合，在“谐”的后面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坚持刊物的生动活泼、亦庄亦谐上所下的功夫。
河南郑州有位作者名叫曲范杰，曾写过一篇名叫《新娘教子》的荒诞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村干部有腐败行为，其母亲看在眼里，忧心忡忡。母亲去世之后，灵魂附在本村一个新娘子身上，借新娘子之口，历数儿子的种种不端行为，告诫儿子悔过自新。儿子的“隐私”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之后，只好忍痛退出不义之财。事隔不久，东窗事发，其余村干部因贪污受贿落入法网。这个儿子则因为退赃在前，免受处罚。原来其母生病之时，曾与新娘子同住一间病房，说出对儿子的担忧。那新娘子曾经演过戏，有模仿能力，后来以鬼魂附身为名，模仿其母亲的口气代为教子。
这篇故事的思想内容无疑是健康的，故事的情节也生动有趣。但是，编辑们认为就这样发表出去，“谐”有余而“庄”不足。
一篇短短的故事，总共不过一千多字，怎么办呢？
在这则故事的结尾，作者是这样写的：事后新娘子见到那位村干部，用开玩笑的口气解释，我在昏迷中当了你的娘，想起来真不好意思。村干部红着脸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编辑在修改时，为了使这篇诙谐风趣的故事更加厚重，达到刊物一贯坚持的办刊要求，便将这最后一句改成了：那村干部说：“谁让我重新做人，谁就是我的亲娘！”
就此一句，改得是何等的好啊！
这就是《故事会》的编辑们在故事类报刊群雄凸起，竞争日渐激烈的情况下所持的态度，这就是《故事会》所坚持的办刊方针。
正是由于这样，《故事会》的“根”才会在众多的读者中越扎越深，才能在故事群落中独树一帜，迎风猎猎。
正是由于这样，《故事会》以其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在全国数以千计的期刊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众多的故事类报刊中独领风骚，被中国故事界认为是“新故事中的一派”。
由于《故事会》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自己鲜明的口头性的艺术特色，使这本刊物的可读性大大加强。因为适合于口头流传的作品，一般来说其可读性也必然是很强的。否则，读者在阅读时都感到困难的作品，是绝对不会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的。
《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与她坚持口头性的特点是有着密切相连的关系的。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3）
2．生命诚可贵
“讲了几十年的故事，上了瘾，不讲还真有点不自在。可是近些年来也有点苦恼，能讲可听的故事实在太少。翻开各式各样的故事杂志来找，真正的故事少，冒牌的故事多；有些故事本来是不错的，但经过作者们的妙笔精心打扮以后，很有点不伦不类。这实在令人遗憾！
“《故事会》编辑部大概也轧出了这个苗头，于是设置了‘东方夜谈’这个讲台，要我登台讲一些真正属于故事的好故事，而且让我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和挖掘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奉献给大家。我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有讲故事的传统，也有编故事的能耐，不信找不到大量的故事精品。
“任务是接受下来了，并决心尽力把故事讲好。但我有个要求：你认为不错就拍几下手，给我鼓鼓劲；要是觉得有啥不对劲，也不用客气，给我指点指点，以便改进。更希望大伙支持的是，如你那里有啥好故事，请给我打个招呼，或者用文字记下来寄给我，请放心，我只是拿来讲，绝不‘贪污’你的版权。
“如果得到大伙的支持，这‘东方夜谈’肯定能‘谈’出点名堂来。考虑到我讲的故事，是要让大家在茶余饭后讲的，所以，我打算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让大家选择、鉴定。哪些故事最受欢迎，希望能及时告诉我……”
在1991年第一期的《故事会》上，创办了一个新的栏目，名叫“东方夜谈”，并请全国著名的故事大王吴文昶来主持这个新开设的栏目，上面所引用的一段话，便是吴文昶在主持这个栏目上面的一段“开场白”。
为何此时要开设“东方夜谈”这个栏目？
吴文昶在前面已讲得十分清楚，那就是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翻开各式各样的故事杂志来找，真正的故事少，冒牌的故事多；有些故事本来是不错的，但经过作者们的妙笔精心打扮以后，很有点不伦不类。”“能讲可听的故事实在太少。”开设这个栏目的经过与构想，我在后面还将专门写到。这里我想提到的是，《故事会》在这场切割“蛋糕”的竞争中，早已将刊物的质量提高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
这就是：质量是刊物的生命。
