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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对此深信不疑。但他们也不乏自己的认识，他们认为，生肖文化虽然是一门古老的民俗文化，但对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民族来说，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精神作用。于是，他们以“弘扬生肖文化，重铸民族精神”为己任，本着“崇其性，爱其形，蕴其情，启其人”的思想原则，选择生肖篆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开始长达16年的探索之路。
我很赞同陈冠英、张维萍对“祟其性，爱其形，蕴其情，启其人”内涵的阐释。他们当然比我更看重他们把具体的解释简洁加以概括，印在其《陈冠英、张维萍生肖篆刻艺术》丛书的扉页上——
崇其性：民族的精神，人民的心声。和合凝聚以良知，熔铸肖魂。
爱其形：情人的眼睛，艺者的悟性。精雕细刻靠修养，为肖传神。
蕴其情：理念的寄托，善美的追寻。以心换心用真诚，体味人生。
启其人：传统的呼唤，时代的使命。自尊自信尽责任，弘扬文明。
关于生肖的奇文趣事，古往今来，不管是在文字的记载上，还是在民间的口头表达中，几乎可以用满目皆是来形容。作为在生肖篆刻上独树一帜的艺术家，陈冠英、张维萍夫妇自然在他们的记述中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故事，不过他们的故事已经不是道听途说的原始记录，更多的则是经过他们提炼、加工、考证、升华后的结晶。
仅以肖鼠为例。我这里绝没有按子鼠为先的意思。在采访当中，我曾问过陈冠英这个问题。他一听，笑了。他说，凡是跟他交往的人，几乎人人都向他问过这个问题：十二生肖中，鼠的体型最小，且又是人们最讨厌的动物，但它为什么却偏偏排在首位？这个话题千百年来一直令人费解。但人人又都想知道。
原中宣部副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即属鼠。关于肖鼠，他在致陈冠英、张维萍的一篇文章《鼠者曙也》中说：我对生肖文化素无研究，读陈冠英、张维萍伉俪《十二生肖篆刻图》并诸家论述获益匪浅。得知对生肖属相来源于古籍中多有涉及，民间自古更有多种神话传说。关于首鼠的传说之一，是说它在“洪荒时代，大胆咬破天体，天地一分为二，从此人间结束黑暗，有了光明”。我本人属相为鼠，因力微才疏，自知不伦，但却心仪此说。愿借此激励心志，助我常念勿负先辈开辟的人类曙光。
著名散文家艾煊亦属鼠，在他的眼里肖鼠是《慧鼠》：鼠年出生的孩子，一出世便命定要终生与鼠为伴，有一种奇特的、传统的、难分难解的缘。在凡人看来，鼠是吃粮食、咬衣服、啃书的害兽。但在术数家的眼里，力弱势微，善于趋吉避祸的鼠，聪慧、灵敏、狡猾、机警，被确认为人的十二属相之一。术数家们把十二种动物，配上十二地支，就构成了十二生肖。在科学发展水平如此之高的今天，流传了两千年之久的属相之说，仍以传统风俗的面貌，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鼠的名声不好，作为小偷、捣蛋鬼，这个坏名声已流传久远矣，几千年？几万年？但从汉代以后，它又被术数家视为机灵的慧鼠。同样一只鼠，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事物的属性是多元的，只要调换一下视角，宇宙便显示出了无限的丰富性。变换视角，可以看出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万花筒，则是另一种观察事物的方式。一只长形的圆筒，筒里支撑着三块同样大小的长镜，再塞进一小撮彩色的碎纸屑。圆筒轻轻一转，筒内便展现出万紫千红、色彩斑斓、无穷无尽的丰富的变化，并非社会的能动变化，质的变化。但不得不承认，视角不变，千变万变的万花筒，也会使人不由得不眼花缭乱地跟着变。作家观察多元的世间事物，该用什么样的智者眼光？
“生肖第一，非鼠莫属。”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安排。陈冠英、张维萍夫妇能这样认同吗？陈冠英说，在艺术领域中很难用“好”和“坏”、“益虫”和“害虫”这种简单的概念来判断是非。肖鼠为十二生肖之首，其传说中的原因有60多种。
有一种说法，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是按照十二种动物的足趾奇偶而参差排列的。据说牛是四趾，为偶。从牛至猪，一偶一奇，依次排列，只有鼠特殊，其前足四趾为偶，其后足五趾为奇，它奇偶占全，不便安插，故于首位。可是有人会问，它为什么不排在末位呢？这种过于较真的问法显然没有多大意义。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十二生肖排列顺序是按十二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及活动的时辰来安排的，此说法属人为的臆说断想，很难让人认同。
