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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一位有前途的故事作者，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被无辜地打下去。钱舜娟又跑到市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再次来到黄宣林的单位。
就这样，老编辑钱舜娟冒着当时的政治风险，将“反革命”黄宣林“借”了出来，让他在这种高压的政治气候下，仍然坚持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
为了让黄宣林体验生活，掌握素材，钱舜娟带着这个“借”出来的“反革命”，从上海来到南京，找到江苏省军区的领导，再通过省军区的介绍来到江苏海安，在这里对当年参加过黄桥大战的老战士和当地群众进行采访，搜集故事素材。
这时的黄宣林从心眼里感激《故事会》的编辑，感谢他们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伸出的有力之手，使自己能够从政治旋涡中解脱出来，潜心从事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这段时间里，他跟着钱舜娟下田间，进茅屋，不辞辛苦地采访，晚上回来，常常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写到深夜，很快就写出了故事《黄桥之战》……
当我在上海的一栋公寓楼里找到黄宣林的时候，他正在电脑前“敲打”他的“故事”。一说起《故事会》就显得很激动。谈起这本刊物四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对于建设“子弟兵”的情况，他都如数家珍。直到暮色将近，仍然意犹未尽。从他滔滔不绝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很爱这本刊物的，他说：“当年何承伟听说我有一个好故事，就从城里专门跑到杨树浦的第十二棉纺厂来，听完后又与我共同研究，如何将这个故事写得更好。说句心里话，自从有了《故事会》，才真正地给口头流传的这种文学形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培养“子弟兵”，编辑部必须有胆有识的才行。
有什么样的作者队伍，就会办出什么样的刊物。
要办一本高质量的刊物，没有一批高质量的作者，那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5）
1985年，还是那个“反革命”黄宣林，写出了一篇名叫《服服帖帖》的故事，在发稿时竟引起了争议。
故事说的是有一家工厂，共有一百零八名职工，其中有八名是共产党员。不久，这家工厂倒闭了。一位决定承包这家工厂的人，他要了一百个职工，惟独不要那八名党员。理由很简单，这家工厂过去是你们八个党员一手办起来的，但又是你们几个人把这家工厂给搞垮了，原因是你们已经腐败了，因此不能要你们。后来这八名党员联合起来，自己出资办了一个商店，精打细算，严格管理，很快就赢利。事实再一次教育了大家，后来这位承包人又将这八名党员请了回去。对他们在企业里所起的带头作用的确是“服服帖帖”。
故事引发的争议是很明显的。
这样的作品发了后会不会给《故事会》带来麻烦？
《故事会》历来的风格就是贴近群众生活，不去靠那些所谓的“热点”、“焦点”吸引读者。这样的一篇故事发表了，叫不叫跟“热点”、“焦点”呢？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呢？但是，如果作者写了一篇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故事不能发表，不但对鼓励作者写出好的作品是一种“无言的打击”，同时对于提高刊物质量也是很不利的。
稿子送到主编那里，何承伟看后同意发表。
1985年第二期《故事会》发表了黄宣林的这篇作品，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故事不但在很多企业和群众中传讲开来，同时《华侨报》很快又进行了转载。黄宣林原来是怕不能发表的，结果不但发表了，同时还产生了反响，编辑的胆识给他的创作以极大的鼓励，从此他更加深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写出了很多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优秀故事。
张道余、蒋桂福、陈文彩都是《故事会》创刊初期，就在上面发表过作品的老作者，也是《故事会》老一代的“子弟兵”。
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几经磨炼之后，对故事的创作已相当熟悉，写出的故事也生动，用不着像当年培养《母女会》的作者吕燕华那样，由编辑住到家里，手把手地教写作，一个一个地改错字。也用不着像夏元寿初期那样，一点一点地开始起步。老编辑顾乃晴、钱舜娟认为，必须让他们的故事到群众中去讲述。
这是《故事会》从开始就形成的传统，故事一定得先到群众中去讲述，要求故事作者既要能写故事，又要能讲故事。
这可难住了几个“秀才”，因为他们虽然熟悉新故事的形式，又长期生活在基层，熟悉群众的语言，但是却不善于讲故事。
怎么办？总不能赶着鸭子上架吧。
像吴文昶、黄宣林那样既能写、又能讲的作者当然很好，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和特长，怎么能统统都一样呢？如果都这样一个条件，一个模式，那不是会使很多优秀的故事作者被“流失”掉吗？为了培养作者，也为了使他们的故事更加精彩，顾乃晴、钱舜娟等几位编辑，就采取了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在他们写出初稿之后，顾乃晴、钱舜娟等编辑就乘长途汽车赶往他们所在的郊县，在乡村昏暗的灯光下看完初稿，提出一些意见让他们修改。
稿子改完之后，两位编辑就让他们去请来乡村中善于讲故事的故事员，再召集一些当地爱听故事的群众，让故事员将这些故事讲给群众听。
当故事员在上面讲的时候，编辑和几位作者都坐在下面听，他们都如同赶考一样的紧张，总是不停地观察听众的反应，得到听众对这些故事的直接反响。故事员的口述，往往更丰富了故事的细节和口头语言，编辑和作者很自然地将丰富了的部分吸收进作品里。故事结束后，编辑又根据听众提出的不同意见，请作者再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使其更加完美。