正是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故事会》不但新增了“东方夜谈”这个栏目，仿效《天方夜谭》《十日谈》的形式，由东方人讲古今中外的新奇故事，同时坚持将每期准备发表的故事，由吴文昶等善于讲故事的作者，在群众中先口头讲一遍，在听取了听众的反应之后，再请作者进行修改，然后再到群众中去讲，达到基本满意了才在刊物上正式发表。
这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故事，一篇篇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精品，发表后自然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要将这项工作做好是多么的艰难！
通过到群众中去演讲故事，使编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
有时在书面文字上读来很不错的作品，可是故事演讲者在演讲时却很难记住，表达出来也不生动。而一些在编稿时看似粗糙平淡的语言，在进行口头演讲时，却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往往会引得听众捧腹大笑，更增加了故事本身的感染力。
编辑们大都是“秀才”，可是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有时也会“赤膊上阵”，亲自演讲经过自己修改的故事。在通过稿子时，经常也会出现让责任编辑将所编的作品用讲故事的形式复述一遍的情况。这样，编辑在编时就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像了，就必须得设身处地为演讲者与听众考虑，这样编出来的稿子通过刊物投放到市场，自然是对路的了。
这是《故事会》编辑们所练就的一套“内功”。
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编辑方针，对于那些经常在群众中演讲故事的作者也不例外，就连吴文昶这样著名的“故事大王”的作品，同样也要经过这一道程序的检验。
有一次，吴文昶写了一篇名叫《李二苟做官》的故事，邮到编辑部后，何承伟看了认为故事素材很好，写得也不错，但就是在细节描写上粗了一些，因此让其到上海来改稿子。
吴文昶来了后，编辑部的吴复新、陈中朝、言永祥以及特约编辑吴伦、黄宣林、饶明华六个人与他一同研究修改作品的具体办法，并给他出主意。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天气又冷，研究完后又将吴文昶送到沪西工人影剧院招待所，让他安心在那里改稿。
经过两天的时间，吴文昶将这篇四千多字的稿子修改结束。
按理讲，作为在全国故事演讲知名度极高的吴文昶，在他的作品正式发表之前，完全可以免去在群众中先进行演讲这道程序。可是，这篇故事改完后，吴文昶又在上海的故事沙龙里当众演讲了这篇故事，征求听众的意见，然后才落笔定稿。
紧紧围绕着提高故事质量进行的这种审稿程序，大大地提高了稿子的质量。吴文昶这篇故事经过这么一“折腾”，竟由一篇一般的小故事，成了一篇故事精品，在1987年第六期《故事会》上发表后，立刻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并获得了该年度《故事会》优秀作品二等奖。
将创作的故事先到群众中去进行一次演讲，其好处显而易见。
能够即兴地进行演讲，这是故事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重要方面”，被《故事会》编辑部开发到了极限的程度。这种作者与听众进行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还可以从听众面部的直接表情找到答案，察觉到故事效果的好坏。听众是眉飞色舞，还是无动于衷；是吃惊发呆，还是点头称是；是拍案叫绝，还是不辞而别。讲到哪里大家会哄堂大笑，哪里又会屏声静听；有谁在对此窃窃私语，又有谁按捺不住要发几句议论等等，通过察言观色就可以知道故事作品的好坏，以及发表后在读者中影响的程度。因此就可以在发表之前，对一些在演讲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修改，乃至于改变情节，修改细节，增删内容，直到你面对着的听众认为满意为止。
除此之外，演讲中听众的情绪有时也会触发作者的灵感，一些原来个人创作时冥思苦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和精彩场面，就会突然“跳”了出来，使故事作者获得异外的收获。
《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就是这样千锤百炼中变成了一篇篇的精品，从而使这本刊物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作为主编的何承伟，在工作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提高刊物的质量，在故事类报刊不断涌现的形势下，没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是不行的。要提高刊物的竞争力，就必须抓好编辑队伍的建设，使这支队伍成为一个坚强而有战斗力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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