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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次浪潮”（4）
应该说，对于编辑队伍建设，早在《故事会》创刊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早期的编辑李中法、钱舜娟、顾乃晴等，都具有较强的业务水平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为办好这份刊物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是，随着老同志的一个个退去，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期而至，接班的新编辑能否像前人一样地对待这份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首先是接班的编辑们大都是科班出身，过去从事的大都是与故事联系较少的别的领域的文学研究，对《故事会》这样的一本通俗性读物了解不多，因此在从事编辑稿件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再就是社会上对从事这本通俗读物的编辑工作也存在着某些偏见，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下里巴人”的工作，没有从事别的编辑工作高雅。
何承伟认为，有这些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解决这些思想，光靠说教是不行的，那就是让新来的编辑们多参加一些活动，使他们在工作的实践中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认识到这也是一门新的学科，只要认真地钻进去，同样也是大有前途的。
在各项活动中，编辑部都尽量考虑让老编辑带着新编辑一同参加。通过与作者的接触和共同探讨稿件，通过在深入到读者中听取意见，使编辑们重新地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广大读者对刊物的期望，从而加强工作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编辑队伍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对于提高刊物的质量至关重要，没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提高刊物的质量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刊物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质量的竞争；而质量的竞争其实是编辑人员素质、水平与人格的竞争。
在不断加强编辑队伍思想和业务素质的同时，《故事会》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用以保证刊物的质量。严禁采用关系稿，做到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规定，从主编开始实行。何承伟在其所负责的近三十年中，从未向任何编辑推荐过一篇“关系”稿子。
为了加强编辑部的内部管理，还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编辑制度。
在编辑用稿时，除严格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外，编辑还要认真填写对于作品的意见，这个意见包括作品的特点分析，修改建议，同时还要给作品“打分”。即编辑在审稿时得给送审的稿子分为A、B、C三级，A、B又有＋、…之分，而C仅作为备用。编辑部还规定，每期稿子均需有一定数量的B＋。何承伟即使后来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在终审时也同样地给作品进行“打分”，这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恐怕也为数不多。另外对于集稿、审稿、改稿、样稿与作图、划样、发稿、校样、清样等，都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性制度，这使《故事会》的出版发行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范大宇曾写过一个中篇故事，终审都已经通过了，正准备发排之时，编辑部收到一位名叫李民洪的一篇来稿，同样也是一个中篇，题目叫《温柔的陷阱》，编辑看了之后，认为比范大宇的那篇还要好，于是便决定采用李民洪的这篇稿子。可是，编辑部的用稿通知已经邮出，就此将准备采用的稿子压下来，从人情方面也有些说不过去，更何况范大宇这篇稿子的质量也是不错的。
编辑部在最后的研究中，还是决定采用刚收到的李民洪的稿子。道理很简单，编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把最好的故事奉献给读者。
中国期刊市场激烈的竞争，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有有了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才能编辑出高质量的作品，一本刊物才能获得高质量的生命。
鲍放收到一篇与众不同的来稿，稿子是写在一本工作手册上的，在这个小小的本子上，作者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很多地方连字迹都很难辨认。
在电脑打印稿件已经满天飞的今天，这样的来稿看不看呢？
为了不让一篇好稿从自己的手中流失，鲍放将这篇特殊的来稿采用了特殊的办法处理，当天下班后带回家去，在台灯下一页一页地认真阅读。读下来发觉这是一篇题材不错的稿件，只是在许多地方还得下大力气进行修改。于是她又每天埋头在这篇来稿里，花了很大的精力，终于将这篇稿子改成。然后再连同修改稿给作者邮去了一叠稿纸，让作者抄好后再邮到编辑部。
这篇稿件的作者是一位刚刚毕业的高中学生，当时在深圳特区打工。他收到来信后非常感动，立即将稿子抄好邮回。
这篇名叫《花开花落》的稿子很快就通过终审，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同年还获得了《故事会》优秀作品三等奖。
除了建设一支思想和业务素质过硬的职业编辑队伍之外，《故事会》还注意到组建一支来自业余的编辑队伍，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
《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开始于1986年7月18日，刊物创刊100期，在风光秀丽的上海樱花度假村的庆祝大会上，首次聘请吴伦、黄宣林、饶明华三人为特约编辑，并颁发了聘书。到了1990年第八期，特约编辑队伍中增加了吴文昶、崔陟、夏元寿。