我也基本接受陈冠英如下的说法：十二生肖鼠、牛被排在前列，与早期人类的生殖崇拜有很大关系。原始社会，特别是在摄取经济时代，人类自身的生产对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个时代，劳动工具极为简陋，劳动生产率极低，而狩猎和渔猎生产又需要集体的力量。另外，与自然灾害做斗争，抵御外敌侵袭，也需要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因此，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据研究表明，原始社会人口的死亡率高达50％；旧时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1．5％；新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4％。与此相伴的是，原始人类的平均寿命很低，根据多种估计推测，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初民们的平均年龄在20—30岁之间。可以想见，原始人类只能以增加出生率来求得和扩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因此，人口问题在原始社会生活中成了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延续的根本大事。这就导致原始人类产生了炽盛的生殖崇拜。从时间上说，生殖崇拜一般先于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生殖崇拜的直接发展，也是一种特殊表现，属于生殖崇拜的第二阶段。伏羲、女娲的传说，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说：“女娲本为蛙，蛙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发展为女性的象征，尔后再演为生殖女神。伏羲也许本为蜥，蜥及蜥蜴，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又发展为男性的象征，尔后再演为男性生殖神。”古人之所以奉伏羲为“春皇”，原因即在于他是一位生殖繁育之神。由此，才称其为人类始祖。鼠可以说是最小的哺乳动物，但是其繁殖力却大得惊人，在十二生肖中名列第一。先民们为了祈求自身的繁衍，便把目光投向了鼠，以鼠为图腾，希冀为人口的繁殖带来好运。这点在《诗经·周南》的“螽斯”篇中也可得到证明。“螽斯”篇是一首祝颂妇人多子多孙的诗。螽斯即蝗虫。由于蝗虫的繁殖速度快，繁殖量大，所以诗中盛赞了蝗虫的这种繁殖力，对蝗虫大加崇拜。其诗言：“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鼠图腾在民族史料中并不少见。据陈宗祥考察，西康傈僳族鼠胞族衍
生了松鼠、花耗子、田鼠、臭耗子、长耗子、小眼睛鼠、粗毛鼠、钻土鼠、贼精灵鼠和好吃鼠等十二种鼠氏族，可见鼠的繁殖力之大。古代西城有鼠王国，南朝宋刘敬叔《艺苑》卷三：“西城有鼠王国，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大鼠头悉已白，然带金环枷。商估有经过其国，不先祈祀者，则啮人衣裳也。”1990年，斯坦因在新疆丹丹乌里克的寺院遗址中，发现几块版画，画正中有一奇异的鼠头人身的神，大概即是古代鼠王国的图腾神。西非特拉人的猎人、栗鼠传说中这样描述：一猎人获一栗鼠，取之归家，其妻悬之于灶边。不久，猎人之妻忽逝，栗鼠变身为一妇人代猎人理爨事。事毕，复归栗鼠形。猎人返，栗鼠又忽变为妇人，被猎人发现。乃对之曰：“畜兽！汝取人形出现于我前，我已知之。唯我不欲汝再变兽类。我爱汝，从今起汝为我妻。”栗鼠曰：“但我有一条件，从此汝勿称我为兽，盖我已人类矣。若应允则可成夫妇。”于是猎人与栗鼠结婚。此即今栗鼠家族也。另据岑家梧在《图腾艺术史》中说，栗鼠为男根的象征物，原因有二：一是鼠类繁殖力最强，二是鼠类善于钻洞（洞为女阴之象征）。可见，把鼠排在十二生肖之首，实在与我们的先民对生殖崇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正是基于关于肖鼠的种种传说、论证，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在制作鼠印的构思上，充分考虑鼠的动物之趣，着重突出鼠咬天开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印石大多以宇宙大环境为背景，以天体流云相衬托，勾勒出了破混沌的气氛。此时的鼠不再是贼眉小眼，而是夸大了听觉和视觉器官，放大了头部与全身比例关系。同时，对其又长又丑的尾巴加以美化，或蜷曲，或上翘，或遮掩，或变形，渗进了不少松鼠的形态，夸大了其蓬松美丽的长尾，给人以美感。为了体现鼠的迅速、应变的能力，造型大多采用动势。在印章的边缘，剥蚀残破，以此体现自然，融情于形，寓意鼠咬天开之气象。