就这样，另一种类型的作者队伍建立起来了，他们埋头创作，然后又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别人讲自己写的故事，从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营养，使自己的作品越加生动、有趣和成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编辑的指导和群众的帮助下，先后创作了《两个稻穗头》《一只鸡》《老队长迎亲》《说嘴媒人》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为《故事会》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波浪翻滚的江面上，一只木排正犁开千顷碧浪，如同一支离弦之箭飞冲向前。雄壮粗犷的放排号子从放排工人们的口中喊出，惊得山鹰在两岸不停地盘旋……
这是庄良勤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故事演讲中所描绘的一段情景。
庄良勤所讲的故事名叫《闯滩》，说的是一群放排工人，进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前，在青龙滩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故事。由于场面新奇，环境独特，故事生动，对于久居都市的上海听众尤其具有吸引力。因此他被邀请到上海各地前后一共讲了四百多场，听众几乎是场场爆满。
后来，庄良勤又被推荐进京，参加全国部分省市的故事调演。这个生动的故事，在首都的演讲中再次获得成功。
有一天，突然有两个人找到庄良勤。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革命故事会》的编辑，男的名叫顾伦，女的名叫钱舜娟。他们说听了《闯滩》这个故事，认为很生动，想将他创作的原稿带回去在刊物上发表，让全国更多的“故事迷”能够读到这个故事。
庄良勤是当时物资局下面木材公司的一名职工，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外面的江河上闯荡，对于放排工人的生活十分熟悉。可是，这位故事讲得很生动的人，却不太会动笔。他不好意思地对两位编辑说，他没有稿子，手头只有一个乱七八糟的草稿。
两位编辑有些不太相信，讲得如此生动的一个故事，竟然没有成形的稿子？问了半天，仍然是只有那个“草稿”。
没有办法，两位编辑只好将这个“草稿”带了回去，如同读天书一般一个字一个字地将这篇故事整理出来，再经作者过目后，就在刊物的头条位子上发表了。
当庄良勤手捧着这本刊物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个从小就在水上漂流的木材公司职工，竟然一下子将口头常讲的故事，变成了厚重的铅字，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口头传言的故事变成了文字啊！
这是又一种类型的作者。
这类作者与前面写到的作者完全不同，他们大都有着丰厚的生活基础，同时还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口头故事讲得也很生动。但是，他们缺乏文字上的表达能力，缺乏对故事的一些基础理论和创作常识的了解。只要给他们补好这一课，就有可能从中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故事作者。
顾伦、钱舜娟以后就介绍庄良勤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故事沙龙，与一些有创作经验的故事作者经常接触，听他们谈创作的体会和技巧。凡是有故事方面的辅导课都通知他参加。只要有时间，编辑们就会找到他，问他最近有什么新故事，就是没有新作，也一同与他讨论手中掌握的素材，手把手地教他写故事。
有一次编辑部举办创作笔会，同样通知庄良勤参加。
在这次笔会上，庄良勤听了许多故事作者谈的创作体会，又听了一些高校故事理论专家们上的理论课，对故事创作有了更深的了解，便同大家一起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创作。
那时正是全国上下“清除精神污染”的时期，有人反映上去，说编辑部在这次笔会上大讲“鬼”的故事，大肆宣扬封建迷信。有人就劝何承伟这样的笔会不要办了，或者等风头过了再办也行。何承伟则摇摇头说：“心中无鬼，怕什么，为了培养故事作者，我们要继续办下去！”
这件事情给庄良勤以极大的震动，在那个年月里，谁敢担这种无辜的政治风险？如果自己不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故事来，怎么对得起这些真诚而善良的编辑呢！
这样的一类作者也能培养吗？
这些作者大都是工厂的工人或农村的农民，每天都从事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业余时间，他们经常会约几个相好的朋友，聚在一起讲自己见到、听到、或者是口头即兴创作的故事，逗得大家开心一乐。他们的这种口头创作完全是无意识的，但是里面却有着无数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
刚创刊不久的《故事会》，就把目光盯住了这个特殊的创作群体。
现在年已七十的故事作者孙炳华谈起那段岁月，致今仍难以忘怀。
孙炳华那时是工厂里的一名工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因为从小就喜欢文艺，所以只要一有时间，就爱约上几个朋友在一起讲故事，有时也到工人俱乐部去讲。由于他讲的故事精彩有趣，还得过上海市故事会讲的奖励。
孙炳华的故事，大都是讲前在脑子里“编”出来的，也就没有一程不变的情节。他经常是根据听众的需要，不断地在脑子里进行修改，不断完善，因此他的故事也就越讲越有趣，越讲听众也越多。
有一次他讲完故事后，一个女同志找到他，希望他能将讲的故事写成稿子。
可是，孙炳华不觉有些为难，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写故事。他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就是写也写不好。