特约编辑制度是加强稿件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有着职业编辑所没有的许多有利条件，他们是刊物的“第一读者”，了解读者的思想，可以将读者的很多希望带到编辑部，并很快地变成实际行动，使刊物能够紧紧地贴近读者。
而且，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大都是在故事创作上较有成就的作者，他们熟悉故事创作的手法，对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由于特约编辑不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壤，对自己的那块天地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情，因此在审阅稿子时，就会很自然地发现作者在作品中对于生活把握的能力，用以填补职业编辑这方面的不足。
1989年春天，编辑部收到一篇来稿，作者正在广东打工，名叫李早荣。七千多字的文章订在一叠横线纸上。这是一个农村题材，内容十分感人。看得出作者有生活，但他的文学功底较差，作品离发表的距离较远。编辑部不愿放弃这个作品，决定请北京的特约编辑崔陟出山，原因是崔陟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
这篇稿子崔陟以一个特约编辑的责任心，几易其稿，反反复复，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了近一年，最后将作品定名为《无悔的选择》，发表在《故事会》2000年第十期上，并获得当年的《故事会》作品奖，发表和获奖作者名字依然是原作者李早荣。
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一群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特约编辑和职业编辑很好的合作，使《故事会》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编辑队伍，对刊物的“生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西有一位经常担任这项特殊工作的肖士太，是一位很有功力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会》未聘请特约编辑之前，早就开始帮着刊物做这项“起死回生”的工作了。前面所写到的那个《故事会》发表的中篇故事《蔷薇花案件》，就是经他和黄宣林等“业余编辑”修改后，再由资深老编辑陈中朝和副主编吴复新几经研究修改才算完成。专业和业务编辑的这种合作，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为了不断地提高刊物质量，从2000年开始，编辑部又重新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审稿制度，就是在原有的“三审”制度之外，又创意地实行了“社外审稿制”。
何为“社外审稿制”呢？
那就是在编辑部将经过“三审”选下来的稿子，再送交出版社以外的有关人员审核。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是“审核”而非“审阅”，那就是这些社外的有关人员，必须对所发稿子的每一个细节进行生活和艺术的“核实”工作。我曾专门参加过一次这样的“社外审稿”小型座谈会，参加审核稿子的张道余等三名社外人员，在正式发稿前对所选的作品进行了最后的评判，提出补充以及批评意见，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稿子最后提出是否同意发表的看法，这些社外审稿人员的看法大都会被责任编辑采纳。
那么，这些能够参加“社外审稿”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员都是必须经过资格认证的。
他们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有四条：一是对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有很深刻的理解；二是有一定的故事创作经验，本人曾经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三是时刻关心全国各地与故事相关的刊物，了解当前故事发展的走向；四是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
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有一些稿件在讨论中，或因没有“挽救”的余地，或因在其他刊物上见到过，或因主要细节与现实生活出入太大，或因主要故事情节已经出现过，而被审核小组否定，有力地避免了作品质量的滑坡。
难怪担任了多年编辑工作的鲍放在采访时曾感慨地对我说，要在《故事会》上发一篇稿子，那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
生命诚可贵，《故事会》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珍惜着自己刊物的生命。
一本刊物要想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得到更大的发行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这个“自己的生命”便是刊物的独特个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本刊物保持了个性，就是保持了自己的生命；丢掉了个性，就是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纵观近二十年来中国期刊的发展，几次风云变幻，潮起潮落，那些在大潮中折戟沉沙的期刊，无一不是在残酷的竞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生命。
因此，面对着全国故事类报刊的大量出现，《故事会》这本老牌的故事期刊却能稳住自己的阵脚，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以不变应万变，一直处在全国故事类期刊发行数的领先地位。
刊物竞争的一个主要标志，那就是看其发行量的多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这对于像《故事会》这样类型的通俗刊物来说，表现也尤其突出。纵观《故事会》在如何正确处理刊物发行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上，是否可以仿照裴多芬那首著名的诗来作一个总结呢？这就是：
生命诚可贵，
发行价更高；
若为竞争故，
质量不可抛。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5）
3．在“半亩地”上耕耘