乙篇 艺术之境
在正式到天水采访陈冠英、张维萍夫妇之前，我曾经犹豫过，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你懂得生肖的奥妙吗？你对篆刻知道多少？你能将生肖和篆刻结合的这门创新的艺术写明白吗？注意，我用的是写明白，而不是写好。可以想见，在到天水前的一段日子里，我肯定要翻阅一下有关生肖和篆刻方面的书籍。多年的记者工作告诉我；采访前一定要多占有背景资料。即使如此，当我踏上西去的列车，时，心里还是感到没底。
我只能拿艺术就是感觉那样的话稳定自己。
陈冠英和张维萍夫妇执意要搞生肖篆刻艺术，决不是什么空中楼阁。陈冠英同张维萍是青梅竹马般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们都是1942年生人，属马。从小学到高中，他们一同在天水市甘谷县度过童年，读完中学。他们的父亲则是都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大夫，母亲又都是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小时候，陈冠英家住的院落里，有一位收藏家，家里有很多字画。只要有空，陈冠英就跑到那里去看字画。等到了初中，他便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女同学张维萍。他哪里知道，张维萍对书画艺术的喜爱一点不比他逊色。就这样，他们俩由一般的对书画爱好，逐渐演变成对书画艺术创作上的追求。等到中学快毕业时，他们在学校里的几位包括一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老师的指导下，其所创作的作品竟有几分专业水平了。当时，他们俩抱定一个目标，一同考取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陈冠英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学校领导突然找到他，提出由于学校美术师资紧张，希望他放弃深造机会，留校任教。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陈冠英难住了。这时，他唯一可以商量去还是留的便是张维萍。
“去留你自己决定。如果你不去深造，我可以帮助你联系上函授，我也会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一向矜持的张维萍很明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时的她对陈冠英心里已经打了谱——非其不嫁。
就这样，陈冠英失去了上师大的机会，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先后在甘肃师大函授四年、在陕西美院进修二年，并拜著名画家阎松父等人为师。终于学有所成。在我和陈冠英的接触中，我能感觉到，陈冠英是个很聪明的人，当然他的聪明不是为蝇头小利，而是心存高远，具有远大志向的那种人。当了几年美术教师后，陈冠英调到县商业局任副局长，后又坐起县文化局长的位子。回忆起那段日子，陈冠英说：“当老师，使我有时间大量的钻研诗书画印；当商业局长，使我有机会利用采购的空隙到全国各地美术院校去欣赏名书名画、拜访名师大家；当文化局长，使我能协调、整合各方面的文化资源，坚持拯古老文化于濒危、弘扬地方文化之特色的宗旨，从民间文化这个宝库中去感悟生活，提炼艺术。”