过了几天之后，那位女同志来找到他，请他到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去一趟，并明确地告诉他，希望他能去讲几个故事。
孙炳华的故事，过去在工厂、学校以及工人俱乐部都讲过，到文艺出版社去讲故事这可还只是头一次，那里全是些有知识的文人，自己一个文化不高的人去能讲好吗？
孙炳华到了之后才发现，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台需要一个人才能挑得动的苏式录音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罕见的宝贝。那位女同志让他坐在话筒前，叫他不要紧张，就照平时一样讲他的故事。
于是，孙炳华口头上所讲的故事第一次被录了下来。
不久，他就收到了两期不同的《故事会》样刊，他讲的那两篇故事，都被发表了！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几次来找他的女同志，就是《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他发表的那两篇作品，都是她根据录音，一个字一字地记录下来，然后又经过她和其他编辑共同的加工修改后才正式形成的。
编辑的这种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孙炳华。
以后，孙炳华又曾多次被邀请参加《故事会》的各种创作笔会，听了许多专家的讲课，开始自己动笔从事故事创作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他曾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大量故事和小品，有的在上海市的故事评选中还获了一等奖。
就这样，像孙炳华这样一批开始时连草稿都不会写的故事作者，经过编辑部的不断培养和编辑们的言传身教，在自己的努力下，终于登上了故事创作的圣坛，成了《故事会》又一批实力雄厚的“子弟兵”。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6）
3．创办“黄埔军校”
金秋十月，远在太原的徐洋，突然收到《故事会》编辑部从上海邮来的信件。
拆开信一看，不觉喜上眉梢。因为信中编辑部邀请他去福州参加故事创作研讨会。
他还未来得及往下看，不觉又犯起愁来。因为他过去写过小说，写过剧本，对于这个圈内的情况太了解了。他过去所遇到的一些研讨会，大都是由作者本人出钱，或者找一个“冤大头”作为赞助单位，明里暗里张落个半死，然后才东拉西凑地请了几桌人，大家在一起排排坐，喝几杯上好的龙井茶，会场上便都是一片赞扬之声。接着就开始碰杯喝酒，一个个面红耳赤，临走主人还得给这些人打点好，吃了之后还得让他们拿一点“意思意思”，这样会议才算是“功德圆满”。
而一些刊物所办的“笔会”，除了与会者自己出路费和食宿费之外，一到目的地，开口便叫你先交上数额不低的听课费、资料费、服务费、奖品费等等，令那些自费的与会者汗毛倒立。
《故事会》会不会也玩这样的“游戏”呢？
可是，等他接着往下看时，不觉一阵高兴。因为这封信中已明确地说明，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一切费用，全部都由《故事会》承担。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馅饼来了！
徐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自己在《故事会》上还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怎么会有自己参加的份呢？更何况一切费用均由《故事会》来负责，这简直就是有点“天方夜谭”了。于是拿起电话的话筒，立刻给编辑部打电话，询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那头接电话的是编辑部副主编吴伦，听了后不觉哈哈地笑了起来，连忙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没有错，没有错。”
可是，令徐洋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当他赶到福州报到之后，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作者，大家在一起讨论他还没发表的《地震风波》《雇客杀人》《老虎出笼》三个故事。
徐洋一下子呆住了，直到会议开了都还未曾反应过来：原来，《故事会》出那么多的钱，从全国各地请来了那么多的作者和专家，都是来给自己开作品研讨会的，而这些作品都是未曾发表过的呀！
《故事会》就是这样创办着自己的“黄埔军校”。
这对于任何一个刚刚起步的故事作者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通过这种研讨会，使一些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在集体的帮助下，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获得了一种在孤军奋战中无法得到的收益。
编辑部在长期的办刊中深刻地认识到，一本刊物如果没有一批具有很强创作实力的贴心作者，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骨干队伍，再好的创意和构想都无法实现，要想办好一本刊物的愿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随着故事类报刊的不断涌现，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这场无情的竞争就像打仗一样，谁有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铁军，谁才能有胜利的把握。
要想建设一支铁军，关键就是人才。作为一本刊物来说，人才应该是那些能够不断地为自己提供优秀作品的作者，是那些为提高刊物质量不断做出贡献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一本期刊赖以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