许多读者都曾好奇地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故事会》的刊名究竟是谁题写的呢？
为什么读者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仅仅从这刊名的题字上，《故事会》便显出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与其他的故事类报刊严格地区别开来了。
美术编辑李宝强向我回溯了当年的情况：
1980年的一天，上海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听见房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她站起来走了过去，轻轻地打开房门，见一个年轻人正站在自己的家门前。
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李宝强，是《故事会》的美术编辑，今天有事专门来找她。
周慧珺不觉有些疑惑，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故事，《故事会》——自己与她有什么关系？
这位著名书法家怎么也没有想到，从这一天开始，自己就与这本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宝强坐下后，便与她闲聊起来。
在闲聊中，李宝强向后来担任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周慧珺介绍了《故事会》的情况，最后怀着十分尊敬的语气对她说，《故事会》已办了多年，考虑到刊物发展的需要，想改换原来的刊头字体。经过编辑部大家共同商量，决定请一位书法家重新题写刊名。《故事会》的刊名题字，要能够体现刊物的办刊宗旨，一致认为你的字苍劲有力，字形漂亮，大方易辨，因此想请你给刊物题写刊名。
周慧珺听后当即答应，让李宝强过几天去取字。
几天之后，李宝强又来到周慧珺家，将写好的刊名拿回编辑部。
当编辑们展开这幅刊名的题字时，眼前顿时一亮，齐声叫好。
如果我们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个人，那么这刊名的题字就是一个人的帽子，这顶帽子是否适合，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1981年第一期，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刻”进了《故事会》发展的历史。
当时给的是十六元人民币。
现在这三个字已经关山飞渡，从黄浦江畔走进了海内外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心中，只要看到这三个熟悉的字体，一种亲切感、亲近感便会油然而生。
这三个字，而今成了“金不换”。
适合刊物办刊宗旨的刊名题字，就是刊物的一张名片。为了突出这张“名片”，李宝强在后来的设计时，又在这三个字的后面加了一道红色的底衬，将这三个字的笔锋按照光的投射，用白色为底色，逐渐地显现出明暗相间的立体感，使这三个字更加显得厚重，如同三个刀刻的铜字，镶嵌在这本刊物上方十分显眼的位置。
这就是《故事会》所刻意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美术效应。
这使得《故事会》与那些“亲兄弟”们很自然地就区别开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本刊物的胜利，说到底是创新的胜利。没有创新，只是一味地“学习”、模仿、照搬别人的东西，这样的刊物就会逐渐地失去自我的位置。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办刊中认识到，一本期刊的内容、艺术风格，以及用稿标准、插图、排版等等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是其他刊物所不能代替的，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故事会》是一本以文字为主的刊物，美术则成了刊物的“半亩地”。可是这“半亩地”却随时都代表着刊物的脸面，代表着她与别的“亲兄弟”之间的区别，精心在这“半亩地”上耕作事关重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期刊都很热闹。
国门初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各种期刊的编辑们率先接触到了海外的杂志。这种新奇而陌生的外来期刊，对于编辑们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模仿也是快速的。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大批刊物就迅速地改头换面，纷纷在刊物的封面上打出了巨大的“靓妹”头像，或者是轻纱一条半肩裸露，或者干脆就拉去了那条轻纱，亮出诱人的丰乳肥臀，以此来亲近读者，拉读者“下水”。这些刊物往书摊上一放，显得很性感，很新潮，很刺眼，可是仔细一看，却又叫人发愁，这些封面大都雷同，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靓妹的大海”，就是一个展示丰乳肥臀的肉铺，再细心的读者也很难从中找到他们各自的特色。
如果我们仍然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人的话，那么封面也就是这个“人”的脸，如果大家都成了“靓妹”，这个中国期刊的世界不是太单调了吗？
李宝强是一个本来就很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不能让自己担任美术编辑的刊物也成了无法让人分不清的“靓妹”，必须得让这本刊物在美术设计上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
《故事会》的封面过去多年以来都是采用套色木刻，虽然画面比较生动，能够贴近大众读者，在那个时代对于刊物起了很好的衬托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再坚持原有的套色木刻，就无形中逐渐地脱离了读者正在日渐提高的审美需求。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6）
1993年，何承伟召集编辑们共同研究，形成了一个共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质变和飞跃，人们不但对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的要求提高了，讲究包装，讲究美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品味、格调也要求上档次。如何适应新生活的变化，《故事会》也应该改革设计，而不能稳坐钓鱼台。
编辑部首先决定对刊物的封面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