陈冠英书法自成一家，其字体以汉碑为宗，糅进篆法魏意，遒丽清新；他的国画既有传统意蕴，又有现代风范；他的印刻立意高雅，古拙深沉；其工艺设计100多件在省级1）2 1…_出版，多件曾获全国大奖，特别是其学术论文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上发表，他被称为学者型的艺术家。张维萍在就读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期间，就赢得了“陇上才女”的美誉。她除系统学习中国画创作，打下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外，还师从著名篆刻家丁希农先生研究古文字学、金石学。其艺术功力深，涉足宽，造诣高，成果丰。早在1981年，甘肃省政府曾抽调她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进行美术创作。张维萍在艺术创作上涉猎广泛，善于从各门艺术中汲取营养，其工笔白描、写意花鸟、诗文篆刻、剪纸摄影、民间美术都有不俗的表现。她的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及全国性的展出并获奖，多种报刊加以介绍，同时被日本、韩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收藏。1980年，由赵朴初先生题字的《大象山》出版。之后，由启功先生题字的《大象山白描花卉》出版，书画名家胡絮青、田世光、刘力上、俞致贞等分别给予高度评价。1990年，中央电视台《祖国各地》栏目专题播放了她主办的民间美术陈列馆，对其研究、弘扬民间艺术的精神高度赞赏。1994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冠英、张维萍书画艺术》，业内人士称他们“诗书画印，相得益彰”，赞其生肖篆刻作品“方方见功力，刀刀寓深意”。
这种资料性的一般介绍，在读者看来是乎淡的。但我如果不这样集中地加以介绍，读者或许就很难理解这两位伉俪艺术家为什么选择了生肖篆刻这门充满创新精神的艺术形式。陈冠英对我发自肺腑地说：“我和维萍选择生肖篆刻这一艺术形式，就是想把我们从艺多年的经验和体会进行尝试性的总结，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同时又想把它作为一种‘传统美德的载体，精神灵魂的象征’，来抒发感情，寄托情思，唤起更多的人共同为重建一种现代化的民族魂去呼吁，去努力。”
现实生活中，人选择一个目标很容易。但要完成这个目标，却是很难的。甚至在选择的一堆目标中，也未必能实现一两个。就说生肖篆刻，创作者必须具有很专业的综合艺术，既包括诗书画印，也要融入宗教、哲学、美学、几何、数学、历史、民俗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章法。章法，在印学中最吃功力，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制印章法并非机械排版布局，而是在其中充满了朱白、有无、疏密、聚散、纵横、往复、平奇、正侧、高低、俯仰、方圆、刚柔、开合、争让、松紧、强弱、虚实、动静等对立统一和相互生发的美学形式辩证法的巧妙运用。陈冠英、张维萍夫妇深谙其个中奥妙，在每一种、每一枚生肖篆刻上都匠心独运，如方鼠、圆龙、三角羊、半瓦当狗、菱形猪——从而使每一种生肖的构形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著名作家萧乾说：“千二百方印足可见你们印外之印的功夫，说实在话，没有学者的积累和思维，光靠某一方面的艺术技巧和经验，要想完成这一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在制作《百龙飞升》时，其印方形状呈圆形，除取圆天之意，更主要是象征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陈冠英、张维萍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龙已不再是皇权的象征，而是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精神符号。龙在今天除了具备滋润万物的期盼之外，更应昂然腾飞，成为激发中华民族创造活力的精神象征。但是，要塑造大量生动可感的“龙”像，谈何容易，为此，他们俩除在一些古籍中约定俗成的程式图案里进行挖掘外，还不断地到民间进行走访，从龙灯、龙船、脊兽、剪纸等形象中去体悟龙神。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说：“龙者，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民间则有“九似”之说：“头似马，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民间还有谚语：“龙脸愁地像，出现必升降，龙身遍体甲，其数便无量。”这则谚语既阐述了龙的形象，又道出了其飞升本性。在如此的飞升降雨的祝愿里，陈冠英、张维萍不着意刻画细节，而力求简约意长。比如飞龙的气势，团龙的凝练，生龙的蒸腾，游龙的雄强，卧龙的沉静，开口龙的勇猛，闭口龙的深沉——这些生动的态势，将肖龙高度艺术化、浪漫化和人性化，从而注入了人类无尽的情思。在印章边框的处理上，充分给龙一个飞升的空间，在开放与封闭之间，使龙尽情尽致